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伊拉克战争与民族主义的消退

  笔者供职于一家媒体,在伊拉克战争战云密布的时候起,就开始差不多每天都撰写一篇有关伊拉克的国际外交折冲及伊拉克战争战况每日进展的分析。一个多月下来,回头再看原来的分析,自觉还令人满意。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与电视台的所谓主持人、专家及报纸、网络的众多评论相比,笔者的预测要比大多数专家、评论的分析更为准确。比如,我从战争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伊拉克军队根本不堪一击,联军可以很快达成其军事目标,并实现其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政治目标,伊拉克也绝对不会出现什么人民战争。

  预测表达的是希望

  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及心理领域中,预测往往表达的是预测者希望的一种折射。预测尽管是根据过去的变化对于未来的趋势的一种推测,但预测者在心智中组织有关变化的事实的过程中,时刻无法离开自己的观念,作为一种先见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预测的方向。笔者与那些专家学者的预测之所以大为不同,恐怕并不是由于所获得的信息不同——因为我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关心这场几乎全透明的战争的人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几乎是相同的,问题在于你如何认知这些信息,如何组织这些信息,如何从有关过去的信息中找到通往未来的方向。

  我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支持这场战争。因为不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参战国家具有什么样的利己考虑,战争本身都能够使伊拉克有改进其政体的机会,而在萨达姆统治下,这种机会完全被锁死了;战争一爆发,我则希望伊拉克军队放弃抵抗,联军迅速赢得这场战争,从而将伊拉克民众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人民迅速享受到恢复正常社会合作交换秩序的好处。

  而大多数的专家们则具有不同的观念。他们的观念是,这是美国等国家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伊拉克人民仍然支持萨达姆政权,因为这是伊拉克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权,因此,他们希望看到伊拉克男女老少一起拿起武器抵抗,最后使联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这些人士认为,只有这样,伊拉克人民才维护了这些人士所珍爱的价值: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回想起来,萨达姆、萨达姆的军队、尤其是伊拉克人民,让这些专家学者及网络愤青、愤中们屡屡地大失所望。伊拉克军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没有打游击战,没有勇敢地保卫城市(城市中的抵抗者基本上是复兴社会党党员之类的非军事人员或萨达姆敢死队之类的准军事人员),也没有大量杀伤联军;而伊拉克人民,也竟然没有发动人民战争,没有全民皆兵,没有奋勇保卫自己的家园;相反,在战争的后期,当伊拉克民众不再恐惧萨达姆的报复的时候,他们竟然列队欢迎“入侵者”,竟然帮助联军清剿那些抵抗者。

  我们的这些专家学者们不能不大为失望。因为,当今的中国,正是民族主义者的乐园。90年代以来,在原来的基于某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陷入崩溃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正在显眼地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凝聚官民一致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纽带。于是,在他们的想象和观念中,民族、民族利益、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成为神圣的东西。他们将自己的这种想象和观念投射到萨达姆、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人民身上,仿佛是他们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民族主义的圣战。某些专家学者简直就是萨达姆的高级参谋。

  由于自由民主观念的普及和胜利,由于極權主义思潮已经彻底在观念的战场上失败,为極權主义暴政涂脂抹粉、并充当其盾牌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在这个世界上消退。这股潮流当然也冲击到了伊拉克及其它地区。

  正当性内外有别?

  在南斯拉夫、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拉克,我们看到的,都是民族主义与極權主义结合而成的一种暴政。那里的统治者都是诉诸民族主义及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来捍卫其实行極權暴政的正当性,他们的一致说法是:一国的政府可以以任何方式治理其人民,这是民族自由的应有之意。而他们又辩称,他们的统治是获得人民同意的,因而外部任何改变其统治的行为,都是对于本国人民自主权的冒犯。

  民族主义者鼓吹这套说辞不难理解,中国的有些自由主义竟然也被这样的论证迷惑了。我不能完全肯定,民族主义在近代欧洲的崛起,是否与社会契约论有密切关系。但起码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激烈争论中,民族主义与被滥用、误用的社会契约论相结合,被一些自称的自由主义者转换成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存的政权,之所以能够掌握政权,因为其合乎历史的必然性,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他们的统治明确地或隐含地获得了人民的同意,因而其统治权就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尤其是不容外部来置疑。

  这些人士再三辩称,他们并不想为萨达姆辩护,他们也承认萨达姆的统治是一种赤裸裸的暴政,这种暴政是可恶的;但他们却立刻补充说,即使他实行的确实是暴政,也只能由伊拉克人民自己来决定是否更换他。任何外部的力量,都没有任何正当性来推翻萨达姆政权。据说,外部力量的这种介入,乃是对于伊拉克人民的民族自由的侵犯。

  这种说辞颇具有诱惑力和说服力。然而,我们如果要看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只需要拨开这些语词的迷雾,就面对着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然而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学问题:人们,普普通通的人们,为什么心悦诚服地顺从政府?是因为某种抽象的原则?为了某种美妙的乌托邦?为了抽象的民族神话和国家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和便利?一个政权的正当性究竟来自何处?这些问题,我们下面将予以回答。

  此处,我们则集中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在国内政治中已经失去正当性的政权,是否仅仅因为转换了一个参照系,面对干预它的外部力量,就转瞬又能在民众中恢复正当性?我们常常听人谈论一种最为粗鄙的理论,什么階級矛盾让位给民族矛盾之类。而当权者也经常靠挑衅来制造外部的敌人,或通过宣传来虚构外部的敌人,以此给自己的统治增加正当性。而民族主义的论证也确实让统治者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在国家危难之时,取消人民全部自由的做法,获得了正当性,而人民并且天然地肩负起了为这个政权献身的道德、政治与法律义务。

  然而,政权的正当性难道可以仅仅因为情景的转移而在有无两可之间随意变换?外部的敌人就可以赋予一个失去正当性的政权以充分的正当性?稍加分析,我们也许会看到,在这里,经过了几层巧妙的逻辑转换:首先,论者关注的是民族或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而且,民族或国家的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其次,民族、国家的独立性,被等同于现政权行使统治的权利。该政权继续拥有统治权,就意味着民族、国家仍然保持着独立性和自由,该政权被推翻,就意味着该民族、国家失去独立性与自由。第三,因此,该政权在面对外部敌人的时候,可以以民族、国家的名义,要求每个公民为捍卫它的统治权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否则就是对民族、国家的背叛。

  这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的论证。这种论证是否有效?我们只要看科索沃、塔利班、伊拉克战争的情形就知道了:这里没有什么人民战争。政权正当性的丧失,并不会因为外部势力的干预而突然复活过来。这也许是因为,民族主义本来已有的一点点提供正当性的力量,已经完全被極權主义耗尽了。

  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论证的失败

  近年来的几次战争中,一种极端的政治实践——即極權主义暴政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政体、尤其是该政体在“腐败”之后的变体(见下文分析)——被轻松抛弃的历史中,戏剧性地揭示了附着在民族主义之上的社会契约论的政权正当性论证的失败。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遍的政治科学结论:构成一个政权之正当性的,不是民族国家,不是人民的同意,而是政体安排本身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不管这个安排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可以因其安排本身及其所带来(或被预期可以带来的)结果而获得其正当性。

  如上所述,大多数人根据民族主义理论相信,萨达姆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尽管他的政体是恶劣的。然而,对于萨达姆统治下的人民来说,萨达姆的统治,从来就没有征求过他们的同意。事实上,不管他们是否同意,萨达姆都是统治者。在萨达姆上台的过程中,人民根本就不是参与者。但人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统治者。而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萨达姆站到了巴格达的至尊位置,他就获得了代表人民的天然资格,而人民则必须承担起保卫他的道德和政治义务。专家学者们据此认为,人民必然会发动奋勇抵抗入侵者,因此,联军必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萨达姆本人也抱有这种希望,号召人民起来杀死“侵略者”。而善良的自由主义者则说,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是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是践踏了伊拉克的民族、国家自由。

  然而,伊拉克人民虽然不知道是自己怎样同意萨达姆上台的,但在萨达姆被推翻的时候,他们却表示了他们的同意。他们欢迎、起码接受了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事实。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那种暴政的统治。他们没有心思去追究萨达姆是怎样上台的,但他们却切身地感受到,萨达姆在台上,带给他们的只有灾难和痛苦。联军的行为是如何获得其正当性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思考过;但他们不用思考也知道,萨达姆早就失去了正当性。倒是那些善于思考的专家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即使萨达姆实行的暴政,也依然具有统治的合法性。

  这些地方的战后重建过程,更加清楚地证明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普遍的政治科学结论。我们看到,在这些地方,新建立的政府,并不是经过人民同意的结果,相反,多少带有偶然的因素。最典型的是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不是人民同意的,伊拉克临时政府,也不是人民所同意的;再放远眼光,土耳其的世俗政府,不是人民所同意的,甚至可能是作为人民的伊斯兰教徒的民意所反对的;战后日本占领军下的政府,当然也不可能是日本人民所同意的。日本的宪法整个就是麦克阿瑟用枪管签署的。

  但人民却接受了统治他们的这个政府。该政府也获得了其长远的、甚至是永久的正当性。在我看来,这种正当性,来自明智的政体设计,和审慎地权力运用。通过这两者,新政府消除了旧政体带给人民的不便和痛苦,而赋予了人民以更大幅度的自由(尽管也许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自由国家),让人民感受到了更多的便利,获得了改进自己境遇的可能性。这种便利会被人民迅速地、切身地感受到,因为最起码,他们会迅速感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这样的政体在很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其正当性。

  这些政府都是在外部压力或强制下建立起来的,但这却并未稍稍延缓其获得正当性之过程。迄今为止,外部军队仍然在对南斯拉夫、阿富汗地区施加着强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看起人民因此而敌视其政权,我们没有看到多少民族主义的反抗。因而,我们既没有看到西方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总体战争,也就始终没有看到专家学者及愤青愤中们、甚至某些自由主义者所期待的“人民战争”。局势似乎回复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前:人民不再是战争的参与者,而似乎是旁观者。对于本国的政权的垮台,它们没有表示出同情、留恋,当然也没有拿起枪来保卫。

  我们可能不能不承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族主义真的消退了。是的,今天的世界上有非洲的部族冲突、有原教旨主义的活动,但似乎却没有象样的民族主义运动了。具有一定民族主义运动色彩的分离主义活动,则似乎失去了对于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吸引力,而沦为可悲的恐怖活动。

  極權主义政体的腐败及其对民族主义的致命打击

  民族主义之所以失败,可能是受到腐败的、因而是极端丑陋的極權主义政体之变体的拖累所致。

  从理论上说,極權主义是一种具有最为强大的控制力的政体。它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将所有公民纳入到一个严密的监控网络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90年代之后的几场战争中遭到军事打击的国家在其最初所实行的都是这样的政体,而且,相当地具有代表性。南斯拉夫是苏联式的極權主义政体,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

  萨达姆政权则是这种政体的一种变形,是曾经通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强调民族特色的極權主义,这种極權主义极端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性,给人民许诺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等诉诸民族自由的理想,及工业化、富强等等愿景,以此作为动员——也即强制——民众的理据。这样的理据本质上是民族主义及苏联的意识形态的融合,由本民族精英知识分子炮制,在20世纪以后,借着民族主义和极端左翼思潮的盛行,而普遍地流行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二战后独立的国家,不少都选择了这样的政体。

  由于自由民主思潮在整个20世纪处于低潮,因此,这两种政体在20世纪中叶曾经大行其道。然而,一二十年的狂热过去之后,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褪去了其原有的狂热性;这种政体开始进入其腐败阶段。即绝对的权力不再被用于追求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目标,而是被用于维持统治本身及作为增进统治者本人利益的工具。于是,当初打破一切传统的乌托邦狂人,却回归了人性最黑暗的恶:父子继承,宫廷阴谋,警察统治,财富垄断,等等。这样的政体,自然已经招致了人民的极端恐惧和厌恶。这样的政权之上台未经人民同意,尽管后来他们曾经对这个政权表示过支持,甚至为之狂热,但人民现在却只希望尽快地更换这样的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已经完全变质了。極權主义一旦不再是通过理想和愿景动员民众,而是用秘密警察来强制民众,则其诱惑力和合法性就已经丧失了。人民因为自己曾经为其迷醉过,因而反而会更为愤恨。

  至于塔利班政权,则是在经历过萨达姆式的極權主义政体试验失败,知识精英遭遇挫折感之后,人类最狂热的宗教本能与極權主义统治技术结合而出现的政体——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極權主义。这种政体有别于传统的神权君主政体,因为它借鉴了现代極權主义的统治技术。

  在前述纯正的極權主义政体开始腐败的同时,自由民主的观念从70年代末开始重新成为潮流。于是,腐败的極權主义政体与强大的自由民主理想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在二战后的观念气氛和国际格局下,纯正的、狂热的極權主义理想及其政体,不管是对于民众,还是对于知识分子,其魅惑力都不在自由民主的理想及其政体之下,准确地说,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80年代后的观念气氛下,变质的極權主义没有任何吸引力了,尤其失去了对于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从而失去了知识上和道德上的论证,也失去了历史的必然性所能提供的任何论证。于是,那些变质的極權主义者只能紧紧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原则。这样一来,曾经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民族主义与主权国家原则的荒唐性则一览无余矣。因为,环顾整个世界,除了陷入恐惧之中的变质的極權主义国家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在认真地煽动民族主义、在毫不妥协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于是,民族主义、主权国家原则,在不经意间被贴上了不光彩的标记。

  在自由政体的故乡英国和美国,源自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从来就没有时髦过;欧洲大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在西欧被抛弃了;而90年代苏联帝国的崩溃,使得民族主义在东欧也消退了;70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具体而微的極權主义的变质,则使民族主义在这些地区声名狼藉,到90年代也开始消退。作为反自由的同盟,民族主义曾经与某种集体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达一个多世纪,今天,我们是否到了与民族主义说再见的时代了?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时代?

  (2003年4 月6-7 日)

原载:思想评论

  作者: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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