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中国近代统治阶级的现代化:政治路线与意识形态

  在20世纪的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兴起的基本背景是:19世纪后期以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统治階級在体制内所主导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一再挫败,因而体制外的被统治階級才不得已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承担起原本不属于他们的职责。因此,19世纪后期以降,中国政治的重心或者焦点,呈不断下移的趋势, 即从中央到地方(洋务运动) ,从督抚大员到中青年士子(戌戊变法) 和留学生群体(辛亥革命) ,再到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五四和大革命) 。 与此同时,采取的手段也日益激烈和彻底,即从体制内的“自强”运动到对体制本身的改良,再到暴力的种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与这种趋势相伴相随的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也亟需颠覆、打碎统治階級的原有意识形态体系,以解放广大被统治階級巨大的政治潜力--这就是反传统主义的实质。因此,作为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历史背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方面是19世纪后期以来统治集团对待被统治階級的政治策略(所谓“安内”)--这种階級立场与同时期统治集团对待欧美日列强的立场(所谓“攘外”)息息相关,“安内”与“攘外”构成了特殊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丧失其中心国家地位的过程中,皇权-官僚階級提出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体系最完备地表述在张之洞洋洋2万言的《劝学篇》当中。

           一、“攘外”与“安内”

  1、19世纪60年代初,英法联军之役刚刚结束,太平军在江南仍握有强大军事实力,捻军同时亦转战于中原地区。1861年11月,那拉氏联合奕沂,通过宫廷政变一举清除了传统排外主义的官僚势力(八大臣),并从此走上了一条对外妥协、对内加紧镇压的政治路线。这个政治路线的战略思想基础由奕沂的一篇著名奏折明确予以表述。该奏折对内忧外患的内政外交困局所做的总体分析是:

  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1]

  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在亚洲面临的局势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它联手法国支持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56)中已击败俄国,暂时结束了英、俄围绕巴尔干半岛和黑海海峡的争夺。随后,英国镇压、平息了印度士兵的大规模起义(1857),稳定了这块庞大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同期稍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60) 又以英法联军打进北京, 签订《北京条约》而告结束。从此,以英国霸权为支柱,亚洲地区维系了一段长时间的相对和平--直到90年代英国霸权遭遇挑战。由于远隔重洋,更由于中国作为古代社会的原中心国家拥有无与伦比的稠密人口、广大地域以及悠久的行政治理传统、统一的中央政府和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当时英国绝无可能变中国为第二个印度。因此,《北京条约》以英国迫使中国再度开放大批口岸,限定超低税率,控制海关行政为主要内容--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当时的英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严重依赖海外市场。1860年,英国进出口贸易占当时国际贸易的25%。同一年,英国出口产品占其所有物质产品的三分之一,1871年更达五分之三。1861年,在世界总出口额中,英国占34.5,而另一个资本主义强国法国仅占13.1。在外贸结构上,英国大量出口高附加值的制造品(1854-56年度占全部出口的85%),大量进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和食品(同期占全部进口的94%),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2]广大的海外市场既是大英帝国扩张、征伐的结果,也是这一帝国不得不以武力维系下去的原因。由于英国当时无力将中国纳入其直接统治之下,因此,维持清王朝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形式,保持中国的稳定,以倾销英国这座“世界工场”的廉价工业品,榨取中国社会的剩余,对于英国资产階級来说,就是一种明智和经济的选择。

  2、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乘火打劫,强迫清政府割让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新疆西北的大片领土。由于同中国“壤地相接”,沙俄与远航而来的欧美列强相比,对清王朝的威胁尤其严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原地区的优越环境和大量的经济剩余,以及北亚严酷的气候和生存条件,自周秦时代以来,北方民族南下的威胁就一直是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一大主题。这种威胁作为长久的压力甚至从一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促使皇权-官僚階級一再修复和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以动员、组织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从修建长城到供养庞大的常备军),来抵御北方的侵掠。

  俄国作为一个半欧洲半亚洲国家,在从拜占廷帝国接受宗教(东正教)、政体(君主专制和礼仪)和文字(斯拉夫字母)等文明遗产的同时,又是蒙古金帐汗国的继承者。它不但融入了这个蒙古帝国的人种血脉,而且也兼并了其巨大的版图。近代崛起的俄国向东方的扩张由于那里异常稀少的人口而极为顺利。这种扩张,直到与康熙朝代强盛的清帝国发生冲突(1685-89),才被暂时阻止于人口稠密的中华文明的外缘。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由于同样的环境压力,俄国继承了古代北方民族的南进传统。因此,随着中俄之间力量对比的逐渐变化,俄国终于在170年之后,打破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限制,再度南下。另一方面,除去环境的压力,在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国际竞争中,俄国作为一个半亚洲的后进国家,同前述的日本一样,也不得不借助直接的军事侵略和占领,以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南进”成为近代俄国坚定不移的国策。一方面,俄国南下征服中亚地区各伊斯兰汗国,直到被印度和阿富汗境内的英国势力所阻遏;另一方面,俄国则通过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控制中国东北和朝鲜。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乘中国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之际,已逐步控制了中东路、旅大、东北全境和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肘腋之患”将及“腹心”。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已落到衰败的谷底,那时起而遏制俄国南下的是后来居上的日本。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日、俄两国极为相似。一方面,两国都是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欧美列强相比,面临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窘境;另一方面,日本地域狭小,资源稀缺,在工业化时代亟需广大市场和原料的情况下,难以通过自身完成资本主义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因而尽管与俄国具体情况不同,但同样也感受到另一种“生存环境”的压力。所以,自明治维新后19世纪70年代的“征韩”开始,“大陆政策”就成为近现代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实际上,随着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溃败而告结束,19世纪60年代初满清统治集团所谓“壤地相接”的“肘腋之患”已不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日本。

  3、奕沂关于国内階級矛盾与外部民族矛盾之轻重缓急的判断,实际已开近现代中国统治集团“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先河。从奕沂到后来的蒋介石集团,历届统治者无不恪守这一信条,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他们的昏聩,不如说是由于其深谙自身之利益所在。从中国历史看,国内敌对政治集团对中央政权的角逐一旦尘埃落定,一般地说,正统性与合法性问题亦迎刃而解。而外族入侵,一方面由于地域相隔,另一方面由于其挑战对象是拥有巨大人口、资源和经济剩余的整个汉民族,因而很难取得最后胜利。从清王朝最终覆灭于武昌新军起义的过程看,亦可证奕沂关于“心腹之害”的判断是有先见之明的。

  更重要的是,当同时面临国内階級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复杂局势的时候,由于统治集团仍掌握政权,因此他们往往能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暂时缓解外部压力,以设法保有政权。这一方法往往能够奏效。然而,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开放口岸、降低关税(拱手让出国内市场),妥协和绥靖的办法在缓解外部压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这就是因国内财政紧张而导致的税赋剧增,以及因原有市场被挤占而引发的大批生产者流离失所和经营者的破产。因此,外部强敌压力的缓解是以国内局势日趋动荡,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为代价的。这是近现代中国各小朝廷或半殖民地政权苟延其性命的基本状态。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统治集团不断将外部民族矛盾转化为国内階級矛盾,并使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階級的抗暴行动采取严厉措施。其结果,必然使推翻上层统治階級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这是民族矛盾必然引发国内階級斗争的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民族矛盾还从另一更基本的方面促成了国内社会革命风暴的来临。

  如本文作者已经指出的,民族独立或者重建中国的中心国家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母题,从这一母题派生出了一系列子题,例如现代化问题,社会革命问题,反传统主义问题,等等。这些子题根据国际国内情况或者时代的需求有时会超越、复盖母题,这时,母题便在深层间接地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其现代化之路已经不可能沿用英法等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有模式。更进一步说,在一切后进国家,由于先进工业国拥有资本、技术和海外殖民地的强大优势,其廉价工业产品的倾销必将窒息后进国家民间资本所赖以成长的国内市场,因此在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已经不可能由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地积累和推动;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或者说中央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实施赶超战略。因此,19世纪后期,德、日两国的工业化或者由国家官僚階級联合土地贵族和资产階級完成,或者由萨摩、长州系掌握的中央政府领导工商阶层完成。在20世纪,则先后出现了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

  上一章指出,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变迁过程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一个传统社会发展为一个近代国家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一个中央帝国沦为殖民地的过程。在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东亚的时代,实现工业化不仅是一国迈向近代社会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避免沦为殖民地,在列强环伺中取得民族生存权的先决条件。不幸的是,在实施工业化的道路上,中国的统治精英们一败再败,长时期不能发挥正常的领导职能,致使民族危亡的局面日益深重。因此,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在甲午战后的1896年至98年间,列强对中国已成瓜分局势:中国大部分主要地区均已被划分为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主要铁路干线也已落入外人之手,中国海岸线上甚至已找不到可以作为自己海军基地的港口。统治精英完全丧失领导职能之际--所谓“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康有为语),便是体制外的广大被统治階級揭杆而起,登堂入室,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了。

  义和团尽管是纯粹的底层民众运动,但已具有接管国家政权的性质。在八国联军登陆塘沽之后,义和团进入北京。那一时期,王公大臣府邸被监视,外国教堂和使馆被攻毁,宫内不少太监亦同义和团互通声气。同时,进入天津的义和团也受到直隶总督裕禄的曲意逢迎(他原本也是要对义和团“严拿惩办”的),他们在府县大堂设立神坛,派团众看守各城门各衙署。满清朝廷和北洋势力的中枢所在地就这样分别处于义和团群众的控制之下。原统治階級不能履行社会领导职能,体制外的广大被压迫群众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承担原本属于国家政权的各项职责--这本来就意味着社会基本结构的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在民族危亡之际,在国家机器已经锈蚀腐朽、无力正常发挥职能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即打碎原有社会结构,解放广大被压迫民众的潜力,以最大限度地完成全社会的总动员--就成为实现民族解放这一母题的先决条件。相反,如果保留原有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被压迫群众即使暂时接管部分国家政权,最终仍不能逃脱被中外统治集团合力绞杀的结局。上个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互为因果的,“攘外”与“安内”的辩证关系在这一轮内忧外患中再次得到清晰的呈现。

            二、重评中体西用论

  1、如上所述,从战国到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确立的时代。皇权-官僚階級的中央政权一方面剪灭了地方割据势力,另一方面成功地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商人階級的成长。与政治经济层面的这种变化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期也经历了一个由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汉初儒学定于一尊的过程。

  由孔孟创立的原始儒学到西汉统一国家确立之时,经董仲舒杂揉道、法、阴阳诸家,终于被采用为国家官方学说,这是儒学的第一次综合。此后,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消化佛道学说,实现了儒学的第二次综合。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漫长历史中,儒学始终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为历代皇权-官僚階級的上下尊卑秩序源源提供精神的支持。儒学以“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为轴心,以宇宙论为根,以伦理学为干,以政治学为果,形成一个完备而自足的思想-价值体系。这种皇权-官僚階級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东亚的时代遭遇到异质而强大的西方文化的挑战。“中体西用”论应运而生,它是传统儒学在杂揉诸子(董仲舒)、消化佛道(朱熹)之后,在近代企图兼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第三次综合的尝试。

  2、如果给西方近代文化做一界定的话,那么可以说,它是围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扩张和危机而形成的,以欧洲和欧洲化了的北美大陆为典范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符号-价值体系。

  还是要从头说起。罗马帝国崩溃后,罗马教会作为它的影子继续支配着蛮族化了的欧洲。中世纪后期,以意大利北方诸城市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恢复了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传统,教会对精神生活的垄断被打破了,早期科学发展起来。

  近代初期的海外扩张和远洋贸易推动着航海业的发展。天文学作为与航海术和地理学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在近代最先取得进展不是偶然的。哥白尼的日心说首先确立了近代的宇宙论,这种新天文学需要新物理学和数学支持,于是伽利略和牛顿应运而生了。罗马教庭的神学宇宙观被打碎,在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们确立的新的宇宙内,形形色色的物质、植物、动物、人种、社会及其运动规律将逐一被重新认识、理解和描绘。

  工业革命给近代科学以更大推动。例如,纺织业和冶金业是化学取得显著进展的主要原因。布匹生产的迅速扩大使天然的植物染料供不应求,这要求化学提供人造代用品;分离和处理新矿石和新金属的技术则使化学的一般原理开始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将科学组织到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当中,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运转的一个内在环节。“渐渐地,它(科学)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研究的实验室装备着昂贵的仪器、配备着对指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它们取代了孤独的发明者的阁楼和作坊。”[3]

  海外扩张和远洋贸易要求新的生产能力,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形成的新生产能力又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海外市场和原料。西方的工业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驱动力,但如果没有海外市场,工业化本身也就失去了牵引力。对于西方来说,工业化与世界体系彼此推动,相辅相承。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同样重要的是,海外扩张和远洋贸易在使欧洲收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之获得了政治利益。财富源源流入欧洲的结果,使一个商人-资产階級在王权和教会之外成长起来并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要求。

  宗教宽容、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学说在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被首次明确提出并得到贯彻。洛克论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种契约关系,倡导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他指出,人结合成为国家的最大目的是彼此保全各自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所以社会权力不应超出公共福利之外。洛克的民主政治思想在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和卢棱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启蒙运动终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战前思想动员。资产階級民主学说在经济学领域的对应物是自由放任主义。亚当·斯密对此做出了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经济活动而言,自我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动机;国家的福利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了解自身利益所在。

  概而言之,认知上的理性主义构成了近代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近代科学相对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来说,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近代科学及其背后的理性主义理念之所以能够制度化地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因为资产階級需要先进的物质技术作为他们实现利润最大化和谋求世界霸权,以控制市场、原料和劳力的基本手段。降低成本以击败竞争对手固然需要占优势的生产技术,征服各非欧民族、控制海外殖民地更离不开坚船利炮。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维系来说,理性主义提供了关键的科学技术的支撑。

  价值观上的自由主义是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另一主要特征。世界财富向欧洲的大量输入导致了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市民阶层的成长。宗教法庭和君主专制制度再也不能为继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以及普选制的逐步实现,的确使欧洲社会享受到近代民主政治的果实。但另一方面,资产階級又是其中的最大获益者。只要保留私有制,在去除了宗教、王权和关税等等束缚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挟资本和技术优势的階級自然可以轻易地打败其他階級,通过大量占有社会生产的剩余而上升为统治階級,以至于将这种统治延伸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观念和制度上的辩护与保障。

  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两翼,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东扩先后传播到了中国,然而19世纪的中国统治階級对这两者却分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3、如前所述,洋务运动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东亚的时代,以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为传统的皇权-官僚階級的统治秩序提供新的物质基础。“中体西用”论伴随洋务运动而出笼,从一开始就牢牢把握住了这个实质。

  受知于曾国藩的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在洋务运动正式启动前夕,写成了《校分庐抗议》初稿四十篇,曾对曾、李(鸿章)等洋务大员发挥过重要影响。冯氏明确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作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早表述形式,也成为洋务派们的共识。1864年(同治三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写道:“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4]他在以后的另一封信中,对此做了更深入的论述:

  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蓠以自隘,其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5]

  李鸿章从中央帝国的传统观念出发,将中西文明纳入到宋明理学的“道器”范畴之内,为在传统皇权-官僚階級的统治秩序内,输入近代国防工业和一般工商业进行了理论辩护。这表明,在主观思想上,中国的上层统治階級能够相对顺利地兼容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并将之移植到儒学原有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上来。然而,一方面,随着甲午战败,中央帝国日益沉沦为半殖民地,传统纲常名教的陈腐性质暴露无遗;另一方面,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階級在中国的初步成长,在维新变法时期,以鼓吹近代民权思想,效法近代民主政体为内涵的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又成为新时代的浪潮。与洋务运动时期皇权-官僚階級吸纳西方理性主义的情况相比较,在维新变法时期,以民权、宪政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则反映着截然不同的階級基础和政治利益,并与中体西用论形成对立局面。

  中体西用论的集大成者是张之洞。张以科举探花出身、前清流党背景和后期洋务大员的身份,兼有洋务运动实践者和理论家的地位。梁启超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6] 《劝学篇》在维新运动高潮期问世,当时光绪帝的上谕是:“原书内外各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因此,在当时,《劝学篇》的官方学说的性质是不容置疑的。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分别阐述中体、西用的宗旨。在《内篇》中,作者严守作为传统皇权-官僚階級意识形态的儒学根本立场,这就是“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7]

  在《内篇》捍卫传统纲常名教、抨击维新派民权观念的同时,《外篇》则广泛论述西学,从兴学、译书、办报、留学到改革科举、开矿修路、设立农工商兵诸学等等,均有所设计策划。张之洞将之总结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8]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东扩的时代,中体西用论作为传统儒学在近代实现的第三次综合,有着明确的时代和階級内涵。一方面,统治集团需要近代科技文明(理性主义),以为衰落的皇权-官僚階級提供新的物质支撑,以摆脱彻底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另一方面,《劝学篇》极力排斥民权、宪政等西方民主思潮(自由主义),坚持儒学核心理念,以维护皇权-官僚階級上下尊卑的原有秩序。《劝学篇》以为,也只有如此才能致中国于强盛,解决民族独立这一中国近代史的母题:

  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9]

  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10]

  由统治精英在传统的上下尊卑体制中担任领导职能以抵御外来入侵,并不必然失败。成功的例子在清一代有前述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康熙遏制沙俄势力南下。但是,这种成功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执行领导职能的统治精英的素质、能力和效率。而正是这些条件,清末统治集团在甲午战败后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具备了。更有甚者,当义和团运动被中外统治集团合力绞杀之后,1901年2月慈禧“回銮”之前,竟以光绪帝名义做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宣告。“攘外”与“安内”辩证互动的结果,是上层集团在客观上一步步堕落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这时,在纲常名教的体制内完成民族独立任务的理论主张,便只能是这些代理人的自欺欺人之谈了。

  以往许多论者对中体西用论多持否定态度,其基本观点之一是认为中体西用论割裂了体和用,因而对郭蒿焘所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论断备加推崇。中体西用论以二元论的理论结构引人瞩目,在当时就引发了包括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内人士的抨击。[11]然而,从哲学立场看,体与用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彼此充满差异和裂隙本是该矛盾体发展变化的常态。特别是在事物发展的过渡阶段或危机阶段,体与用的关系就更加错综复杂,难以用一般的“同一性”理论来规范了。相反,所谓“体用不二”的观念从现代矛盾论的立场剖析,由于抹煞事物内部的差异和矛盾,倒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命题。19世纪后期的中国,一方面是一个传统社会发展为近代国家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一个中央帝国沦为殖民地的过程。其前景或者是一个现代新型国家,或者是一个殖民地社会,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不稳定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一切都在变化、解体、重组,一切都在酝酿、萌芽和生成。中体西用论作为皇权-官僚階級的理论武器,映射着时代和階級的内涵。它的谬误不在割裂体用,而在于反人民的根本的階級立场。

  张之洞曾经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借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供手而属之他人。”[12]从反人民的立场出发,对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做了相当准确的预言。整个20世纪,一部中国历史,是以义和团群众运动的兴起开篇的。而它的失败则表明,自下而上的底层民众运动必须引入正确的主导思想。因此,一场启蒙运动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不论是就历史而言,还是就逻辑而言。

注:[1]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6页。[2] 以上数字见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21-23页。[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292页。[4]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9页。[5] 1876年(光绪二年)致友人书,转引自丁伟志等:《中西体用之间》,第1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6]《清代学术概论》。[7]《劝学篇·明纲》。[8]《劝学篇·会通》。[9]《劝学篇·明纲》。[10]《劝学篇·正权》。[11]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见《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59页。[12]《劝学篇·正权》。

(本文是作者《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书稿的第二章)

原载[中国与世界]

  作者:祝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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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游客 说:,

    2005年06月17日 星期五 @ 20:21:36

    1

    通过国共两党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的史实证明两党关系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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