刘永佶:“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在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潮流之前,即16至18世纪,地球上却发生着与之相反的交流,即“东学西渐”。对此知晓的人不是很多,因为西方人很“实用”地忘记了这个事实,而中国人也未能对此进行系统的探讨。

  对此,法国的艾田蒲(1909-) 于1988和1989年分别出版的两大卷《中国之欧洲》( 河南人民出版社1 994 年出版汉译本) ,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国学者中,朱谦之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较早的一部,后有谈敏所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此二书偏重哲学和经济学,但却对这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现在,看到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学西渐丛书》,感到相当的兴奋。该丛书已出版7 部,其中,包括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还有新著《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

  在文明的演进中,人类是趋上、趋前的。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洲,在文明的发展中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距。而他们向中国文明的学习,与后来中国人接受欧洲文明的顺序是相似的,即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

  不过,与中国人“鸦片战争”以后接受西方文明,即所谓“西学东渐”不同的是,“东学西渐”并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此时的欧洲,封建领主制的统治本身,已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争夺霸权,与中国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类似。为了争霸,就必须加强实力,但欧洲诸国的办法不像中国历史上诸侯那样,以“耕战”,即以发展农业为主,而是发展商业为主;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强调教徒的个性和自由,反对教廷及其分支机构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东学西渐”,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即设法学习中国的先进文明,以增强国力,并突破天主教的专制。

  “东学西渐”的过程,是与欧洲的社会变革过程统一的。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愿意接受中国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在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方面,封建统治者( 包括教会) 对中国是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他们知道若引进这些势必危及其利益。主张引进并改造、吸收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是代表新兴资本势力的变革者。也正是随着社会变革的进行,他们才逐步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引进和改造,这同时也就变革了欧洲本身的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欧洲也由此而发达。

  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对于先进文明的追求,是各国、各民族所共同的,但对先进文明的学习和引入,又要通过各国、各民族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的斗争,即在社会变革中才能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社会变革,不仅不能学习外部的先进文明,而且连本民族的文明也会在保守中衰落。

  在“东学西渐”的时候,中国这个创造了先进文明的大国,却因自身的保守正处于衰落之中。从郑和的既无军事又无经济目的的航行以后,中国的明清两代四五百的时间内,由巩固集权官僚制度而生的保守势力,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变革,文明基本上停滞不前。直到在社会变革中吸纳、改造从中国引入的文明和制度因素而发达了的欧洲列强,又反过来以武力侵略中国时,中国人才被动地意识到自己的衰落,并由一部分先进分子倡导变革,开始向西方学习,中国才从停滞中走向新的进步。这就是“西学东渐”的过程。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西学东渐”只是外因,内因还在中国社会的矛盾。如何发动中国社会内在的进步势力,变革与现代文明和文明主体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旧制度、旧文化,这看似简单明了的道理,实行起来却相当困难、相当复杂。旧制度、旧文化所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也正是为了保守这部分既得利益,他们坚决地反对变革,也不会容许“下等人”取得政治、经济权利。

  从本套丛书所记述的“东学西渐”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西学东渐”是落后者向先进者学习,发展并创造文明的必要过程。虽然承认这一点有些让人难堪,但又是不能不承认的。而承认了这一点,并不是“全盘西化”,即不能把西方的一切都照搬过来,中国也不能“化”成欧洲、美国。但又不能因此而排斥西方先进的东西,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分析,从中找出与人类总体发展规律相统一的一般因素,加之改造和吸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根据中国实际的矛盾,形成变革的思路和策略,并由此而发动民众,对旧势力的保守进行斗争。

  100 多年的中国社会变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历史使命远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系统地探讨200 年前欧洲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东学西渐”,是很有意义的。尤其重要的是,读这套丛书,可以增强我们变革和发展的信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学西渐》这套丛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

  ( 刘永佶: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转载自新思维

  作者:刘永佶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思想学术 » “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