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政治制度

  治乱循环的历史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商鞅、秦始皇创立了郡县制的高度集权专制的官僚制度,影响至深。在其金字塔结构的权力体系中,上级命令下级,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层层施控,层层汇报,从丞相大臣直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在皇帝的股掌之中,而人民则望权兴叹,毫无制约之力。于是,权力万能,官贵民贱,官员们尽管对上是奴才,是鹰犬,阿谀奉承,丧尽人格,可他们对下、对所管辖地域的老百姓则是主子,是虎狼,为所欲为,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杀戮无辜……这样,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逐渐把个中国弄成了一座大监狱、一个炼狱的国度。终于有一天,胆大的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削木为兵,与统治者展开了血腥的权力角逐,开始缔造新的一轮王朝循环。

  如此,中国的传统政治陷入了暴力、暴政的灾难之中。

  近代以来,中国试图改变命运。洋务运动主张进行经济领域的变革,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搞了个“远东第一舰队”——北洋水师,其吨位和战斗力在日本舰队之上。可是,甲午战争之时,北洋水师虽然多次击中日舰,但因为清朝官员的腐败,炮弹皆是假冒伪劣产品,里面填的是石灰、泥沙,炸药极少,有的干脆空空如也,所以命中敌舰后炮弹不爆炸,或者爆炸了威力很小,有的炮弹甚至太大了,挫小了方能塞进炮膛。由此,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它是当时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中体西用”运用的后果——只学习西方的皮毛,拒绝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把整个国家弄得腐败不堪。日本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始近代化,可与中国不同的是,当时的日本“求知识于世界”,进行政治制度的创新,所以能够最终战胜中国。

  由于制度落后、腐败无能,清王朝还是没有避免被暴力推翻的命运。

  治乱循环的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陷入一治一乱的王朝循环和普遍腐败之中,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合理,即我们几千年沿袭的是人治的、专制的制度。这种制度看似强大有效,实质却很脆弱,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人治的哲学基础是人性善的理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皇帝是英明的、高尚的,官员们也是能够好好进德修身、克制欲望的;法制、监督也就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即使有,也只是统治者的工具;相信官僚们能够自觉廉政,或者通过树立榜样,激发良知,提高觉悟,就可以达到儒家的德政。德政与专制两者不管是否强调道德,所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道德滑坡,国家趋于动乱。

  为什么德政之国、专制之国必然成为无德之国、动乱之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德政只能逼迫着官员们“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所以,德政社会必然形成虚伪、阴谋之风,必然虚报浮夸,不择手段;再加上对权力没有刚性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所以,官员们不可能不腐化堕落,不可能不收刮民脂民膏,其结果自然就造成了堕落的社会风气、紧张的官民关系,社会不稳,甚至趋于动乱。于是,德政社会走向了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

  现代治国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它承认人的自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哲学基础即是人性恶、人性自私的理论。正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谋取正当的利益,同时在公共领域必须对官员、民众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结果是人人不得不在公共领域收敛私心,遵守规范,久而久之,社会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获得空前的提高。于是,法治之国成为道德之国、稳定之国。

  从上可见,人治的专制的制度是古代中国治乱循环、近代中国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只有走向法治的民主的现代文明的社会,才能保持长期的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能够振兴中国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一些地方贪污腐败比较猖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治安形势不稳;农民没有享受到全部的国民待遇,部分工人的权益受损;一些地方的干群矛盾突出,官黑势力勾结,弱势群体遭受形形色色的权力侵害;在某些方面某些地方,我们的市场经济畸形化,资源分配权力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所有制改革没有到位;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十分严重,环境问题整体恶化;人们的道德意识淡薄,价值观比较混乱;文化出现断层,精神文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等等,欲解决这些问题,惟有民主与法治才能做到。

  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也就是说,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以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选择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各级官员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必须保障公民权利,落实言论自由,让新闻反映民意而不是官意;权力必须相互制约,司法独立于行政;必须落实地方自治、民间自治的制度。

  社會主義法治根本不同于专制社会的镇压人民、制御百姓的法制。社會主義法治,第一要确保人民的主权,制御、约束各级政府和官员;第二要保护人权,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第三要制裁违规者,打击违法犯罪者。社會主義法治要求:宪法必须不折不扣地履行,法规制度不得违背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各级官员要模范守法;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保证司法实体正义、程序合法。

  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也有10余年,人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的组织状况、利益分化等等都发生了有利于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巨大变化;中国加入WTO ,也标志着中国正在融入现代人类文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入世”,是1840年以来中国从激进转向渐进、从浪漫转向理性、从一味的革命转向改革、从闭关锁国转向主动开放、从官控资源转向市场化民间化资源、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转折点。在此转折的关头,在全社会推进社會主義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将极大地促进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促进祖国实现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伟大的复兴。

  推进民主法治必须建立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

  江澤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并且提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发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设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江澤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馬列主義、毛泽东思想、鄧小平理论,特别是“叁個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借鉴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所作为,有大的作为,建立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如此,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的内容是:

  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者、平衡者,而不再只是暴力镇压的机器;职权法律化,任何人不再因人格魅力、影响力等因素获得法律规定以外的权力;政党规范化,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动;进行横向分权,人民代表大会、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同时形成纵向分权和授权,形成快速反应的机制,实行地方自治制度。

  切实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公民权利,保护人权;逐步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政务官通过选举产生,事务官通过考试任命。

  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开放政府记录,建立“阳光下”的政府;政府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应律师的请求根据法律许可而举行的秘密会议除外;媒体应当根据事实无限度地报道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宪法至上,法律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各级官员要带头守法;实行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废除劳改、收容制度;保障司法独立,从财政上、组织上、行为上不受行政的干预。

  确保人民代表大会以立法权、重大决策审批权等对行政进行监督;设立人民代表大会监察专员制度,对政府的不良行政进行纠正。

  形成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实行非身份制度,不得强制将某一身份终身化,不得歧视农民;建设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和农村社会。

  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弘扬公民意识;实行新闻独立,搞好新闻监督,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综上所述,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通过民主监督、法治分权、言论自由、新闻自主、司法独立、保护私有财产、保障公民权利等多种方式建立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避免发生全局性的动乱。

  上述也清楚地说明,中国唯有通过改革,向现代社会转型,渐进地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建立起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在世界上享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铸造现代中华文明

  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实行三个转变:既要从计划经济向社會主義市场经济转变,又要从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向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转变,还要从道德滑坡、文明衰落的状态向现代中华文明转变。

  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社會主義思想、中华优秀传统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融入社會主義的民主公正思想,三要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

  现代中华文明就是,将现代人类文明与社會主義思想、古代中华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既有寻根意识又有全球意识,使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崇尚法治、科学的权威,又充分尊重民主、人权,保障人的尊严与幸福。

  现代中华文明的原则是高举社會主義、爱国主义旗帜,宣传社会正义,实现民主法治,保护人权,维护人民的利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公平与效率兼顾,共富、平等、正义与小政府、大社会、高效率兼顾;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现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保持社会稳定,实现民族统一。

  现代中华文明的要素是法治、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监督、公平、公正、公开、自主、负责、高效、共富、民本、人道、守信、自治、互助、和平、统一、爱国。

  现代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是,建立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现代中华文明的关键是建立现代政治制度。

  如何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和现代中华文明

  中国社會主義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扩大民主、完善法治、稳定社会、重铸文明”,它与“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社會主義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并列。

  实行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和现代中华文明的行动指南是,利用一切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主、法治的知识,宣传现代中华文明;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制度建设;确保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动乱,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遵循上述基本方针和行动指南,我们要进行广泛的媒体宣传。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黑板报、标语口号等一切可用的资源,宣传社會主義民主与法治,宣传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宣传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宣传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使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同时,要实施现代中华文明教育,培养现代公民意识,让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社會主義、现代文明等内容进大中小学、进课堂、进书本、进头脑;开展“建现代社会”、“做现代公民”的活动,培养公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健康的心理、科学的精神以及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平等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意识。

  具体地说,在实行社會主義民主方面,鉴于中国是个大国,经历过长期的社会动乱,因此,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候选人、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官职竞选者等一律不准在街头、广场等公众场合发表演讲、进行竞选活动,废除“街头政治”,只保护合法的游行、示威等;只允许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体,或者在各级党组织的组织下(党的选举则在行政机构的组织下)利用礼堂、教室、媒体等,在室内发表演讲,让选民充分了解候选人。

  民主选举应从乡镇、县级、企事业单位开始逐渐扩大到市级、省级、国家级,共4 级选举,10年初步到位,20年内建立比较完善的民选制度,50年内完全实现政治现代化。

  应当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实行直选;各级政务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政务官包括国家、省(区)、市、县的正职和副职行政领导人、次一级(部、厅局、处、科局)的正职和副职行政领导人;事业单位的正副行政领导人、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村长亦实行直选;各级党组织的正副领导人由同级党代会选出,党代会代表由党员直选;实行透明政治,除依法并且在律师的要求下召开闭门会议的除外,一切行政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民皆有权旁听,但无权当场质询,以保证会议的正常进行;党代会、党委会则党员有权旁听,亦无权当场质询;实行经济民主,企业的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中依法应有职工代表,企业主管工资福利的副厂长、副经理应由工会派出;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组织工会,工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职工的权益,并且可代表全体职工与政府、集体或资方就工资总额进行谈判;农村应组织农会,农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农民的权益;政府扶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民间组织不得进行非经法律允许的游行示威、户外演讲等街头政治行为,不得破坏社会稳定。

  在实行社會主義法治方面,应设立宪法法院,维护宪法至上的地位;司法系统在财政上、组织上独立于各级政府;检察院、法院的正副院长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其工作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取消违宪的歧视农民、损害公民权利的一切法律、制度和政策;严禁私设刑堂,严厉追究徇私枉法、任意拘捕公民的违法行为,保证程序的合法性;司法权责应明确,保证法官的权威,逐步实行陪审员制度,取消审判委员会,废除集体负责制,禁止司法暗箱操作;实行无罪推定、口供无效的制度,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保护弱势群体,进一步开展司法援助工作;完善有关政党、组织、社团的法律制度,制定权力交接、权力和平转移的法律;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实行地方自治,等等。

  为了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社會主義民主与法治,在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中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我们必须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社會主義现代政治制度和现代中华文明中的领导作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我们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奋斗,中华民族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走出传统社会的阴影,走上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E-mail:huxingdou@sohu.com ,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页最新地址:http://www.huxingdou.com)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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