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群:何时中国才能有自己的“主义”?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已经不善于自己思考,习惯了“拿来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到新和旧的自由主义,新和旧的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精英主义,社群主义,民主社會主義等等,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泊来品。只要粘得上一点边,或学到了片言只字,会套用几句名言,这些“学者”,“专家”和政客们就可以玩弄起来,大言不惭地给自己标榜上一个好听的“主义”,一来可以显示知识的渊博,二来可以“某某主义”的代表人物,纵横政坛和论坛,无往而不利。至于如何对待不赞成自己的反对派,当然“主义”也是不能少的,总得给他们套上一个,非左即右,按上一个帽子就是了,历来如此。这里还有一个最新的标准,即“布什主义”的简易思维逻辑可以作借鉴。

  近代中国有没有产生过自己的“主义”?不能说没有,只是少的可怜,而且寿命都不长。中国人反而擅长于采取行动,如搞个变法,组织一次运动,发动一场革命什么的,轰轰烈烈,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干脆利落。有的人则更擅长于干一些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甚至在背后策划偷天换日的阴谋诡计,成则影响很大,可以轻易改写历史,败则也可以从容溜之大吉。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通过合理的逻辑思维要形成一种思想,还要有它的追随者,使这种思维模式成为一群人共同的思想框架,甚至行动准则,谈何容易?还不如采取行动来得痛快,“拿来主义”来得方便。久而久之,近代的中国人就习惯于懒得自己思考,就像走商店买衣服似的拿来洋人的“主义”试试身,照着镜子瞧瞧合适不合适,体面不体面,就用上了,而且因为是洋货,可以拿来吹牛,朦朦老百姓。其实,不光是近代的中国人缺乏思想,少了“主义”,在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两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造下的孽。

  只有孙中山倒是真的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搞出了一个“三民主义”,曾经热过一阵子,只是在大陆早就给忘了。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包括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然而,在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发动了武装叛变,就全部走了样,成了“限共”、“溶共”、“反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当然不会再认帐。不过,蒋介石还是把经过他扭曲后的“三民主义”,一直当成了他的护身符,捧到了台湾,拱在神坛上。在一九四零年,毛泽东也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可惜的是只是泛泛而谈,作为了一种统战的手段,没有具体去做。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觉得搞和平协商的民主联合政府,还不如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大权在握来得爽快,他自己把他的“新民主主义”给丢弃了。就这么两次搞下来,中国在近代就没有了自己的“主义”。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的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场运动带来的后果是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天灾人祸。“农业共产主义”当然也是外来的“主义”,通过群众运动大吹大擂搞经济,学的也是老大哥的样,不过毛泽东他确实什么都敢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階級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的首创,也许会成为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里程碑,然而文革几乎摧毁了社會主義的基础,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倒退了一,二十年。结果,毛泽东当初的“谦虚”也就只能永远谦虚下去了,毛泽东思想再也无法改称为毛泽东主义。鄧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刘少奇的经济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现实,只是他当时的年事已高,摸着石头过河成不了主义,其余的当然就更不用提了。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扩大,西方的各种“主义”又都包容兼收,再次引进到了中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崇美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为这场刚过去的伊拉克危机而轰轰烈烈展开的论战中,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被笼统地刻意划分成了挺战的“自由派”和反战的“新左派”。面临重大事件,知识界文人的队伍因意见不同,分分合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网民发表一些有倾向性,稍有偏激的文字意见也不足为奇。手中掌握的资料有别,思想观点不同,观察问题的切入视角有差异,得出的结论出现了多样性,也不奇怪。只要都是抱着平常心,以包容的心态,脚踏实地探讨问题,谦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目的是希望世界和中国能变得更美好,要做到各述己见,一起来探索问题应该并不难。是非自有公论,这正是平民论政的可爱之处,也是“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意义所在的一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所谓的“精英分子”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是一回事,而在强烈政治倾向的掩饰下他们的所作所为,文章里所展示的思想理念,道德和作风又是另一回事,出现了许多表里不一的怪异现象。很难说得清他们口中所谓的“自由派”和“新左派”是按什么标准划分的?这么两个派的表记和符号是否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所写的文章中已表达的思想能够对得上号?还是说的是一套,在做的又是另一套,南辕北辙,甚至在反其道而行之?而在这场“主战”和“反战”的论战中出现的一些“骂家”,铺天盖地的谩骂,攻击,口号式的宣传短文,强词夺理的霸道文风,以多取胜的围剿,是与这些所谓“学者”口口声声所讲的要实行“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些“社会精英”的言论和所作所为,反而证明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在他们身上残余的顽固性。

  自古以来,就有“门生”和“食客”等寄生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帮闲文人”和御用文人的存在,更不用说那些直接投靠和依附欧,美各种情报机关和宣传机器,或由台湾情报机关和反共组织及其外围社团供养,以此谋取名利,出人头地的“职业吹鼓手”。名利所趋,各为其主,清流不清,雅士不雅。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奴才要摆“酷”是必须看清楚主人脸色的,否则会死得很惨。端哪家的饭碗,为哪家子说话,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正常行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因此,在这些“社会精英”口中的各种“主义”都只是可以利用的“符号”和“标记”,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主义”,甚至也不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主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倒底还有没有自己的“主义”?佛教是唐三藏从“西天”取来的经,不能算,这一追要追到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庄子,孟子和孙子等。经过五四运动和几次革命的大批判,这些诸子百家都被批得“体无完肤”,成了封建糟粕,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唯独老子和孙子得以幸免,因为洋人还在作研究,说是好使。遗憾的是孙子写的是兵法,不是“主义”,外国人用完后感叹地说,中国人真是够狡猾的。

  体现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和屈膝投降的卖国主义,倒是源远流长,中外都有的两个“主义”。只是近来中国的“爱国主义”在某些“社会精英”的笔下,成了邪恶的“狭隘民族主义”,被贴上了“反民主”和“反自由”的标签,而“卖国主义”却经过反复加工和粉刷,悄悄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只有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才是正义的,连法国人在反战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由于法国在二战中受过美国和英国的恩惠,也成了“忘恩负义”的代名词。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系,连法国的也不行。这些人认为,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系才是最完美的,哪怕是用飞机和导弹大规模地屠殺他国无辜的平民百姓也是“正义”之举,而中国只有“卖国主义”才能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早些年,见到有人出国喝了几天洋墨水,回国就叫出了中国只有像香港那样,成为了外国的殖民地才能发展起来的奇谈怪论。有朋友问,中国怎么会出了这样一个认贼作父的兔崽子?我们喝了这么多年的洋墨水,怎么也不会喝出他那样的“洋臊味”来。当时在我同一间办公室,来自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多米尼加和斯里兰卡的研究生听了,认为这个人的脑子一定出了问题。来自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同学听了都觉得无法理解。可是近来,这股子“洋臊味”却越来越浓了,这批人在中国的势力还越来越大。前不久,有人把手脚动到历史的教课书上了,要颠覆中国历史,否定岳飞和文天祥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英雄。最近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更是通过历史剧为“卖国贼”李鸿章,“窃国大盗”袁世凯和封建王朝没落的专制腐败统治者慈禧翻案,把他们塑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悲剧中的“英雄”。

  历史是严肃的,不容轻易篡改。历史人物经常被异见人士政治性利用来借古讽今,或表达一些政客自知羞于开口,无法启齿明说的政治理念和不能直接见光的背后目的。对于重要历史人物重新定位的学术探讨不是不能做,而是应该十分谨慎。在没有确凿证据,取得学术界普遍共识以前,这种探讨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小范围内。历史教课书的篡改将整整影响一代人的历史观。电视连续历史剧更将把剧本作者和编剧,及其幕后主使者的观点带给了千家万户。在这些人的笔下,抗击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英雄”成了战争带给人民苦难的“历史罪人”,“汉奸”和“卖国贼”反而成了历史悲剧中的“英雄”,这么颠覆历史是否真的可以达到,摧毁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目的?恐怕还是办不到!

  中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而不被瓦解,是因为代代自有能人出,保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永垂不朽。看来上面说到的这些人是早就打定了主意,不但要掏空国家资产,还在筹划着卖国的。有些人更在盼着美军来“解放”中国,争当“儿皇帝”和白领帮办呢。不过,中华民族不是这么容易被出卖的,也不是这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文人弄墨能够一手操纵得了的。如果真的到了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中国少不得又会出一个孙中山,或者毛泽东,带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弟,再次担负起挽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重任。可以相信,他们会义无反顾,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来继续谱写中华民族的历史。

  也难怪有个知原会说:“现今的左派和右派两大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看样子是没有指望的”,“中国所谓的官僚精英”也是没有指望的,“还有所谓的‘企业家’精英”也没戏唱。他认为中国现在“可指望的精英”在“民间产生新的精英群体”,因为“民间永远是天才的创造者,民间永远是新生力量的发源地”。他在期盼着“中国新生的第三种声音”的出现。以本人看,知原先生未免太悲观了点,希望也悬了点。“门生”和“食客”这些“帮闲文人”和“御用文人”,再加上一些“骂家”虽然鼓噪得厉害,终究只是少数,不能一杆子打翻了整船人,也不能只见几棵气势汹汹的歪树,而看不到整个森林。

  脚踏实地专心在各领域做着研究,把这一切都默默看在眼里的专家和学者;关心人民的疾苦和祖国未来的社会活动家;忧国忧民,尚未被权势所腐蚀,仍然保持头脑清醒,没有失去为人的一份真诚的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没有被粘上一身铜臭味,坚持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能站在人民和国家的角度来分析和经营的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大有人在。他们并不以“知识分子”自居,也不稀罕“社会精英”的标签,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具体做着实事。一旦社会条件成熟,社会的大变革产生了需要,他们自然就会势不可挡地大批涌现出来,更不用说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着数量更为庞大,接受过基本文化教育,已经觉悟了的劳苦大众。正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国,一定会产生出符合自己所需要的思想家和“主义”,我们还是应该以乐观的心态,期待着他们的出现吧。

  作者:范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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