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谁来捍卫生命的尊严?

  当“宁肯炸死,不肯饿死”,当“宁肯病死,不肯饿死”等等成为现实生命体的生存原则时,事实上,我们社会的最深重的灾难已开始降临。当生命的尊严得不到制度的保障,机制的呵护,社会舆论的关怀的时候,生命的其它一切价值的存在都应受到质疑。试想,还有什么能比生命的价值更优先更重要呢?

  随便翻翻报纸,或上网搜索一下,我们便会轻易地得到生命被忽视被摧残的悲剧事例。黑龙江鸡西煤矿115 人重大事故的硝烟未散,山西繁峙金矿的爆炸声又起,一系列矿难中丧生者的数目又一次浮现眼前。山西运城矿难中,曾有几名矿工被活活饿死;山西省河津市5 年内共瞒报7 起84人死亡事件;攀枝花瓦斯爆炸致23人死亡;江西宣丰矿难16人死亡;河南许昌矿难22人死亡3 人受伤;河南禹州死伤24名;湖南涟源4 人死亡;湖南祁东“1.28”死亡4 人;广西南丹“7.17”特大矿难死亡81名矿工. 还有飞机坠毁,网吧火灾等等突发性事矿,使人的生命突然间化为虚无,使生命的价值一瞬间还原为零。

  面对此起彼伏的生命的灾难性事件,不论当事人还是肩负社会良知责任的学界、媒体,以及政府都在找寻事件发生的根源。有的说是政府政令“有禁不止”酿成的悲剧,有的说是形式主义酿成的悲剧,有的说是事件发生的有关主体——老板草菅人命导致,有的说是政府软弱无力造成,还有的说是矿工以及当事人贪财酿成,等等,等等。也许都是原因,甚至是重要原因,但笔者以为,从本质上看,恐怕要在我们社会价值观上对生命的忽视方面找原因,对生命的忽视恐怕是我们社会价值观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

  客观地讲,造成这种对生命价值和尊严的忽视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比如,多年来,我们的工作重点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价值取向的社会示范效应往往会引导人们追求以经济效益为惟一目标的生存价值目标,在这种价值观下,生命也会成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至多,生命只有工具价值的效用。本来生命应是目的,在这里,生命却成为经济效益的工具。表现为,全社会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流行,金钱至上,效益优先的价值抉择标准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当贫穷成为整个社会攻坚目标时,贫穷主体的生命最易被当做工具,有时甚至还以改革的必要代价的名义有组织地剥夺生命的价值,轻视生命的价值,忽略生命的尊严。

  在这种社会价值的主导下,对生命的尊严的忽视潜移默化为一种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只要灾难不降落在我的头上,对灾难的反应就异常麻木和迟钝。然而,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集体冷漠,它会摧毁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如果每个人都以为灾难于己无关,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全社会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最终也会将灾难“分配”到每一个漠视者的头上。这种集体无意识使人很容易想起写在美国犹太大屠殺纪念碑上的那首法国新教神父马丁留下的悔恨之诗。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我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可不,面对对生命价值的摧毁行为,如果我们不吭声,以为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一旦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还会有谁来为我们主持公平呢?

  对生命尊严的重视和张扬,实际上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同样,对生命价值的忽视,也同样昭示着一个社会文明的落后。特别是整个社会对生命尊严的忽视和冷淡,很难叫人相信这个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很高。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是一个民族伦理的“底线”,是必须守住的最低的原则。舍此,这个社会便只是图有文明的虚名罢了。几千年前,中国的先哲孔子在房子失火时,首先问人受伤了没有,这是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在美国,据朱学勤先生访美观察,几乎每一间房门后面都有一个牌子,上面用英语写着对生命尊严敬畏的警示语:

  “亲爱的房客,如果发生火灾,你必须迅速离开,不要抢救火,不要救你的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比任何东西都宝贵。”而在我们的价值观中,潜意识中人们还坚守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比如生命),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的所谓“崇高”的道德原则,岂不知,这恰恰是对生命价值的亵渎,是对优良道德的鄙视。在这种价值观的诱导下,我们发现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为了所谓国家和人民的一点财产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少年赖宁去了,为抢救储蓄所的一点公款又诞生了一个个烈士。也许这种精神值得称道和赞扬,但绝不应成为一种唯一的行为标准,否则,收获的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后果,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

  近年来全国各种突发性的灾难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故然有其偶然的一面,但同类事件反复出现的事实同时也告诉我们,偶然的背后是必然的原因。如前所述,孤立地看,这些偶然事件的原因可能林林总总,但全面历史地看,整个社会对生命尊严的忽视和冷漠恐怕是本质的基本的原因。

  对此,程万军先生在“当我们习惯‘突然死亡’……”一文中有精辟的剖析。他说:“在这里,灾与幸,生与死,取决于‘天时’。于是,我们‘潜移默化’地从震惊死亡转向习惯‘突然死亡’,从义愤填膺转为一言不发,这也是精神死亡的重大标志!”又说:

  当我们习惯“突然死亡”,人字的结构已不再是相互支撑,生命脆弱得犹如灯火,可以在无助的瞬间熄灭……

  当我们习惯“突然死亡”,是因为周围充满着同类冷血的眼神,他们视雇工为掘金的跳板,以为生命可以万元作价!

  当我们习惯“突然死亡”,一些“有关人员”正以领头羊的身份阉割“责任心”与“良知”,他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热情和信心!

  突发灾难死亡一旦习惯到过目即忘,整个民族都会失去“安居乐业”的资本。

  可不,7 年前克拉玛依那场夺去300 多名少年儿童生命的大火虽然已灭,但七年后,还有多少人记起这件事,又有谁倡导过为此建一个纪念碑,以此警示后来者。这不正意味着我们对生命突然死亡的习惯和冷淡。

  一个个生命灾难的突发事件爆发后,我们都会从媒体上看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更可以看到各种媒体的口诛笔伐,但随着事件的推移,各级领导和媒体的专注力又会“移情别恋”。仿佛刚刚过去的事故已经过去几十年,那些在灾难中的灵魂的呼喊已经停止。而在刚刚灾难发生后的那几天,特别是国家高层关注的那几日,各级政府是何重爱民如子,措施得力。远的不说,仅看看刚刚发生的山西繁峙矿难发生后山西省政府的反应即可知其一、二。

  据《华商报》报道,“6-22”矿难引起了山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发生矿难的义兴寨矿区继6 月23日全部停产之后,又于30日被“清山”,所有矿井被填,设备拆除,地面建筑拆除,遣散数千名矿工。据了解,山西省政府这一次做出的关闭金矿并非单独针对义兴寨矿区,而是整个忻州市的所有金矿。

  人们不禁要问,此前各级领导都干什么去了。山西首创“9 天5 起”记录的“事故大省”,据媒体报道,早已下达“一律关停”的戒令,而今为何重大事故又起。难道这不值得深思和追究吗?

  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从理论和道义上倡导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应是其责任和义务之一,同时,还应该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创造和拥有更加珍视生命的基本物质条件。“宁肯炸死,不肯饿死”,“宁肯病死,不肯饿死”绝不应成为我们社会中任何成员的行为准则。

  谁来捍卫生命的尊严?这是一个答案多样的问题。常识告诉我们,对自己生命尊严的敬畏和捍卫,只能靠人自己。舍此,一切解释都是毫无意义的自欺或欺人,都不是本质意义上的答案。

  作者:姚轩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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