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不久前坐火车,一个平常的周末,从长沙去汉口。进站排队,本来不长的队伍,等到列车员开始检票,局面立刻大乱。后边的人一拥而上,队伍立刻粗壮几倍。一位扛着行李、领着小孩的妇女,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很多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堂而皇之地从后边直插进来,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驾轻就熟。我一边耐着性子往前磨,一边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一治不排队的毛病?当场想到两个,一是用几个彪形大汉充任纠察,手执皮鞭,照着不排队的就抽;再一个就是用粗钢管焊成通道,让排队的人像屠宰车间的牲口那样,只能按规定的路线行进。但再一想,两条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与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钢制栏杆也不能治本,中国需要排队的地方那么多,哪里去搞那么多钢管嘛。只有听之任之,反正乱挤一阵之后,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车能按时发出,不影响大局也就行了。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家伙,守秩序的人永远吃亏。

  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电视上有时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好时也不排队。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不信你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做个试验:散会时不要安排专车,让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车,照样夹塞儿硬挤,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强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不是这个原因。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20年前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但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这时他们并没有现实的利益。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是,肯定会吃亏。

  另一个社会模型是塞车。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其情形是,所有的车辆都放慢速度,前后保持一二十米的距离,缓缓前行。没有人往别人前边乱插。因为他们知道,前边有障碍,往前乱钻只会把事情搞坏。但中国人不然。只要有一条缝,他就要钻进去,本来别人还可以走,他一钻,大家都走不了。但对他来说,钻进来,就算都走不了,心里也安然;如果不钻进来,看着别人走,心里就难受。

  这两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民族与民族的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21世纪了,我们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9寸到背投、等离子,比起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但荧屏上还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的那一套,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本谈健康的小书,一位保健专家针对中国人迅速发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现象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与中国人的“贫困基因”有关。什么是贫困基因?他解释说,在一个食物缺乏保障的环境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存储能量的人,容易捱过饥荒;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来的人就都具备了存储能量的能力,由于这是贫困的生活环境所造成,所以称之为“贫困基因”。所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贫困基因。这在食不果腹时,是生存的优势,而到了生活条件富裕之后,这种基因会使人过度存储热量,转化为脂肪,进而破坏代谢机制,引发糖尿病。统计表明,由不发达到温饱的阶段,糖尿病的发病率最高,欧洲、亚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长期贫困的生活能给人培育出“贫困基因”,那么,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即令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康乾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悲惨。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乾三朝。再考虑到自然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在这个苦难的生存环境里,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贱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什么财产是属于自己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种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俗语说“人有旦夕之祸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是这种境遇的写照。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听天由命、朝不虑夕、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一般捱日子。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样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还有可能苟活;犹豫一点的,顾及一点礼义尊严的,早就成了乱军囊中的人肉干。几经淘汰,恐惧就进入了先民的基因。我们今天看广东、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坚固如堡垒,这正是客家人恐惧基因的物化形态,反映出当时生存环境之残酷。

  建国之后,和平与发展是基本面,但对老百姓而言,恐惧仍旧。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不从政的老百姓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批自由化,受到损害的人应以亿计。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将老百姓剥夺之彻底,历朝历代都不能比拟。59年至61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看来,不过是毛泽东要和彭德怀赌口气,本来要“纠左”的,彭一提意见,毛干脆“反右”,这一口气赌下来,不但彭德怀和一大批稍微有一点良心的官员走了背运,还连累至少2000万中国人从共和国的户籍册上被销掉。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恐惧也没有消除,只是恐惧的内容发生变化。没发财的,怕一辈子受穷;发了财的,怕政策变。更普遍的心态,是怕别人得了便宜,自己吃亏。我们坐飞机,广播说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因为大家都同样晚;但正点登机的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因为怕别人走在自己前边。落后就要吃亏,不争就要受损,这就是恐惧基因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恐惧基因与现代文明很难相容。那么它能否改造呢?我认为可以。西方国家,在15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在黑暗中与我们平行前进,甚至落后于我们。长达1000年的黑暗中世纪,给欧洲人民留下了同样的烙印。可是,当我们以加速度向着封建统治的深谷堕下时,人家一个急转弯,迎着光明而去,东西方文明从此分野。这一道光明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照亮了欧洲,也改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们今天去欧洲走马观花转一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闲,心态很平和,秩序井然。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网,上街不用把背包挂在胸前。开车不抢道,过马路不闯红灯。借钱消费而不是把钱存进银行;晚年有养老金保障而不是养儿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简而言之:民主与法治。这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惧基因的良方。

  我们再看一下东邻日本。它与我们同文同种,文化基因基本相同,还一直以中国为学习的榜样。但明治维新以后,它公然宣称“脱亚入欧”,恨不得将黄皮肤一起漂白。二战以后,日本真正引入西方价值体系,短短几十年,变成了一个远东的西方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它的产值和科技上,更体现在它的国民素质上。1995年1月坂神大地震,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亲身经历后写了文章,其中有一段描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述说,地震发生后,市民很快从混乱中恢复镇静,除了自发组织救援外,其它人都在户外冒着严寒等待政府救助。沿街的店铺橱窗被震碎,商品撒落一地,包括珠宝等贵重物品。灾民无一人去捡;大家都饿着肚子,但撒落满街的食物饮料没有人去动。他们的观念是:这些东西是别人的,我们不能动。我们的困难,政府会来解决。我想,假如地震发生在我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任何一个人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君子吗?我表示怀疑,因为首先我就做不到。我自认是一个公德水平比较高的人,但要我做到“饿死不食他人的东西”,比坐怀不乱还要难百倍。

  在中国,抢食物是有道理的,你不抢就真有可能饿死。日本人不抢,是因为他内心确信,政府不会看着国民饿死,他一定会得到救援。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就是说由于人家实行民主与法治,老百姓心里踏实;而我们这边,不确定的东西太多,老百姓内心的恐慌、焦虑、担忧当然就非常合理,甚至成了一种生存智慧。

  思考至此,我觉得逻辑比较清晰了:秩序的混乱是由于人们内心的恐慌——内心的恐慌是因为深入骨髓的基因——基因的形成取决于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要改变基因就要改变生存方式(20年来的改革就是巨大的改变)——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思想启蒙人民,是改造旧基因,迎接民族新生的光明之路,是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只强调经济翻番,或者表面上抓一抓“精神文明建设”,不修补中国传统基因中的缺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国,人民永远不可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广州、深圳的生活水平够高了,市民文化程度不低了,城市经济实力够强了,然而一场“非典型肺炎”引发的恐慌,就让人们看到了这个社会是如此脆弱不堪。

  摘自: 万科周刊

  作者: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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