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剑: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应有的特色

  民主政治是一种国家制度,其实质在于制约公共权力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语)。”我们搞民主政治不能说不重视,曾把他视作走出“兴亡周期”的“必由之路”,但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主要的认识偏颇一极是盲目攀比西方,钟情可能导致“动乱”的“大民主”,另一极是承认现状合理,以为政治改革应该“滞后于”经济改革,其实已将民主束之高阁。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首先突破这一根本障碍。其基本属性包括三方面:一是客观性,即符合国情,并蕴涵着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针对性,即能把住中国现存公权失控问题的病脉,按照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对症下药;三是实用性,即依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方法上突破,富有操作性。中国民主政治的特点不仅指一般静态区别意义上的个性特征,更重要的是指其良性发展中所显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且概括为以下四点。

  由小而大,自下而上

  过来的民主有个误区,认为民主就是要由全体民众来决定国家大事,民主政治的进展是由大而小,自上而下,逐步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然后到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各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等。实践证明它难以行通。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差别悬殊的泱泱大国,国家大事纷繁复杂,大局稳定是一切改革发展的先决条件,历来一搞那种自上而下的全局式民主,总会激化矛盾,横生枝节,及至于否定权威,破坏稳定,所以每每只得无功而退,反而挫顿了民主的锐气。经验表明,中国目前还缺乏让全体民众决定国家大事的基本条件,决定国家大事还“只能是少部分人的事”。进而思考,让全体民众决定国家大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如何才能获得?何时才能推进?终究也难说得清楚,照此思路误导只会造成民主政治反复折腾的迟缓局面。而倒过来思考,即依据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推行谁有条件谁上,有哪方面的条件就先搞那方面的民主,然后再扩展提高,明确这样由小而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有两个显著优点,一是群众参与度高,务实性强,符合各自为主,从各地实际出发的科学民主真谛;二是层次越低,范围就越小,情况越简单,滋事也越小,比较稳妥,失误也易纠偏。

  推行由小而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首先,要努力清理长期在封建意识、计划经济影响下形成的简单划一或“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和条条框框,逐步改进战争式、命令式和运动式的工作方法,认识到市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促使各地依据自身实际在选择民主政治不同的形式、内容、结构以及进程上有所突破;其次,要正确界定层级间的职能,各种公权什么时候应该怎样集中或分散,应放在什么层级,都要合理,使由小而大,自下而上的民主在每一发展阶段都有明确具体的公权约束对象。要摈弃总把各层次的政治方向看得过重的陋习,认识到群众在既定范围的民主活动,一般无碍大局稳定。;要克服不加区别,疏于管理的倾向,属于上一级的职能,就不应放给下一级,当然也不宜交由下一级范围的民主进行约束。再次,要注意保护和鼓励先进。在由小而大,自下而上是民主演进中,率先者一般会对当地社会进步产生正效应,但也不尽然,如查禁公款吃喝玩乐,在当前就可能使先行者失去一些吸引项目和投资的机会,对此,要注意进行舆论引导,上一级也要加大督查力度,以褒奖先进,鞭笞后进。

  从内到外,先监督后执行

  从内到外,先监督后执行,是指民主大体上应从党内发展到党外,先运行于约束监督性公权,然后约束执行性公权,这样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其一,符合民情。中国历经长期封闭专制的政治环境,极大地压抑了民众的自主精神,从而表现出较强的宗法依附意识,如果急于在民间大范围地推行民主,难保不出现派系丛生,团体纷争,甚至动乱割据的恶果。很多有识之士之所以认定国民尚缺乏“民主”的素质,孙中山之所以要“训政”,鄧小平之所以指出,民主“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缘由盖出于此。其二,符合党情。中国共产党由政治先进分子组成宗旨一致,组织性强,并且积累了八十多年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党内扩大民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也需要发挥党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引导作用。其三,符合社情。从发挥民主政治功能的角度观察,可集中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问题:一是强化约束分散的公权。继续用传统行政方法约束分散的公权,虽说有时可取得一定成效,但很难适应市场经济,长期效果不大。如全局联动式的“中心工作”过多,往往就形成今天抓这,明天抓那,按下葫芦浮起瓢,落入治标不治本的窠臼。依靠党内民主的约束却不同。凡有公权处必有相应的党组织,党内民主一经建立就可对公权实行长期切合实际的约束,解决诸如贪污腐化、国产流失等难题。二是打通“中梗阻”。如政策贯彻不下去,好决策落实不了等,这些时弊的根子都是公权失控。过来,我们搞外延式监督,新设了纪委、监察、审计、督办、督查等许多机构,效果并不明显,关键还是对约束主体缺乏约束。明确先监督后执行,就是先把民主机制直接运行于约束监督性公权,有利于真正发挥好监督职能,打通“中梗阻”,使民主政治有实质性进展。

  如何发展党内民主?——根本在于解放思想。要屏弃私心杂念,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打破思维定势,大胆勇敢探索。要认真研究党内民主的经验教训,不要过分背上“名人伟业”的包袱,依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自身实际,创造新方法新路子。——关键在于改革党内体制。要旨在于根据现代管理科学的要求构造闭合型公权约束体制。先从地方党委、基层党委改起,实行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纪委书记由所在党组织内竞选产生,对全体党员负责;要建立完善有关演说、任选、质询、任期、述职、弹劾等竞选制度以及公开制度、抽查制度、处置制度和完整的程序要求;纪委书记可连选连任,在职时享受同级党委书记的职级待遇,离职则为普通党员;其职能应由一般的纪律监督扩大为工作监督,查办政策决策的落实。——重点在于明确约束主体的范畴。一般单位和竞争性公有企业,约束主体为本单位本企业的全体党员,超出本单位的社会管理和垄断性公有企业的约束主体为相应社会范围的全体党员。当范围太大党员太多时,可分选区或行业选举代表,代理约束主体。

  园地分类,放好舆论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条件。现在言论自由虽有较大发展,但潜在问题也很大。1 、言论肤浅化。由于封建历史和现行体制影响,以及个人利害所致,不习惯从更高的角度看问题,跟风赶热,急功近利,急用先学,粗话、大话、假话、套话、空话沉渣泛起;2 、园地行政化。一方面,单位、团体、院校和报纸、杂志、会议、征文等言论园地,都被套上一定行政级别,并往往由级别决定言论价值高低。另方面,行政级别越高,言论权力就越大,与之不同的言论无有相争之地。即使内部报刊也出现行政化势头很多争论刚开始,上头一句话就打住,真乃“内刊不内,鸣而不争”之憾。3 、信息散失化。缺乏集中开发和约束机制,使大量言论成果闲置散失,重复研究,虚实脱节,应予重视。

  探求言论问题的解决方法,核心是如何处理言论的利弊。利的一面,即言论自由的正效应,要尽力创造条件扩大,要鼓励人们讲真话,讲实话,讲自己的话,一切忌讳冷门都可探讨;弊的一面即言论的负效应,主要指那些有悖正统或不满现行领导的言论,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群众中可能造成的混乱,显然,这在一定时期内必须预加防范。

  对言论园地进行适当分类管理,就可为放好言论提供保障。将言论园地分为公开类和非公开类,可能引起混乱的言论限于非公开类发表,非公开类园地的言论受法律保护;参与者(编、读、作者等)均与行政级别脱钩,经专门考试或考核,具备一定思想水平时才能获取资格;由国家出资,经常组织课题攻关、学术研讨、征文评奖等活动刺激深化言论的积极性;创设年度敢想奖、破题奖等专项大奖,鼓励创见,重点扶助从事长远研究的单位和个人;要有专门机构搜集整理言论成果,实用性强的要作出提案,移交决策、执行部门使用,并督促和反馈信息;对各类言论园地要定期组织评议,按标准记分得出等级,与其报酬相结合;要逐步淘汰地效劣质的言论园地。

  公费政治,保持公正

  市场经济下民主政治的发展有一大缺陷,即各种利益集团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政治使政治失却公允政府威望也由之下降,及至出现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危机”。近些年有关国家开始治理此问题,如意大利制定实施了“政党筹款法”,并取得一定效果。

  中国在目前市场经济转体期间,经济成长较快,民主政治尚待起步,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的不良影响以露端倪。一是赞助泛滥。即利益集团以多种形式向掌权者提供经济赞助,后者反过来利用公权为前者服务;二是权钱结合。政企一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机关办实体、垄断企业办实业、各级领导兼任董事(经理)等等。三是尾大不掉。一些利益集团过来长有发展,加上原有的政经联结的因素,渐成各自为政趋势,对各级政府权威构成威胁。

  由上而见,有必要提出“公费政治,保持公正”的民主政治思路,即任一范畴公共政治活动的花销,都应由该范畴的公共经费支付,以保证其活动的公正性具体有三点建议:第一,权钱分离。凡有公共管理职能的,各种收入、支出都要分开,并进行统一管理。要切实分离公共管理职能和生产经营职能。第二,公费从政。掌权者原则上不准接受任何经济赞助(目前确因工作需要的,也应经过批准,实行公开监督:第三,公费竞选。设立竞选基金,来源为公共开支和社会捐赠。由专设机构统筹安排有关竞选事宜,达到“高效节支,公平合理,促长人才,推进民主”的目的。

  作者: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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