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为什么衰落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而甚至没落,历史的例子有的是。但这些不是小国,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书特书的。中国是一个例外。这不是我个人之见。老外学者朋友,一提到中国的历史,都为我们从极盛下降至极衰的这一千年摇头叹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国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国也曾经有经济大衰退。但这些都不像中国的例子:从雄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伦理到腐化入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炎黄子孙受到了什么诅咒?

  维持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英国本土算是小邦,但因为文化有厚度,其尊严历久不衰。我们的文化曾经高不可攀,但尊严也曾跌到无影无踪。这悲剧之悲,应该破了世界纪录。

  说中国有优良的文化传统,老生常谈,但还是把我们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来,神州大兴土木,推土机第一次普及运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馆的专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为了好奇,我曾经在这些新的古文物上下过功夫,所得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古代的文化,比我们历来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骚人韵士怎样哭呀哭的,我们曾经相对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们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零零碎碎的近于科学家的人物是出现过的,但一个传统就谈不上。在欧洲,伽利略(一五陆肆——一陆肆二)、牛顿(一陆肆二——一七二七)、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学天才的崛起,其传统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科学发现——半导体与基因(DNA )——又可上追牛顿及达尔文。为了应用科学,训练工程师的学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国开始了。

  我们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国人的数学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没有连结队,近数十年来我们拿得科学诺贝尔奖的也有好几个。科学天分我们有的是,但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的传统呢?

  这个老问题不是我发明的。我个人发明的答案,是历史上我们没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 ),从来不论法理(Jurisprudence )。而律师这个行业,在二十世纪之前我们是没有的。在欧洲,法律学院始于罗马帝国,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国之道是讲伦理(不是法理),论风俗(不是前案例)。我们试行孔夫子的理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论孝,也高举儒家学说。不要低贬这些事。以论理、风俗治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费用低廉。昔日包公审案或郑板桥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师、法庭,其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郑板桥是个诗人,精于书画;只因为读过书,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伦理治国费用低廉,在一个不变、安定或缓进的社会中,大有可取。但说到日新月异,风起云涌,伦理治国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价。第一方面,在伦理治国的制度下,以读书识字来考什么进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职。历史上,从陶渊明到苏东坡到郑板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算是有学之士是没有做过官的。那是说,求学是求官,求生计及一点「治」权。伦理学问可治,科学学问不可治也。读书识字的,或多或少要向伦理那方面下功夫,论什么君子、小人,科学的兴趣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来。要是我们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师专业处理,懂得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苏东坡,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是的,我们历来科学人材的缺少,不是没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讲伦理,谈诗论词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会造成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历史上,我们从商的可能富有,为官的学者生活挺不错。余下来务农或工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用不读书识字。以学问治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没有一个纯以学问生产而谋生的空间。

  第三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没有弹性。伦理、风俗、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欧西法律那样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与戴维德(A.Director)论法律,他的高见是英国始创的普遍法的费用,比欧洲大陆的成文法为高,但较有弹性。相比之下,我们的伦理治国费用最低,但弹性最少。

  弹性不足的伦理,遇到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起云涌的演变,就应付不了。我们要搞一个革命才能把辫子割下来!历史上,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要是伦理治国有足够的弹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惊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说一次:二百年来,我们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北京的领导人要放弃成见,大胆地引进老外可取的法门,用之于炎黄子孙的天才上。这样,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

原载:天下论坛

  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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