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

  对中国说来, 参加WTO 意味着在经济生活领域终于自觉走向“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中国人曾经反复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和向西方学什么——是认同西方主流文化还是选择极端流派,在付出难以数计的代价后,以参加WTO 为标志,在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总算认同了现代文明的共同规则。这是19、20世纪历史发展的正确总结,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转折点。可是,把书面的承诺转化为现实,意味着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游戏规则彻底改造,包括废弃前现代的潜规则,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过程。鉴往知来,回顾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深知危险来自传统和现代两个方面。

  历史包袱非常沉重,死的拖住活的,该死的不死,这是二百年来中国苦难的最重要的根源。17世纪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人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的表象,掩盖着的是制度性的的落后和腐朽。问题的复杂在于这样的落后制度在颇长时期还能保障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吸收了汉族知识阶层的全部资源,用传统文化的锦缎包装这一制度,建立一个宗法专制大帝国,。于是,朝野上下迷醉于“天朝上国,太平盛世”的幻境,从而打造出一个自我更新机制极低的社会共同体。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是冲破这个“铁桶江山”的苦难史。

  西方列强当然不是慈善家或正人君子,他们为了本国商人的利益挟利炮坚船东拓,是名副其实的侵略者,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列出其一系列罪行。可是,面对强大的外敌和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转型,跃登世界强国之林,而中国却长期沉沦于宗法专制的泥淖难于自拔呢?

  孟子早就说过:“仁者如射……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反思自身弱点的勇气大小和深浅,标志着一个国家自我更新能力的强弱。缺乏审视自己的文化氛围及相应的制度和程序,正是大清帝国招致奇灾大祸的重要原因。例如,鸦片战争后这个专制大帝国打了四次对外战争,现在看来,没有一次是打得对的。1856-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显然是自己惹来的。1883-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95年的中日战争则是不自量力,代人受过,也可以说是自己惹出来的(请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的思潮与人物》第九章:<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海天出版社1992年深圳)。而在这些悲剧后面,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法专制制度在作怪。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尽管有割地以及赔偿军费和鸦片烟价等勒索中国人血汗的条款,但其中规定五口通商则对双方都有利。如果严格遵守这一条款,会给停滞落后的中国经济注入活力,迈出融入世界的重要一步。可是条约订立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都依约让外国人自由出入城区,广州官民却联手拒不履行条约义务,不准外国人进城,连领事等官员入城拜会清政府官员都不行。在皇帝支持下,一闹就是十几年,先后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叶名琛以民意为藉口,用尽哄骗等手段,招致1856-60的英法联军之役,广州、北京等地先后沦陷、火烧圆明园,订立新的不平等条约;叶名琛也被俘而客死印度。此举的唯一原因是要发泄对“逆夷犯上”的义愤,不准打破非朝贡的洋人不准进入广州城的天朝规矩!而就英国方面来说,亚罗号事件则是约翰牛罔顾事实蓄意制造出来,冀图胁迫清帝国就范的藉口。至于八国联军入侵,实质是慈禧和满清权贵大发专制淫威,杀戮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大臣,利用愚民“扶清灭洋”,屠殺无辜,摧毁文化,主动对外宣战造成的惨剧。

  此外,19世纪朝野为外国公使能否驻京,出任驻外公使是否成了卖国贼,办同文馆学外国语、修铁路、架电线……是否有损天朝尊严等等辩论不休。为这些蠢行辩护的所谓“清流”或“大儒”的“清议”,振振有辞,简直他们就是国家或民族利益的化身。这些千奇百怪的现象无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负面——缺乏宽容和自由,愚昧自大的“天朝心态”集中体现(20世纪下半叶,在四千万人饿死的同时,宣布自己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则是这种天朝心态的最新修订版)。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时至20世纪90年代,还有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为这一类误国误民的蠢行鼓噪。在标准教科书中,义和团事件仍然是应该歌颂的“革命”!英法联军入侵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笔者过去也袭用这一名称)。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不能归罪于制度腐败,而是李鸿章“卖国”,张之洞、翁同龢等人的爱国主张没有实现的恶果。批评广州官绅反入城是错误的,则是“否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总之,评述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中国人无论干什么都要说好;洋鬼子所作所为都应痛斥!这就是“爱国主义”。反之,则是“自由化”,是不能容许的“翻案”!这些高论与直接反对改革开放的所谓“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等卫道言论互相呼应,沆瀣一气。剥开这类辞藻的华丽外衣,冷静地通观全局,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专制性孽根未净。

  不过,进入20世纪以后,又有新的障碍出现:现代性的极端思潮。第一波是无政府主义。在这个世纪的头二十年,它颇为时兴。刘师培、何震、吴稚晖、刘师复等人鼓吹不遗余力。他们在世纪初鼓吹的两个奇特观点,对日后影响甚巨:一是“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准各人私有。”二是指责西方现代文明是“伪文明”,“处政府擅权之国。文明日增,则自由日减。”“故代议制度为世界万恶之源”!不过,在当时这些仅是少数人信奉的海外奇谈。

  进入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俄十月革命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面对现代世界各种矛盾和黑暗集中暴露,刚刚形成的中国知识阶层无力回答各种世界性难题,诸如此类的极端思潮逐渐成了群众性的思潮。

  1 .以偏概全,把自由、民主等现代主流文化有待完善的缺失,看成是彻底破产的朕兆,冀图以抛弃自由为代价,在人间建立绝对平等的王国。

  1920年9 月,在研究系的纲领性文件中,梁启超写道:“同人确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的代议政治”,“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改造》发刊词)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断言:“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階級设立的,与劳动階級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

  这些都是被战后极端贫困现象所震惊的直接反应。至于不确保财产所有权,没有了经济自由和相应的政治和其他领域的自由,现代社会能否正常运作;公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否正常发挥;它的缺陷能否不断被揭露和寻求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诸如此类重大问题,这些领袖群伦的知识菁英大都处于迷惘状态。只有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自由主义者基本上经受住了这两大事件的冲击,但他们大体上处于边缘状态,对实际政治运作影响很小。于是,在“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牌号下,極權政治体系就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了。

  2 .步托尔斯泰、泰戈尔等文学家和少数哲学家后尘,与虚骄的民族虚荣结合,冀图从东方传统文化中觅取救世良方。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等人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海内外有关人士都在注视着中国参加WTO 后的走向。其实,答案是比较清晰的。既然经历那么艰难的谈判历程仍旧毅然参加,应该说当局对所承担的义务是认真的。可是,这一“与国际接轨”的过程,等于要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进行彻底改造。这个过程的实质是要把官本位的人治社会改造成为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而在中国大陆,民间社会尚处在恢复的起步阶段;司法独立还是奋斗目标;独立的传媒——所谓第四权力连作为目标提出都是犯忌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基于不正当利益的“对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法治和自由谈何容易!这些是传统重负在今天的余威。与此同时,新旧左派以贫困阶层代言人自居,张扬自己的“现代性”,反对经济自由,反对确立财产所有权,反对经济全球化。他们拒绝承认即使反对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找到的最好办法也是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所创造的那些社会保障制度,冀图又一次把路标指向西方的极端流派。中国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能否正视历史经验,妥善处理来自传统和现代两方面的干扰。

  2002年2 月5 日写于广州中山大学

                    原载香港《信报月刊》2002年3月号

  作者: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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