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国民党与台湾的民主转型

  一  导 论

  台湾的民主转型经验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里十分突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格外具有分析价值。台湾的政体转型带有浓厚的四种特质:第一、「由上而下」的特质,也就是说政体转型主要是由执政菁英,而非反对运动所主导;第二、「选举带动」的特质,在政体转型过程中,选举机制要比体制外的政治抗争发挥更大的政治推进力,选举过程既是凝聚社会中支持政治改革力量的主要机制,也是引导反对运动进入体制内来推动改革的重要诱因;第三、「分期付款式」的特质,政治体制改革经历渐进的、多阶段的局部性制度调整,而非在短时间内进行全盘改造;第四、「低社会成本」的特质,政体转型过程中并未出现严重的政治动乱,对于既有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冲击比较小。

  更特殊的是,在威权体制下执政长达四十多年的国民党,能够同时顺利推动政治体制与政党体质的「双重转型」(dualtransition),让自己的执政地位在多党竞争体制下得到重新巩固的机会。在政体转型方面,过去二十年国民党顺利将台湾的政治体制从萨托利(GiovanniSartori)所称之「党国体制」(party- statesystem),转型到彭佩尔(T。J。Pempel)所称之「支配性一党体制」(onepartydominantregime);在政党转型方面,国民党将自己从「准列宁式的革命性政党」,逐渐转型至选举导向的群众性政党。这两重的转型过程在经验层次上虽然是重叠的,但在概念上却必须加以区分,前者涉及政治体制的建构原则,后者则涉及具体的政党组织演化。

  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里,台湾是唯一从「党国体制」顺利过渡到「支配性一党体制」的个案。在1986年民主转型正式激活后,尽管国民党的执政地位逐渐失去威权体制的法律庇护,而必须定期接受民意检验与反对党的公开挑战;尽管在政治开放的过程中,国民党的社会支持基础逐渐受到侵蚀,反对党的竞争压力持续上升,但在政体转型激活后的十四年里,国民党基本上能够透过选举竞争来维持它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经历四次立法院选举均能成功维持其多数党地位。虽然,国民党在最近一次总统大选中遭遇空前的挫败,但是导致这次挫败的主因是国民党的内部分裂,而非民进党的政治版图大幅扩充。目前连战所领导的国民党,宋楚瑜领导的亲民党,以及更早由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新党,加在一起的政治实力仍明显超过民进党,在立法院仍牢牢掌握接近2/ 3的席次,这个「泛国民党系」政治集团不仅仍具有主导政策的实力,并有机会在年底立法院选举后主导政府的重组。同时,原先在国民党主导下所建构的宪政秩序也并未出现断裂,民进党政府的权力行使仍受到既有宪政体制的约束,这说明了台湾的新兴民主体制已经通过了一次关键性的考验。

  此一特殊的政体转型模式引发我们思考下面两个严肃的问题:第一、是甚么样的历史条件引导国民党选择主动进行渐进式的民主改革;第二、是甚么样的因素让国民党有机会顺利完成「双重转型」?让一个准列宁式政党能平安地渡过威权体制松动与崩解的危机,还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享受民主转型的政治果实?

  二 促使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的历史条件

  台湾内外压力的涌现是促使蒋经国所领导的国民党开始认真面对民主改革议题的首要因素。从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外交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以全中国代表自居的「法统」面临困境,国际承认的日益流失使国民党不得不转而寻求本土社会的支持,作为其政权的正当性支柱;在经历二十多年的快速经济成长之后,以战后新生代以及中产階級为背景的新世代反对运动,在70年代中期开始萌芽与凝聚,并对威权体制提出强烈的挑战,同时在美丽岛事件之后,镇压的成本明显上升;其次,到了80年代中,国民党领导层的接班问题因为蒋经国的健康问题而浮现,促使蒋经国必须对其身后的政治发展形势预做一些安排与设计。

  不过,这些背景因素最多只是促使国民党主动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威权体制的领导者在内外形势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常常选择拖延手段,或甚至采取高压手段来响应改革舆论与反对运动的挑战,而不一定选择主动进行体制改革。有两个关键性的历史条件对于蒋经国所领导的国民党起了积极引导作用,促使蒋经国在80年代中期主动推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国会改革」等一系列的政治自由化措施。第一是官方意识形态与宪政制度内蕴含的调适弹性。第二是国民党面对潜在的省籍矛盾与快速经社变迁所持续进行的组织调适。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具有较高的调适弹性,因为国民党在战后台湾所建立的威权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并不直接否定多党竞争,也并不挑战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国民党一直是以国家处于特殊情况作为实施威权体制的合理化基础,因为两岸长期处于内战状态所以不能实施正常的宪政体制。从1949年开始,国民党就在既有的宪法体系下,制订「临时条款」与颁布「非常时期」法令体系,作为战后威权政体的法制根据。对国民党而言,原有的中华民国宪法可以被冻结,但却不可以废止。因为此一宪法乃是国民政府在其仍有效统治大陆、同时也被世界各主要国家承认的时期颁布的;对国民党而言,此一宪法乃是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最重要法统象征。

  然而,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却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宪法为许多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异议者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上有力的武器来攻击威权体制。随着80年代两岸关系开始比较松弛后,他们对临时条款的攻击与回归宪法的要求就显得更有说服力。其次,时间的流逝造成资深民意代表逐渐凋零,进而对威权体制下的「万年国会」形成一种自然的大限。当资深民意代表凋零的速度在19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逐渐加速时,国民党别无选择,只有透过增额选举将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逐渐开放给台湾本地的选民。

  这些意料之外的发展加总起来,迫使国民党的菁英在80年代初期开始认真考虑政治开放,而此时宪政制度的内在调适弹性就充分地体现出来。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临时条款及其附属的非常时期法令顾名思义终究是「临时的」,一旦外在的紧急情况逐渐消失,国民党很难拒绝回归常态宪政体制的改革派政治主张。也就是说,台湾的政体转型在制度变革上存在一个「回归宪法」的选择,虽然这并不保证这个选择会成为民主转型时朝野在制度选择问题上的当然共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进党倾向拒绝承认此一宪法的合法性,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他们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但无论如何,对于国民党的改革派而言,此一制度上的安全瓣为民主转型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方案,因为他们可以将政治改革放在一个既定的制度轨道上朝向可预测的方向来推动,同时他们也比较容易说服党内的保守派接受这种体制内、有秩序的改革。

  其次,国民党的党组织也具有较高的调适弹性,党组织在政治体制改革前夕经历过三种重要的转化。第一是吸纳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新生的社会力量;第二是培育台湾本土社会的政治菁英;第三是透过地方派系来维持党对基层选举的主导力量。

  国民党在迁台之初仍具有菁英型政党的特征,党员人数占人口比例很低,而且党员的背景主要是政府、军队、国营事业的干部(以及离休干部),以及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老师)。但是,为了因应结合本土社会的需要,为了因应地方自治选举动员的需要,以及为了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国民党在60年代以后开始调整党员招募政策,放宽入党资格以扩大群众基础,同时在党员招募策略上,开始重视成长快速的社会部门。虽然,军队、学校、政府部门仍旧是招募党员的重点部门,但是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新兴社会阶层,例如企业经营者、自营商、专业人士、劳工以及关键性的社会部门例如新闻媒体、文化事业、学校、宗教团体等,也都成为组织发展的重点。国民党在调整自己的社会階級代表性上具有较大弹性,部分原因是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一直自我定位为「全民政党」,主张階級利益调和,所以党组织的发展可以积极配合社会结构的调整,让国民党成为所有主要階級的利益代表。

  第二,国民党的领导层在更早时期就推动本土化政策。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课题时,对国民党的生存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潜在的省籍矛盾,也就是居于少数的外省人与处于多数的本省人之间权力分配的矛盾,以及隐含在省籍矛盾之后的国家认同分歧。在威权统治时期,党国体制里的主要职位与政治资源都由外省籍菁英长期垄断,外省菁英垄断政治的合理化基础建立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维持全中国的代表性。而民主化过程必然会引发将政治权力由外省集团手中重新分配给本省人的改革诉求,也可能引发国家认同的危机,使得反对势力能够运用这两个矛盾来凝聚本省籍选民的支持,并威胁国民党领导阶层的执政地位。不过,国民党的领导者很早就开始重视这些矛盾,并采取细腻的政治设计来冲淡省籍对立的潜在威胁。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大力推动国语运动,并施行以中国人认同为主轴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另一方面,蒋经国早在70年代就开始加速国民党内权力结构的本土化,大量延揽本省籍青年才俊进入党与政府体系工作,最关键的是他在1984年连任总统时,决定提名本省籍的李登辉为他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在民主转型激活的前夕,许多本省籍菁英已经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内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从而也成为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受益者。对那些可以在既有体制下逐渐往上晋升的本省籍国民党菁英而言,采取激烈手段进行改革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宁可选择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同时,由于国民党及早推行了本土化政策,在无形中也削弱了反对阵营利用省籍矛盾或国家认同议题进行政治诉求的力度。

  第三、国民党在激活中央层级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老早就在地方选举中累积了可观的组织经营基础与选举实力。从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为了强化对于本土社会的政治控制,以及笼络地方层次的本土社会菁英,很早就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并办理地方选举。地方自治最早开始于1950年,当时就陆续引进乡镇层次(乡代表会与乡长)的普选,县市级层次(县议会与县长)的普选,以及省议会的普选,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仅限于省主席与直辖市市长。中央级民意代表的选举则在1972年第一次有限度地开放,并分别在1980年与1989年扩大增额补选的名额,让本地居民可以选出一定名额的中央民意代表来充实日益老化的立法院与国民大会。所以,威权体制虽然保障了国民党对于掌控中央层级国家机构的独享地位,但在地方层次国民党必须组织社会力量,经营政治组织,收编地方派系来确保国民党的支配性地位。

  为了有效收编地方菁英以及他们在农村地区所经营的的侍从网络(patron- clientnetworks),在选举民意代表时,国民党长期采用「多席次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SNTV)。国民党领导层充分理解「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与多席次选区的结合必然导致激烈的党内竞争,但这正是采取这个制度的初衷。在省级下的每个行政区域内,国民党通常至少维持两个以上的地方派系,并让这些地方派系彼此为地方公职、准公权力机关(如农会、水利会)的席位以及经济利益而竞争。而国民党则居中协调,如此一来,国民党就可以对地方菁英分而治之。地方派系与国民党党中央存在多层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地方派系的许多行径,例如买票、不正当的竞选方式、贪污等都受到执法机关的刻意掩护,另一方面,地方派系之间的激烈竞争对那些想要参选的非国民党人士形成了强大的阻碍,进而保障国民党的选举胜利。

  地方派系与国民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结构。对立派系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国民党扮演平衡与协调的角色。在每个选区,国民党透过特种党部的运作可以掌握可观的「铁票」(如忠诚的外省籍选民与军公教人员、荣民等),足以使国民党在地方派系之间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如此一来,经由政党机器的运作使得执政菁英不但可以掌握选举的结果,而且成功地在地方层次维持一种「有限度的多元主义」,可以将选举的竞争逻辑转化成维持政权合法性、政治控制与「选择性吸纳」的有效工具。随着反对势力的选举力量从1970年代末起逐渐提升,上述维持国民党选举优势的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但并未失去功能。国民党与地方派系依然保持庞大的选举资源,此外,透过对政治资金与大众媒体的掌控,以及对于民间社团的掌握,国民党依然维持绝对的竞争优势。借着与地方派系的政治联盟,在1986年以前的各级民意代表选举中,国民党始终能得到超过2/ 3强的选票以及超过3/ 4的席次。此一既存的优势使得国民党领导层在面对反对运动的民主改革要求时,拥有相当大的迂回空间,因为对国民党领导层而言,选举管道的进一步开放,并不会构成立即的政治生存威胁。

  三 顺利过渡到支配性一党体制的支柱因素

  在80年代中期,固然有一些有利的历史条件在积极面引导国民党寻求主动响应改革压力的可能性,但这些条件并不足以确保国民党可以顺利推动有计划的、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确保国民党领导层可以有效掌握改革的进度与幅度;更不可能保证国民党可以长期享受民主转型的政治果实。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有其风险,有其不可预知性。

  国民党之所以能在80年代后期开始顺利地推动渐进式的民主转型,有三个重要的条件形成了基本支柱,让国民党有很大机会营造其希望的转型结局,也就是能顺利过渡到支配性一党体制;让国民党能在新的开放竞争体系下重新巩固其执政地位。这三个支柱因素是:成功的经济发展、比较健全的国家机构建设(state- building)、两岸关系的制约。不过,国民党所主导的民主转型也遭遇到一个出乎预料的变量,那就是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冲突,这个冲突同时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与撕裂力,其凝聚力可以超越政党界线,其撕裂力可以阻断党内权力分享的可能性,导致国民党最终走上分裂之途。

  在开始民主改革之前,台湾已采行了将近二十多年的外向型工业化策略。此一策略有效地解决了经济累积与分配的问题,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创造了大量小资产階級与中产階級,因此,和同时期的拉丁美洲国家所推动的第二次进口替代策略相比,国民党拥有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凭借此一有效的发展策略,国民党菁英在面临民主化的诉求逐渐凝聚与加强之际,并不会进退失据。因为他们依然可以宣称他们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拥有一种工具性的正当性。正由于台湾社会内部缺乏反对势力可资运用的高度爆炸性的社经分配冲突,因此反对势力在发展的初期,无法有效利用经济与社会议题来强化政治改革的诉求,动员策略从而受到限制。国民党的经济发展策略为其建立了基本的社会支持与政治凝聚力。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接受国民党的渐进式改革,可以确保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受干扰,所以尽管反对阵营的政治改革诉求有其吸引力,但他们仍不愿意轻易背弃国民党。同时,正因为社会上并未累积大量的经济利益受损者,也缺乏严重的分配冲突或階級矛盾,反对势力无法组织大规模的罢工或抗议运动,在向执政菁英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要求时,缺乏有效的着力点。在反对运动借助全面性的群众运动来迫使国民党菁英接受其改革要求时,国民党领导层就可以大致按照自己的政治规划来主控体制改革的幅度与速度。

  其次,台湾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现代化国家机构,这也为平顺的民主转型提供了一个政治平台。国民党继承了日本殖民时期所建立的现代化统治机构,在战后逐步发展为比较健全的国家官僚体系,拥有相当完整的现代国家职能。国民党从50年代开始就逐步落实「五权宪法」所规定的「考试用人」、「常任文官」、「功勋晋升」制度,同样的制度也适用于军队的人事晋升。国民党建立了与政府机构平行的组织,作为指导与协调政府部门决策中枢,虽仍扮演政策指导角色,党的运作也必须配合国家官僚体制的人事制度与政府的法定决策机制。国民党虽然积极培育治理人才,但其重点是在军队、文官与学校的年轻成员里找寻可造之才,然后栽培他们逐步晋升为高级文官、高阶军官或决策官员。在70年代中期,新世代的反对运动出现之后,国民党就开始留意「党」与「国」之间的分际问题,并在制度上进行必要的调整来迎接多党制的来临。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党的独立财务制度与人事系统,让「党库通国库」、党国人才流用、以及党职务与政府职务可以转叙与相互累计年资的现象成为历史遗迹。同时,为了避免再度出现类似「中坜事件」这种因选务纠纷而引发的群众骚动,国民党政府为各级选举建立了超党派的「选举委员会」,强化选务机关的行政中立,提高选举过程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国家机构较健全的发展对于国民党所主导的民主转型提供三项有利的作用:第一、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可以比较不受政党竞争因素的干扰。当反对党人士开始进入正式的国家体制内(例如当选为立法委员或县市长),军队与文官体系不会出现适应不良的情况,同时选举所带来的政治震荡的冲击范围也有限,国家机构职能的运行基本上不受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干扰;第二、国民党政府有强大的执法能力,足以应付在选举过程或反对阵营群众集会中可能出现的失序状况,并确保反对阵营的政治抗争手段必须受到法律约束;第三、国民党可以透过国家机构所具备的「发展性」与「利益再分配」功能,主动化解社会内部的分配性冲突,或直接响应社会团体的新生政策需求,不致于让许多经济与社会议题衍生为政治问题,而为反对党所利用,同时也确保社会中的利益团体仍旧以国民党所主控的政府为主要诉求对象。

  最后,两岸关系也构成引导岛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制约条件。北京对于岛内分离主义倾向所采取的严峻立场,使得多数祈求安定的中产階級选民对于反对阵营所倡导的「重新制宪」、「公民投票」、「独立建国」、「住民自决」等相对激进的政治诉求,抱持高度的疑惧,并使得国民党所主张的渐进式体制改革,比较能为多数民众接受,对于两岸关系的冲击也相对缓和。这个制约因素,使得民进党比较容易在地方层次的选举中,借助「反黑金政治」、「环保」与「行政效率」等诉求扩大政治版图,但不易在中央层级的选举中开拓票源。

  当蒋经国所领导的国民党在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唯一无法预见的,就是国家认同冲突最终会导致国民党分裂。蒋经国并未充分意识到隐藏在省籍矛盾背后的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冲突,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也就是逐渐让本省籍人士当家作主),但本土化政策可以化解省籍矛盾,却无法有效化解族群矛盾与国家认同分歧。当蒋经国于1988年去世,李登辉根据宪法继任总统,不久之后党内就爆发「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冲突。这个冲突表面上是权力分配之争与改革路线之争,但本质上是国家认同冲突。权力分配与改革路线冲突有协商的空间,「中国人认同」与「台湾人认同」的对立却没有妥协余地。「台湾人认同」的强大凝聚力,让李登辉不仅可以获得多数的本省籍党内菁英的支持,并且可以得到民进党的适时配合与支持,然而,一旦引进党外力量介入党内冲突,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就无法避免。第一波的分裂导致部分少壮派立法委员在1993年出走另组「新党」,第二波的分裂导致郝柏村与林洋港在1996年脱党参选总统,第三波的分裂导致宋楚瑜在2000年脱党参选总统。国民党的分裂对于其内部凝聚力与选举动员实力均构成严重的损伤,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四 国民党的挫败

  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一个新兴民主社会出现政党轮替的现象是很正常的,民主竞争体制本来就蕴含了政党轮流执政的可能性。不过,从政党竞争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挫败主要肇因于三个因素:第一、国民党在宪法制度设计上缺乏远见;第二、国民党缺乏党内民主竞争机制;第三,李登辉的一意孤行。这三项因素都是自己造成的。

  由国民党所主导的宪政体制变革,对于后李时期的政治形势估计不足,以此形成了作茧自缚之局。90年代李登辉领导的国民党,是以推动总统直选作为整个宪政变革的轴心。在当时,此一选择有多种的战略考量,既符合李登辉巩固权力的需要,又可以带动宪法结构的大幅调整,也可以满足向国际社会彰显台湾人民行使主权的意义。同时,李登辉个人的民意声望也可以转化为国民党的选票。但是,这项关键性设计的副作用是:第一、以总统为重心的宪政体制极易在权力交接之际,诱发党内出现剧烈的总统提名争夺战。因为这是一场胜者全拿的权力游戏,在党内缺乏一套符合民主正当性竞争规则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分裂之局。第二、总统大选必然削弱政党标志的作用而突出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在总统大选中传播媒体的作用超过组织动员,因此即使缺乏庞大组织的反对党候选人,或甚至没有政党奥援的独立参选人,都有向国民党候选人挑战的机会。

  在国民党面临连战与宋楚瑜同时争取总统提名的情况下,最有效避免国民党分裂与防止宋楚瑜脱党参选的办法,就是经由民主与公平的党内竞争制度产生总统候选人。但国民党一向缺乏制度化的党内竞争机制,而且李登辉与连战也都排斥这个方案,因为宋楚瑜极有可能在一场公平的竞赛中赢得党内初选。在考量国民党的接班人选时,李登辉很明显将其个人政治利益以及个人政治理念置于国民党利益之上。李登辉坚决排斥宋楚瑜,是因为他担心宋楚瑜担任总统后,不但会全面接收国民党资源,而且必然会修改其政治路线。事后看来,李登辉等于在执行一个毁灭国民党的政治策略,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一向是采取党主席独断制,党主席对于党组织更有绝对的指挥权力,没有任何有形的党内制衡机制可以牵制党主席的一意孤行。

  在失去政权之后,国民党面临更严重的体质调整检验。过去,国民党的很多组织运作机制都是建立在长期掌握国家机构的政治基础上,在失去中央执政权之后,国民党对于许多社会团体的掌控能力开始快速消退,党中央也无法有效节制地方派系,党产合法性问题开始浮现。目前,由于国民党仍旧掌握立法院多数,而且也还具有重返执政地位的潜力,所以地方派系仍愿意与国民党维持结盟关系。如果国民党在年底立法院选举中无法维持第一大党地位,就很难出面筹组执政联盟,反而有可能面临民进党分化策略的冲击。如果无法顺利渡过这一劫,就有可能步上组织进一步萎缩的命运。

  五 台湾经验的启示

  台湾的民主转型经验显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威权体制下的执政菁英如果主动推动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面临失去政权的风险,但也有可能让自己的执政地位重新获得巩固,两者都没有必然性。国民党的转型经验也显示,一个准列宁式的政党有可能在主导民主转型过程的同时,营造一个「支配性一党体制」的出现。而国民党在90年代所建立的支配性一党体制,如果没有遭遇国家认同冲突的撕裂性冲击,原本应该具有更高的存续能力。而且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支配性一党体制的长期存在也不一定阻碍民主政治的巩固。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不应完全排除以党国体制为起点的双重转型也可能出现成功的民主转型。

  有若干历史条件对于国民党愿意进行民主转型起了积极引导作用:第一、官方意识形态与宪政制度内蕴含的调适弹性;第二、党组织可以弹性吸纳经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过程中新兴的社会力量;第三、国民党领导层在更早时期所推动的本土化政策;第四、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所累积的经营基础与选举实力。同时,国民党主导的双重转型得以顺利完成得力于三个支柱因素:成功的经济发展、健全的国家机构建设,与两岸关系的制约。

  台湾的转型经验显示,政治领导者往往根据眼前政治需要来选择宪法制度和党内的决策机制,而忽视其长远的政治作用。国民党所主导的民主转型遭遇到出乎预料强烈的国家认同冲突,总统直选制导致党内权力继承危机加剧,再加上党内缺乏民主决策机制,最终导致国民党无法避免分裂之局,并使其支配性政党的优势地位提前结束。

  最后,我们也不能过度高估国民党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由党国体制直接过渡到支配性一党体制,也让台湾的新兴民主背负了一些特殊的历史包袱。不少威权体制时期的运作机制仍潜伏在新的民主体制里,例如情治体系的政治侦防作业,以及利用检调系统来打击政治异己的做法。过去国民党对于社会部门的高度渗透性,以及在选举过程中的过度动员,导致台湾社会普遍出现过度政治化(politicization)的后遗症,大幅压抑了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空间。国民党对于地方派系的倚赖,以及与部分财团的复杂利益交换关系,更使得台湾的代议政治一直无法摆脱黑金政治的侵蚀。这些都是平顺民主转型的代价。

  摘自士柏咨询网

  作者:朱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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