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我们面临一场旧的革命

  又是一年冬雪白

  又一年过去了。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同龄人的“自然死亡”,他的离去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一年一年过去,而中国没有任何令人安慰的变化。“新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了两年,曾告诉我们要在2000年给我们小康生活的那个“国家”,现在正跟我们谈论2010年再给我们一个小康,尽管它同时告诉我们,如今这个还不小康的时代却已经是“盛世”了。

  对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年应该是最后的反省之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世界一样对2002年充满了期待,但这种期待看来应该破灭了—当2003年的元旦钟声敲响之际,我希望“中国自由主义”终于能意识到,鹄望朝廷“政治改革”的企盼应该彻底结束了。

  我深信,十六大的的确确具有历史意义,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军事统治的延续,一方面说明了八九情结之惊魂未定,另一方面说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自私和权力恐惧,仍然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任何关于军事看守的道德辩护和政治辩护都是站不住脚的,无非权力自卫和自私而已。至于政治新贵,将全身心地投入新一轮权力巩固和权力最大化工程上,这种努力压倒一切,自然也压倒了政治改革。而在这一点上,“看守者”和“新政府”不谋而合。十六大政治报告增加了关于“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之类的内容,显然是基于舆论压力采取的粉饰性、安抚性策略。我们看到,这种政治安排竟然仍有效力,新一轮的关于17大、18大的幻想正在政治烟雾中、在凤凰台等帮闲媒体上、在一些“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的想入非非中,婀娜地升起来。

  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呢?十六大的召开,特别是共产党关于自身政治性质的重新定义,使我相信这个新时代就是“重新民国化”。一方面,威权政治在组织上建立在由军事权力庇护的脆弱的私人产权基础上,在意识形态上放弃乌托邦主义而选择民族主义(如16大提出“弘扬民族文化”)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或中国的法家思想);与此同时,由于既得利益和“既得恐惧”,“新时代”将更加毫不动摇地拒绝任何政治改革。这种“右翼专权”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特别是同时期的中国非常相似。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新的问题逻辑地产生了:如果考虑中国的民族性特点,考虑当今国际社会的特点,中国可以避免一种德国前景,那么,是否也能避免一种民国前景呢?或者说,是否会在新世纪出现一场和民国时期同样的“农民革命”?

  ⊙ 传统变革的理论背景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对农民運动在情感上充满同情,但在观念上却深感忧虑。我们担心一场毛式农民運动将中国重新拉回到历史的起点,一个扩展型社会秩序再一次跌倒在自己脆弱的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二十世纪中国农民運动是一种传统变革方式,而不是新型的、理性的变革方式。它之所以是传统的,就表现在以暴力为形式、以均富为目标。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历史责任”不应该由农民来担负,因为正是国家对政治参与的暴力拒绝,才使讨价还价的政治参与被消灭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拒绝政治改革,是一切传统政治自我终结的原因——这种政治的历史罪责更深刻地表现在:由于它的自私导致产权多元化每次都被政治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使整个国家历史性地处于黑格尔说的那种停滞状态。

  那么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呢?

  关于农民運动的有些研究认为,二十世纪是农民革命的世纪,参与革命是农民对他们因扩大对外参与而不断遇到的困难所作出的反应。二十世纪引发农民参与革命的三个条件是:1、被迫扩大对外参与的农民;2、农民处于不公正和缺陷的经济网络中;3、外来领导人的组织和可以动员农民的政治理想。

  简单地说,引发农民革命主要是因为贫困、不公正以及缺乏救济之道。或者说,压力之下走投无路是一切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清楚,没有人天生是暴民,没有人不愿意或不能够在民主、谈判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但问题是,威权政治消灭了政治或讨价还价的任何可能性。大致说来,二十世纪的农民存在以下一些压力因素:1、人口增长;2、庇护人(如地主)的退缩;3、税收或负担增大;4、市场的冲击。农民摆脱压力首先采取下列“理性手段”:1、开拓荒地;2、移居城市;3、短期在外打工;4、进入市场。但如果这些手段仍然受阻,那么,农民只能被迫进入政治参与,如果政治参与缺乏途径,革命的前景就出现了。

  关于二十世纪农民革命的一个理论神话是:农民革命是階級革命,或者是以反对地主階級为主要目标的政治动员。但近年来的研究告诉我们,二十世纪前半期,西方进入和国家对农村的强化控制,是两个影响巨大的因素,农民革命不是階級革命,而是反对暴力统治和恶棍统治,反对国家的苛捐杂税,总的说来,是国家而不是地主给农民带来了经济压力,同时国家强力又封闭了这些压力之下的任何呼喊。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的进入,在一定时间内将导致就业状况的恶化,不过关于后面这一点,可能估计过高。有研究者称,事实上外国资本在1911—1937年的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结论:至少两个原因直接引发了二十世纪的农民革命:第一、对国家这个最大的剥夺者的敌意;第二、对市场的不安全感。而消灭政治参与使上述敌意和不安全感无法得到理性的缓解。现今,诸如“加入WTO”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民的处境,更可能为政治机会主义者的政治动员提供民族主义的借口,其结果是革命后的国家将对国际资本充满敌意,而这种敌意总的来说是影响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

  ⊙ 我们今天的现实处境

  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处于或即将遭遇上述同样的境遇?关于今天中国农村的状况,以及农村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多人在这方面都有过研究。在这里,我更多从“政治动员”的可能性这个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民的存在现状。

  二十世纪革命后的中国应对工业化在总体上是失败的。这一失败的最确凿的证据就是农业人口的居高不下,以及政策限制下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总体上二十世纪后半叶比前半叶还要严重。换句话说,“革命党”被迫发现,几十年前他们的“第一代”人用来动员农民参与革命的那些理论和事实,今天以更“有力”的方式存在著。

  这种状况即使在改革以后仍然是严重的。一项统计表明:1981~1985年,全球农村人口比重由55·3%降为48·1%,下降了七个百分点还多,而中国同期仅由80·2%降至79·9%,仅下降了0·3个百分点。(秦晖,1994)到1995年,中国有8·6969亿农村人口,1998年中国农村人口比重为69·6%(陆学艺,2000)。这些数字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工业化是一场大失败。“第一次革命浪潮”在中国并没有产生令人鼓舞的成果,工业化至今仍然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但中国的工业化实验使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大的代价就是城乡隔离之下的农村贫困。今天中国农村的广大人民的贫困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毫无疑问,农民比五十多年前更苦难。

  目前中国人均耕地1·3亩,约1/3的省不足1亩。1949年北京大兴县(当时属河北)土改时,人均土地为地主12·26亩,富农10·6亩,中农6·09亩,贫农2·9亩,雇农1·87亩,赤贫0·7亩,按这一标准,现在农民都成了“雇农和贫农”。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这种局面中国家的作用:1996年全国74·8%的村庄通上了电,但一般乡村电费高于城市80%甚至数倍,因为国家只负责县以上各级的电力供应。另一个广为谈论的例子是:农村教育投入不及城市的十分之一(熊景明,2000)。医疗是另外一个严重问题,生病而无钱医治的现象非常普遍。此外,贫困人口的艾滋病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中国官方统计,2010年中国将有2000万艾滋病患者,而其中大部分患者来自贫困家庭(人民网,2002年12月3日)。

  有人称:由于扶贫工程,中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7年的5000万(熊景明,2000)。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贫困指标一方面是比较低的(1986年贫困标准:人年均纯收入150元以下),另一方面,评价指标非常单一,而贫困应该包括食物保障、收入水平、就业、权力和政治参与、文化教育和社会地位、基础设施等因素。近年来,关于参与式贫困评价(Participatory Poverti Assessment,PPA,从贫困者角度来理解贫困),又给贫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由于政治上的限制,PPA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目前谈论农民对贫困的感受还为时过早,而对中国贫困的政治评价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

  我们知道,政治冷漠是农民的“第二天性”(这种天性是传统文化和国家政策共同培养的),但贫困和走投无路往往是激发农村政治动员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问题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政治动员最“有利”的条件,至少它将给社会不“稳定”带来了新的“威胁”。

  除去5000万贫困人口不谈,我们看看目前农村的失业状况。按目前的中国土地资源状况,农村土地仅仅能吸收2亿劳动力,但目前农村劳动力约4·4亿人,除去乡镇企业接纳部分以外,还有约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到20世纪末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估计在2亿人左右(杨爱民,1997)。另据估计,近几年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压力因WTO的冲击而加大,“入世”的冲击即使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这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每年1000多万的基础上,又将增加200万(赵晓,2002)。这二亿“无所事事”的成年人对一个国家意味著什么呢?

  问题还不止如此。这两年来,我断续在中国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以及广西等地的农村或偏远城镇做调查,我的一个发现就是,每个村落都有大量的青年农民在家“闲赋”。他们三五成群地蹲在村头,没有工作也没有成家。有人统计90年代末中国有2300万“打工妹”,但相当一部分“打工妹”离开农村就留在城市嫁人了,而更多的农村男青年却留在农村,即使少数人出去打工也无法留在城市。这实际上造成了农村适龄男青年60%左右的未婚率,至少在我走访的几个村子里这个比例是普遍的,而计划生育和传统观念使农村男女比例进一步失调。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表明,缺乏性满足和正常家庭生活的青年人具有攻击性。

  贫困的、失业的、大量被排斥在婚姻生活以外的、被城市拒绝的、被政治拒绝的上亿农民,对一个国家意味著什么呢?暂时,危机的释放采取了赌博和刑事案件增多等“低级形式”,另外一个解脱途径是自杀。来自1999年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高层研讨会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至少25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1998年自杀是中国15岁到34岁年龄组的头号死因,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而全国9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4倍,其中,在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自杀数据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显而易见,千千万万个农村妇女、农村的母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绝于“盛世”。

  在这种贫困和不安之中,农民是否存在“现代型的政治参与”以改善存在状况的手段呢?近年来各地发生的农民示威事件及其被弹压,说明至少目前我们看不到一个“法理性”的政治前景。而前述农民摆脱压力、保持收支平衡的那些“理性手段”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或者空间是很狭窄的。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工业化失败在城市也取得了“丰富成果”,那就是在城市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这为政治动员提供了更具有政治活力的“群众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工人階級”、“无产階級”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今天真的出现了。

  中新社2002年10月16日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话称:中国失业人数在八百万左右。这一数据的统计口径是有问题的,它不包括“下岗职工”。一位研究者指出: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681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两者加起来共1400万人,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10%。如果再加上现有企业和机关的冗员,大约还有3000多万人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岗位。除了上述失业人数外,还要加上新增就业压力。中国现有人口12·6亿,若人口自然增长率按1·1%计算,劳动力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例按50%计算,则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因“十五”期间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城乡每年实际上可能会有1000多万新成长劳动力将进入劳动大军。总体说,中国全部劳动力人数的1/ 4处于失业状态。(赵晓,2002)

  90年代以来,城市工潮在全国普遍存在。几乎每一个县级以上政府门前都有工人静坐过,而2002年春天大庆辽阳等地的工潮似乎表明形式正在发展。现在当局仍然拿不出理性的应对方法,自吹自擂的所谓“更成熟”的政治手段无非是依靠军事手段前提下的某些政治小聪明。这不可能为对话建立一个理性的基础,也不可能从结构上缓解和消除政治冲突。

  我不相信这些运动就是主张革命的,或是主张毛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包括河南等地的工人示威总的来说不是反对私有化,而是反对不公正的私有化,反对政府和企业领导毁约或谋私)。但问题是,如果政府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这些运动就有可能异化为毛主义的运动。同时,勿庸质疑的是,由于民众的文化品质和精神传统,新左派永远比自由派更容易“掌握群众”。特别是“WTO以后”,在一定时间内,“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景反而更加暗淡了。目前中国一些地方的工人对毛充满的怀念,这种怀念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的还不是对毛的崇拜,而是对现实的不满。但正如秦晖先生所说的,这种伪毛主义情结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变成真的。于是中国自由主义就面临著双重困境:一是極權主义的变本加厉,一是毛主义的卷土重来。自由主义可能在改革的有限成果、比如“中产階級”那里,找到乐观的理由吗?

  一个“断裂”的社会?

  与上述“贫困的中国”并存的,是一个“高度文明的中国”,还是一个具有“国民党式腐败”特征的“官僚中国”?是一个信息浪潮之上的“新中国”,还是一个以国家强力为后盾实施社会封锁、通过垄断建立起来的伪资本主义的中国?对这个问题目前存在著不同的答案。

  2002年初,何清涟女士给我发来一篇文章《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作者是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先生,这篇文章在汉语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孙先生的理论大致如下: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这些被甩出去的人包括城市下岗者、失业者和农民。他的结论是,中国“象法国等国家一样,正在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

  孙立平先生的研究是引人入胜的,但他的“断裂”理论也可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先后有不同学者把技术因素或制度因素视为“增长”的原因,但关于技术进步导致“社会断裂”的理论,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尽管这种观点并不是最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断裂”理论所描述的一些社会现象是存在的(因此这种研究也值得尊敬),但把“社会断裂”归于“新的技术革命”是值得商榷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理论在公共政策上将为一种精英统治辩护,尽管事实上这种统治精英既不是技术精英也不是精神贵族,而更可能是传统的政治官僚和生存理性支配下“边缘人”(余英时,2002)。

  没有人怀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过垄断文字知识形成了汉语的亚文化,其所导致的社会断裂才更为严重。那种断裂是结构性的。近代以来,由于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接踵而来,可以说“断裂”的危险一直存在。比如工业革命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就存在这种“拉断”的社会危机。但这种“断裂”在西方并没有发生,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短期的“社会断裂”被证明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政策上的。或者说农民、城市底层并非无法接受“工业技术”,而是由于国家的工业政策失误,人为地制造了知识的贫困。由于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短缺,由于城乡隔离才导致了断裂。技术进步不可能把一些成员“甩出去”,正如任何人通过简单的训练可以成为熟练工人一样,今天,信息技术同样可以使普通人容易接受。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城乡沟通恰恰比此前要容易得多,这种状况同样应该发生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应用层面比工业技术更为方便,学习成本更低,而这种“傻瓜化”的倾向还在发展。信息技术的核心知识层面当然只属于少数科学家才更精通,我想这个问题在美国、在任何发达国家都一样,但不能说美国白领都是信息技术方面的专家,也不能说普通人无法轻松地掌握前沿科学的应用层面。

  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城乡对立、城市贫富分化,在总体说和技术进步无关。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81)说:贫困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和权利关系密切相关,“典型的权利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2、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3、自己劳动的权利。4、继承和转移权利。”这些自由权利在中国体制中都受到剥夺或限制,出现“权利失败”。此外,由于法律上否认纳税人的权利,因此无法建立有效率、负责任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失业救济。总之,中国的“社会断裂”仍然根源于“权力垄断”和“经济封锁”。资源垄断、许可证制度、政治封闭等等,是中国问题的真正所在。正相反,信息技术正在制度约束中举步维艰地弥补社会断裂。同样,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也许网络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恰恰是最低成本弥补“社会断裂”的希望。垄断技术和知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悖论。也就是说,知识由于自身的规定性是不能被垄断的,也不可能是无法习得的。我们看这几年来中国网民的发展速度就能发现,底层人无法掌握新技术的应用成果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今天中国并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这是另一个基本判断。城市化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而城市化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问题是,产权制度的缺位和以反腐败司法权争夺为主要内容的权力内战导致了投资萎缩,降低了就业需求,同时限制农民就业的各种制度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生存和发展之艰难,主要并不是象孙先生所说的他们没有资本和技术,而是他们的任何谋生手段都被限制或受到“管理”,而“管理”就是收费。

  孙立平先生的理论事实上源于1919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倾向,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崇拜往往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夸大科学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孙先生的理论也容易让人误解:仿佛中国真的出现了一个局部的信息社会,这是一种幻觉。使用计算机的传统官僚仍然是官僚,使用网络的资本家未必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资本家。我也担心,孙先生的观点也可能导致漠视政治改革而敌视信息技术。事实上早年就有“无产階級”敌视工业革命并通过反对机器来表达这种不满。

  历史证明,在一定制度框架内,新技术可以引起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技术进步引起社会变迁需要以下一些制度创新:1、家庭:从家庭主义到个人主义。2、农村教会的凝聚力。3、有易于农民的教育变革和教育方式。4、农村社区的城郊化。5、理性的农民组织与农民压力集团。6、政府帮助农民。7、新技术的传播。8、卓有成效的扶贫工程。这些制度安排无一不需要中国社会改革政治结构。如果不彻底解除政治戒严状态,那么上述任何制度创新和技术普及都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社会不是一个“断裂的社会”,而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无法在危机中、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自我更新的社会。

  我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底层的苦难总体上仍然不是技术变革基础的社会结构“断裂”导致的,而是由于制度落后以及技术落后而导致的。因此,21世纪,并非中国社会面临著“新的断裂”,而是面临著“旧的革命”。

  ⊙ 百年老病独登台

  2002年值得一提的“进步”似乎是关于私人企业的。这显然是当局在组织结构上急需援助的一种选择。但毫无疑问,酝酿中的对私人资本的法律保障和政治重视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依靠并匍匐在国家权力之下的私人资本,未必愿意建立一个理性社会,同时,由于国家权力通过经济垄断和政治封锁对权贵资本的保卫,可能强化社会的贫困,并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

  人们不应该忘记,50多年前的中国就是一个高度重视“私人资本”并积极溶入世界经济的中国。但那个中国远远不是一个文明国家。与此类似的是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就是封建晚期通过改革建立起来的资本和官僚共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如何呢:

  “虽然19世纪最后25年德国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然而在政治舞台上却看不见有什么根本的变化,那些金融界和企业界的新人充满自信地登上了经济舞台,他们固执,自鸣得意,野心勃勃,感到这个新的德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这些德国经济的奠基者应该成为德国新秩序的栋梁。但是这些财界、商界和工业界的巨头们的权力还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他们仍然没有实权。军队,对外政策,高级行政机构仍然被容克地主,在东易北河地区的农村小贵族及那些因世袭地管理著旧布鲁士的各种事务的贵族元老们把持,新资产階級在议会里有大量的席位,然而议会的影响却是有限的,皇宫和大臣的官邸里的那些定调子做决策的的人都是来自农村和前资产階級阶层的。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半封建的政治制度所控制的,资产階級只要能够自由发展经济和不受干扰地获取利润,他们基本上都接受这一政治上的保护,主要的资产階級的党派已和俾斯麦言归于好,大多数曾经是激进的民主自由主义者现在都变成了国家自由主义者,成了现存秩序的支持者……象德国这种经济上现代化而社会上落后的奇异结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Lewis A·Coser,1977)严重的政治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权力和资本一致确立了“对外扩张和对内军国主义的方针政策”。

  我确信中国不会选择“对外扩张”政策。这不是中国的性格,现在的国际社会也完全不一样了。但我确信“对内军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捍卫既得利益的军事主义勃兴将进一步恶化资源分配状况,军警费用的增加将加速平民的贫困化和激化矛盾。同时,为了应付这些矛盾,一代一代新的领导人为了重新巩固权力而反复讨好军队,国家将不断陷入军事主义的牵制或反叛之中。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这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前晚清改革因同样的理由敲响了自己的丧钟(任不寐:“有限现代化的军事主义陷阱”,1999)。我们并不为清朝感到惋惜。让我们悲观的是,接替清朝的是一个又一个清朝,而“天鹅绒革命”反而造就了一个更加保守的中国。由于灾民理性的绝对统治,中国政治的新年永远呈现出一种暗淡的前景,而我们永远处于一场社会动荡的前夜,而对这一社会动荡的性质我们无法把握。

  这一个月来,大陆媒体除了“歌颂十六大”以外,就是对台湾等地的农民示威,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地的工人罢工津津乐道。事实上中国人应该对那种政治运动深表羡慕,那毕竟是一种政治,或是一种政治文明——我们不这样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抗议和谈判的要求,事实上我们这种要求更强烈。但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很野蛮,我们这里还没有“政治”只有军事,它可以毫不迟疑地活埋不同的声音——一旦这种声音爆发出来,“双方”的文明程度更是令人怀疑的,它可以埋葬一切罪恶,也可以埋葬一切希望。

  新的一年开始了,“北京”很忙,靠礼品维系的国家这时候尤其繁忙。权力最大化而不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永远是中国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也永远在体内培植培著“陈涉模式”这一政治之癌。但从社会角度看中國的未来,也许情况并不那么悲观,只要少一点自私,中国就有希望了。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李慎之,1999)。让我们为那一点点责任心默默祈祷吧。

原载:思想评论

  作者: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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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yghxx 说:,

    2009年08月30日 星期日 @ 12:51:12

    1

    自私是无法少的,因此贪官们蜂拥将贪来的钱财移到国外,准备在中国当个裸官,一旦有陈胜吴广出现就走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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