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

  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1990-1992出版)风靡海峡两岸开始,重写晚清历史和人物在史学界和文艺界蔚然成风,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走向共和》受到热烈欢迎,又令这一热潮升温。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也因对晚清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看法,至今仍受到许多读者关注,有的读者说:“翻了许多大案,令人震撼”。怎样看待这一学术和文化现象?

  所谓“翻案”的实质

  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完全可以虚构,把《三国演义》看成《三国史》那不过是笑话。可是,这次《走向共和》深受观众欢迎,却明显带有重新发现历史的意味。这与20世纪中国政治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息息相关。

  任何学术结论都是相对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在内,本来就应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不断推陈出新,抛弃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不存在什么翻不翻案的问题。可是,自从上一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就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1.神化领袖人物,并以拥护还是反对他们作为是非标准,窜改历史。

  例如,认真研究过有关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谓陈炯明叛变,其实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的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谁是谁非可以从容讨论(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公众舆论都认为正确的是陈炯明)。但为了神化孙中山,国民党却认为陈炯明是“叛变”乃至“叛国”,组织御用文人编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并且不准人们说半个不字,1922年以前陈炯明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也一笔抹煞,历史就变为一笔糊涂账了。而随着多年来官方审定的教科书的灌输,人们习非成是,听到真实情况评述,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

  2.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

  如吴晗笔下的朱元璋,抗日战争时期好些人骂袁世凯、曾国藩,揭露明代的特务统治,其实都有影射蒋介石的企图,有的就不免有过头之处。又如,为了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对文化的摧残,人们热衷于写乾隆爷统治年代的文字狱;在階級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皇帝更是贬损唯恐不及;于是,18世纪中国和乾隆皇帝的全貌自然就模糊了。当《戏说乾隆》之类的影视推出后,新鲜感便油然而生。

  3.以历史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清帝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在孙中山口中,却是“外国人”灭亡和占领中国的历史。孙中山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为了动员人们为推翻清帝国出力,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统统被戴上汉奸帽子!

  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曾风行一时,蒋、宋、孔、陈是四大财阀几成定论。这对动员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腐朽的统治起过很大作用。可是,离开大陆后,陈立夫在美国靠养鸡活命,太不像财阀了。

  4.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神化劳动人民及其造反行动,贬低统治階級的历史人物。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思想指导下,中国自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家,往往有意无意贬低地主、资产階級政治家和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等的贡献,乐于抬高劳动人民的作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又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

  5.为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全盘抹煞外国人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贡献。

  19世纪中国内地最早的现代报刊是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万国公报》,都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当时的新式教育和对西学的介绍,也无一不依靠外国人。时至今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史家们,无不肯定它们的成就。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论著仍把为这些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外国人,一概视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律称之为文化侵略!

  这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危害极大的专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左毒的体现。所谓翻案,实质是肃清错误思潮在历史领域中的流毒。多数中国人离开学校后,很少重读历史。认真研究史料,从愚弄人们的历史谎言或史家们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弄歪了的历史图景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力求将真实情况介绍给读者,这样的翻案有利无弊。借助小说、影视,普及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十分有益。这件事迟早都要做,今天的热潮毋宁说来得迟了一点。

  让我们从几个公案看看葫芦僧如何乱断葫芦案,就会对“翻案”的是非得失有进一步的了解。

  太平天国公案的由来

  天平天国研究历来有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派。这是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之争。但政治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了。

  开其端的是孙中山。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因而命追随者编就《太平天国战史》,并赞之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换句话说,赞扬太平天国就是赞扬革命,就是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中国共产党崛起后,不少史家沿着孙中山的思路踵事增华,并摘引马克思的话以证明太平天国确是一场革命。以后进一步推到极端,一部近代中国史被说成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的标准教科书,还是跳不出这个窠臼。

  可是,不但义和团怎么说都与革命不搭界,太平天国是否称得上革命,也大有疑问。

  从理论上看,洪秀全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经济上实行彻底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公有制,“物物归上主”,实行一切财物归公的“圣库”制度;政治上则规定从最基层到中央,层层实行绝对的专制统治,政教合一,军政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百姓的劳动、教育、日常的一举一动全都在基层官员严密监控之下进行。总之,是一个極權统治的军事化社会。洪秀全更申明,“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面情不欢喜”、“有喙不应声”都“该打”!明白无误是坚持三纲。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那里有什么革命气息?

  从实践看,更为荒唐。占领南京后,军政官员骄奢淫逸、贪污腐化,无所不为;杀戮臣下,互相残杀,血流成河;愚弄百姓,掠夺财物,劣迹斑斑;摧残文化,烧书删书,激起公愤。一般士兵夫妻不能团聚,军政官员则按级别分配女人,无不妻妾成群。这样的造反集团,那有不覆灭之理?说他们比清帝国的统治集团更为进步,甚至不惜为他们加上一袭革命外衣,真是匪夷所思!

  有人以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作为他们思想先进乃至革命的根据。《资政新篇》确实是非常卓越的先进思想文献。洪秀全写的批语,除四条有所保留外,其余都写上:“是”或“此策是也”。洪仁玕859年到达天京,20天后就受命掌理朝政。要是真正按他的思想办事,太平天国的历史确实可能改写。可是,洪秀全连当时可以立即施行的如改进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一些建议都不予理睬。从1859年4月到达天京到1864年6月太平天国覆没,洪仁玕生活在其中五年,权力较大的时间只有一年半,861年2月后的权力便一再削弱,眼见大厦将倾而无能为力。以他的思想作为判断太平天国性质的根据过于勉强了。

  有的史家还以马克思的赞扬作为肯定太平天国的根据。对现代学术来说,某一先哲的语录本来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根据,何况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就是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确实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对情况有更多了解,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1862年)也就是说,在马老大爷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

  延安时期的两个曾国藩

  再看看曾国藩的有关情况。评述曾国藩研究不能不谈及一篇著名文章,即范文澜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文作于1943年,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借古讽今之作,是影射当时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与侵略者勾勾搭搭的蒋介石。可是,由于过分急功近利,这篇文章的一些结论在学术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例如,范老拾孙中山的牙慧,以替清廷服务而断定曾是“出卖民族的汉奸”,是“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殺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他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确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汉奸卖国史! 。

  曾国藩是不是特别残忍的刽子手呢?从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26%。从现有史料看,只能说双方的责任在伯仲之间,把这说成是曾国藩特别残忍的结果,未免肤浅和偏激!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就在范文澜大骂曾国藩的同一年,毛泽东却在延安“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与此同时,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供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学习,并且于1945年重版发行。毛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但历史挺会捉弄人,延安的这类让不同观点并存的现象被人们淡忘,致使80年代至今还曾氏本来面目的努力,居然被不少人认为是新鲜的“翻案”文章。

  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 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 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 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 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 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是非得失如何?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需要认真梳理。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袁世凯的脸谱

  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订立二十一条出卖主权,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进入民国,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 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创巨痛深的历史教训

  中国人重视以史为鉴。近代中国是今日中国的昨天,“殷鉴不远”,晚清、民国时期许多经验教训正确加以总结,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有些地方其实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代价非常沉重。不能责怪学者没有及时提出警告,关键在有没有着力维护一个让学者们敢于讲真话的宽松、自由的环境。历史人物在我们的读物中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不过是学术文化环境不正常的体现。

  时至今日还要用政治和階級标签去干涉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蠢人,大约已经极为罕见;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受干扰的情况却并不鲜见。可是,半个多世纪让我们付出代价最巨的恰恰是后一领域的失误。让人们头脑清醒的最好办法是掐指算一算,有那次学术批判是搞对了的?

  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拔白旗,插红旗”的学术大批判后,创造社巨子、时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冯乃超说了一句话:“这是以无知批有知”!著名经济史学家、先师梁方仲教授则说:“乱拳打不倒老师傅”!他们一语道破困扰中国学术文化几十年的噩梦的实质,这两句警世箴言应该永远记取。

  学术文化研究承担着国家学术文化传承和更新的重任。学术文化的是非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让时间和读者自行作出判断,任何行政干预都只能带来负面效果。应像延安当年对待曾国藩那样,既有人斥之为汉奸,也有人力倡拜读其家书、治兵语录。

  不是说要建设文化大省吗?离开正常的学术文化环境建设,只能培植一批谨小慎微的庸才,还会产生一些不学有术的鼠辈。那些叱咤风云、冲破陈腐的大师可能刚一露头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2003年5月13日星期二

  来源:燕园评论

  作者: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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