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看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触目惊心的流失

  中国富了。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城里的楼越来越挺拔,路上的车越来越豪华。外国人隔几年再来中国,就要惊呼:中国变化得太快了!

  中国的面貌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种速度自豪。

  然而,不断富裕的中国人中有几个能意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流失。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衡量,我们丧失的,很可能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多!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国宝,越来越多地流失到了海外。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世界上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远涉重洋。

  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贩子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多起,被毁古墓20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不能幸免,其中有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11层高的宋代石塔,以及众多的石刻造像。这些东西大部分都相当顺利地“流进”了外国博物馆。(2003年2月27日,南方周末)

  盗挖和走私文物的毕竟都是犯罪分子,是人们深恶痛绝和法律理应打击的对象,他们更多地是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现状而不是文化现状。那么,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对待文化遗产上又是怎么做的呢?

  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耀会介绍,做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除了部分景点被开发利用外,绝大部分几近荒废。北京市郊的一片山岭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倾刻间湮灭。事物,不过罚款200元了事。(人民网)

  盗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长拆长城也毕竟被罚了款,市长县长们毁古城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湖北襄樊将宋明时期的古城墙拆毁,浙江舟山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业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多次叹道,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2月19日)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无形文化遗产的毁灭就更加触目惊心。然而,可能大多数读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无形文化遗产”这个名词。简单地说,它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就是那些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谢神会”,“跳大神儿”,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是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无形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重要的民族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东西,是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艺人急剧消失,民间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民间艺术日渐衰落。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打败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个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上去买廉价而粗俗的印花纺织品。中央美院原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说,八十年代初他到陕北窑洞看到的民间剪纸铺天盖地,光安塞一个县就有两万名妇女会剪纸。而二十年后他再去那里却看不见剪纸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墙上张贴的世界名模画像。八十年代初民间剪纸大师安塞县就有40人,现在大多已经故去,仅存的几位年事已高不能剪了,有的还要为生计操劳。民间剪纸消失的速度,靳教授形象地称之为“一夜春风遍地梨花落”。

  据专家讲,现在每过一天,就有一种民间文化消失。其灭亡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却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万年的乡士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它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靳教授说,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近8000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中国教育报》)

  “敝帚自珍”、“小题大做”的韩国

  和中国的丰富文物比起来,韩国的文物古迹并不多。做为一个“海东小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国,所以古迹的规模和层次与中国相比,差距不少。

  不过,韩国人对这点微薄的家底万分珍视。

  汉城号称有五处故宫,分别是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宗庙和德寿宫。不过,这五大宫加在一起还不如北京故宫的一个跨院大。就连一贯喜欢自称处处天下第一的韩国人自己也戏称这不过相当中国故宫的一个洗手间。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韩国人却把它治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拿昌德宫来说,为了合理保护宫内的环境,不允许游客单独入宫游览。只有等游客到了一定的数量,才由导游统一带领进入,而且在入宫前严格要求各种注意事项,包括不许吃零售、吸烟、乱扔杂物等等。整个宫院内部,你看不到一张纸片,一处痰迹。每一片草坪,都经心设计,收拾得干净整洁,看上去赏心悦目。相比之下,中国故宫的管理则宽大得多了。记得有一年游览故宫,我亲眼看到一个游客用小刀刮太和殿宫门上的金龙,试图弄下点金粉,他徒劳地努力了十多分钟,这期间无人干涉。在中国的旅游景点,人们司空见惯的是遍地纸屑。北京八达岭、慕田峪长城由于游人过多,一些长城砖已经松动,城墙上到处可见“到此一游”的字迹,还有漫山的垃圾、商业的喧嚣以及汽车的尾气,也影响着长城的整体容貌。

  紧贴德寿宫墙原来是一条繁忙的马路,另一侧是政府机关和写字楼群。为了保护这小小的宫殿,汉城人拆了大楼,改了马路,把原地变成了一片绿地。行驶在汉城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城市的黄金地段傲然矗立着一座古老城门或一间古庙,高楼大厦对它退避三舍,马路也因此不得不大绕其道。在文化与商业面前,文化巍然独尊。

  韩国人文物保护的热情让家大业大的中国人看来有时有点小题大做,有没见过世面之嫌。在韩国,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一座小庙,都可能是国家重要的“有形文化财”,被郑重其事大兴土木地建馆保护。许多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按着导游图兴冲冲地赶到那些所谓“重要文物遗址”,看到的往往不过是一座小亭子或者一块大石头,不免大失所望。然而韩国人却乐此不疲。八十年代,梨花女子大学的一个教授偶然在江原道发现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山上还有“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图”等石刻文字遗迹。这个发现立刻轰动了韩国。经考证,这里是韩国古代一个理学家的隐居之处。当地乡民首先自发组织起来,对现存遗址进了精心保护。数家大学和科研机构对该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政府也高度重视,投入巨资在保持地理原貌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开发。于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山谷现在成为今天韩国北部著名的风景名胜,叫作“谷云九曲”。

  文化保护不等于文物保护

  相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韩国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更出色。

  到韩国去旅游,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许不是文物古迹,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展览。

  在汉城,你会看到众多的民俗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韩国的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娱乐、婚丧、祭祀等各种民俗场景和实物。此外,还有地球村民俗博物馆、丝绸刺绸博物馆、韩国钱币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泡菜博物馆、瓮器民俗博物馆等等,凡是韩国人独有的东西,几乎都有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中,不仅有实物陈列,更吸引人的那些实际的演示。比如,在景福宫,每天上午和下午,你会看到开关宫门的仪式,一切都按照古代仪范进行,从服装到器具,都真材实料,一丝不苟,完全不同于我们国内搞的那些乱糟糟的仿古仪式。

  韩国一年四季都举行着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民间代代相传的村俗,类似中国乡间的扭秧歌、赛龙舟之类。这些在中国社会早已萎缩甚至消失的民间节庆活动在韩国开展得热火朝天,规模很大,而且完全是自发组织的。

  另一种是韩国建国后政府提倡的各种民俗节、民俗文化节,它是以有意识地保存、继承正在消失传统文化,提高对本乡本土的热爱为目的,各地都有,各有特色。在古代小说《春香传》传说的春香的家乡,人们建了“春香馆”,一年一度举行“春香祭”。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家乡温阳,有纪念李舜臣的“温阳文化节”。

  此外,还有光山战祝祭, 珍岛灵登祭, 江陵端午祭, 安东民俗祭, 百济文化祭……

  韩国人把这些文化传统称为“无形文化财”,确立了国家级无形文化财一百多种,地方级无形文化财二百多种。民间文化大部分被囊括其中,并且通过文化节加以传承、演出,使它们不是成为博物馆中僵死的标本,而是构成韩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韩国人对此热情很高。这些表演有的是免费的,有的票价很贵,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特别是小学生排队买票。据说每天得限制人数,不然会拥挤不堪。

  韩国人重视教育。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民族传统的教育。一位中国游客在韩国庆州一个地处僻远的私人陶窑博物馆看到,许多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从远处赶来,耐心认真地给孩子讲解里面的韩国文物。那种谆谆之情,令人充分感受到韩国普通民众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觉关切,对于下一代进行文化启蒙的主动意识,回国后,他大为感慨。其实这样的情形,在韩国随处可见。

  然而,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能够见到吗?在中国,人们更熟悉的情景是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博物馆门可罗雀,里面的展品布满灰尘。政府偶尔组织一些民俗展览,票是白送,还得各单位动员,才能勉强坐满观众席。

  比流失更可怕的是无知

  迥异的现状背后,是中韩两国对待文化遗产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态。

  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迅猛和人们的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整个民族对传统的无知和蔑视。在大部分人眼里,一座数百年的深宅大院不过是一堆东倒西歪的破房子,一段明清古城墙不过是防碍交通的土石堆,而古老社火、剪纸、皮影戏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存在他们眼中更不过是落后和“封建”的象征。

  是的,“封建”和“落后”,是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的不断挫折,使中国人就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从顾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无稽的传说,中华民族那些光荣的早期历史都是些不可靠的附会。“五四”之后,从鲁迅到柏杨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持续努力,考证出中国文化具有“过滤性病毒”,就象母体内的爱滋病病毒一样,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染。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就是罪恶的传染源。柏杨则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掉进了酱缸。做为一个中国人,既然生而不幸,那么一生的任务看来就是最大可能地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摆脱掉这些“病毒”。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运动中的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观念。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幻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幻想着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彻底告别过去,如同“凤凰涅盤”,重获光荣;幻想着砸烂一切旧传统之后的中国人,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成立后,站立在天安門上的毛泽东面对一片片灰暗的四合院,气魄宏伟地一挥他的大手,说,几年之后,这里将立起一片烟囱!

  所以,中国人在砸烂祖宗遗物时,感到的不是心痛而是兴奋。五十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兴起拆城墙的热潮,城市居民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方式”,怀着“为社會主義祖国做贡献的美好理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不长时间就把数千座古城墙拆掉了。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故宫也可以拆改。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有这样的描述:“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万幸的是,这个规划没有彻底实施,要不然现在的游客就不会看到紫禁城的城墙、角楼和护城河了。

  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化反思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走火入魔的顶峰。从“五四”,一九四九到文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越来越远地告别传统。建国后受教育的几代人被告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传统是一次次的农民起义。除此之外,都是些灰暗的色彩。四书五经这样的毒草自不必说,连北京古城也是罪恶的象征。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从六十岁左右的省部级干部、四五十岁的前知识青年,到刚刚踏上社会的二十多岁青年,目前掌控着我们社会发展的这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学课本里选读的几篇古文就是这几代人对传统的全部概念。孔子孟子在这几代人心目中是几个念颂陈腐信条的呆板老头,“忠孝仁义”、“长幼尊卑”则是封建道德的内容,修谱祭祖是散发着腐朽所的封建迷信活动。什么京剧昆曲地方戏,哼哼唧唧,令人生厌,至于什么“四维八德”,什么“理学”、“心学”,对不起,根本没听说过。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富起来的农民们高兴地拆掉百年老屋,盖起丑陋的水泥楼,把传了几代几十代的老家具扔掉,用上塑料家具;为什么那些市长县长镇长们毁坏文化珍宝时心中没有一点点负罪感,反而认为自己是在为民造福。公安机关在打击盗卖文物案件时,往往没有处理一件抢劫甚至盗窃案重视。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传统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最热闹的节日是圣诞节之类的洋节,虽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圣诞是怎么一回事。十三亿中国人,有多少人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着多么惨重的损失,多少人意识到了因我们的不负责任,我们将对子孙万代犯下何等严重的错误,我们已经对列祖列宗犯下了多少不可弥补的罪过。

  砸烂的后果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抢救民间文化的冯骥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文脉的衔接十分困难。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外国老人,八十岁了,他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年。这个老外说,我在北京认识了五代(一代十岁)的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他讲的主要是文化人,指的是知识的视野、厚度、学养、个性魅力。五十年来,我们再也没有出现像陈寅恪、王国维、梁思成这样的知识分子,这种学贯中西的大师。“五四”时期的文气已断,所以中国文坛只剩下些是非曲直了。

  冯骥才的话形象地提示了毁坏传统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厚度的伤害。

  毁弃传统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是加剧了民族自卑感的形成。

  自从国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从盲目自大迅速变成了盲目自卑。“文化病毒论”则为这种自卑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原来中国人从遗传基因上就不如别人,所以怪不得外国处处领先,中国事事落后。

  在每天的电视新闻里,欧美政治家西装革履来去匆匆,中东的阿拉伯王公们身着长袍头戴白帽参加圆桌会议,非洲国家元首们裹着绿色大袍到别国访问,印度总统双手合十用大象开道欢迎来宾,日本妇女穿着繁文缛节的和服在街上行走……世界几大文明的继承者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标志。

  只有历史最古老的中国,在国家礼仪上全部照搬“国际标准”,西服、礼炮、红地毯,握手、碰杯、进口轿车,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没有自己的独特色彩。

  就在不远的过去,中国还象一个固执的老人那样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国亡种的关头也不愿做丝毫改变,大有宁可亡国亡种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义精神。而仅仅几十年后,她又变成了世界上对本国文化遗产最为漠视的国家之一,文化独特性在她变成了落后和不合群的标志,她有意无意的总在尽量抹去,就象一个刚刚进城的农村妇女急着换下土气的乡下土布衣服一样。

  在所有方面,我们一律以最积极最合作的态度向世界看齐,极其轻松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特点。世界各国中数量最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国的图书馆里,似是人们有意回避,好象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烂袜子,不登大雅之堂。我们这个国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这些无能的祖宗们的不争气,所以这些东西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几乎是一块不光彩的疤痕,象阿Q头上那种。

  毁弃传统的第二个后果是民族的发展没有立脚点,社会伦理价值严重混乱。

  候仁之老先生说:“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人,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也是如此。不了解她的文化遗产,就无法继承,也无法发展。”

  在文革迷梦破灭之后,中国人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了革命的激情,也没有了传统的支撑。这个世界上历史文化积淀最深的民族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除了金钱,人们看不到其他努力的方向。“毫不为已、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被证明过于崇高,而“温良恭俭让”又早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在没有有效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伴随着腐败、无序和道德滑坡发展。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防盗窗爬得越高。瘦肉精、毒大米、加了洗衣粉的油条,在混乱中,人们自己伤害着自己。

  毁弃传统的第三个后果是青年一代对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宝贵财富毫无感情。文化的流传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青年一代没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没有机会去体会传统文化的优美。他们只知道有西方的情人节,不知道东方七七鹊桥相会的七巧节。他们也许会去听交响乐以附庸风雅,而没有耐心听昆曲的咿咿呀呀。青年艺术家们一开始就把眼睛盯上西方先锋艺术,却努力迎合西方人的趣味,却很少有人想到去追寻传统。青年一代与传统文化的陌生感越来越强烈,总有一天,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会完全是“别人的文化”。到那个时候,传统文化将彻底死亡,永不再生。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当你和韩国人接触的时候,最明显的感觉也许他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一方面来自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骄傲。

  事实上,韩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看法在外国人看来甚至有自大的嫌疑。当一个中国人和韩国人谈论起历史时,韩国人马上会滔滔不绝地讲起韩民族发明了铜活字,发明了最伟大的文字韩文,发明了抗击倭寇的龟船,讲起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安重根,讲起他们的东方孔孟李退溪、李栗谷。几乎每个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有创造力的文化,韩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也许韩国人的自信有点过了头,你却不能不承认韩国在利用历史文化传统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成功。

  到过韩国的中国人,从他们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很少看到居民住宅有防盗门和防护栏,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就能判断他们道德建设与教育是相当成功的。今日韩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礼仪之邦”。

  儒教传统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明显。随着“汉江奇迹”的出现,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了儒家社会伦理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正面作用。韩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传统的文化价值和道德规范,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团结,有助于调动全体人民的力量,共创国家复兴大业。到现在,“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全世界韩国研究者的一个共识。

  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成功步入现代化的韩国应该是成功地与过去挥手告别的国家。他们应该会以韩国人那种激烈果断的方式彻底地铲除“封建文化”,脱胎换骨,改头换面,以全新的姿态与欧美“接轨”。

  然而,谁知道,韩国竟然保留了那么多我们抛弃的“封建”和“落后”的传统。

  韩国人对中秋节的热情让许多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感到非常惊讶。中秋节在中国不是法定节日,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淡。而在韩国,要放假三天,举国欢庆。全韩国出现象中国春运一样的交通紧张,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谢祖先带来丰收。韩国人对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远比圣诞之类的外国节日重视。在他们心目中,传统节日才是“节”,外国节日不过就是“找乐”罢了。

  韩国人十分重视长幼尊卑,家长在家里仍然是绝对的权威。一些韩国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按照从中国传过去的传统方式,到文庙祭祀孔子。人们头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毕恭毕敬,向孔孟行礼。中国封建时代的县学和书院,现在都已荡然无存,而韩国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281所乡校和84所书院,他们在这里设立“忠孝教育馆”,开展有关儒学的学术活动。在韩国,至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元代时,中国的《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现在仍然是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

  谁能想到,几千年的儒教血脉在中国断裂后,居然在韩国部分地保存了下来。现在,一些中国学者需要到韩国去感受儒教的遗风流韵。

  中国学者彭林在一篇访韩笔记中,记载了他访问韩国时在几位韩国学者家中见到的令他惊讶和情景。

  彭林造访了对韩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金兑仁家。这位中国学者他在笔记中有点惊讶地记叙到,金先生的家在庆尚南道一个叫“桂八”的偏僻山村,象古代的隐士一样,耕读为业,一个人亲自耕作六十亩农田。金府外屋门的上方,写着“小学世家”四个大字,原来金先生的祖上是韩国名儒,对中国小学——颇有研究。旁边又有金先生亲自题写的“用因堂”一匾,这是取自《孝经》“用天因地”之义。

  主人用韩国风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饭后,宾主谈起古代文化,甚为相得。金夫人专门为中国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这种唱法在中国可能已经失传了吧,“歌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越,有一泻千里之势,一气唱完,博得满堂彩。在国内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吟唱。”接着,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学序》,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国民歌应付场面。

  彭林先生拜访的另一位学者叫河有楫。这位先生在现代的韩国社会里还依照古礼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无不如此。母亲去世时,他按古礼守孝三年。每年四时俗节,他都要带领子孙举行家祭,利用这个机会,为儿孙们讲述祖先的事迹,教育他们敬重祖宗,不辱先人。彭林到河氏府上时,正是中秋。祭祀前一天,河先生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见家里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辈份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过程与向生人敬献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长子顺序为祖先献酒荐饭,时间和生人吃饭所用时间相当,长达一个多小时。河先生始终严肃恭敬地跪着,这就是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在韩国,现在还有完全按传统方式教学的学院。比如京畿道南扬州市的“泰东古典研究所”。这个学校的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学生必须象古时的书生那样在第一年内背诵“四书”,“四书”中孟子最长,可分两次背完,一次四小时左右,其它的都必须一次背完。这里的读书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诵时,即用“诵”的方式来背,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据说,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学生扎实地掌握古典。

  也许有些中国读者读到这些,会和西方的读者一样感到陌生和新奇。要知道,在一百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就是这样生活的。西方有些学者把韩国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在中国,发黄的典籍上记载的内容,在韩国仍然部分地存活着。

  西方强势文化在当今世界无疑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它正以全盛之态横扫全球,把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连同其副产品虚无主义一并输入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脑。在西方文化生机勃勃的挑战面前,其它的文化生态显得那么孱弱而不堪一击,如一从从残花败草迅速萎顿:这否也是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坏?而韩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现出的对本国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韩国人并不是故作姿态,并不是出于对全球化叛逆心态的哗众取宠。这些韩国文化人的举动是因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于他们性格中的天真质朴和坐言立行执着不移的行事作风。在参天大厦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触角四处蔓延的背景下,他们的坚持有着一种尊贵的意味。

  韩国人向我们证明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传统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个民族前进的阻碍,而是这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韩国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深厚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祖先。

  韩国人向我们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

  快与慢

  当然,韩国人也不是先知先觉。他们保留了部分中国文化,部分原因是由于阴差阳错:

  一是地处偏僻,守旧势力比中国强大。历史上朝鲜长期落后于中国,在中国已经进行了洋务运动、编练新兵,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朝鲜人还处于闭关锁国之中,坚持古老传统不退一步。中国人劝朝鲜人革新图强,朝鲜国王却固执已见。中国历史上从鸦片战争起由知识精英们发起一次次翻天覆地断裂传统的社会运动,把人们意识里的传统因素扫荡得所剩不多。相比之下,朝鲜虽然经受了亡国之痛,社会制度发生了剧变,却没有有意识地系统冲刷自己的传统意识。

  其实,在中国,也有许多穷乡僻壤或者昔日的繁荣地带由于交通格局变化而沦为死角的地方,民风依然淳朴,传统文化气质大量保留,比如广东福建交界地区的客家人聚居区,其文化遗留状况和韩国相似。

  二是由于韩国被日本吞并期间,日本人试图强迫韩国人改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全部日化。这反而激起了韩国人维护自己民族传统的强烈自觉。韩国独立后,民族主义成了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旗帜,民族自尊成了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成为韩国人民族自豪的重要来源。

  中国和韩国,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进行了不同的选择和试验。在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韩国的知识分子也曾经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也曾经有不少著名学者和政府官员呼吁韩国人全面抛弃传统,认为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只不过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大批留学外国的韩国人主持国政,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异同的优劣,才避免了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毁弃。应该说,中韩两国进行的两种试验都是勇敢的,都是有价值的。

  韩国人也一样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走过弯路。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起飞,韩国也象中国一样,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枯萎失传现象。由于部分先觉人士的大声疾呼,韩国社会迅速行动起来,十多年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目前,中国人和六七十年代的韩国人一样,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对待传统文化上走了弯路。从民间到政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悟,也开始做出不同的努力。

  然而,和韩国人的雷厉风行相比,中国人的动作显得慢腾腾。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然而,许多地方官员单纯地理解了文物古迹的商业价值。许多地方在放任古建筑由白蚊侵蚀的同时却大上仿古的影视城。在许多地方对名人故居和文物古迹的“修复利用”中,随便破坏文物格局,整旧如新,把古色古香的东西改造得不伦不类。

  越来越多的媒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大声呼吁保护地下文物。然而,地方政府却往往行动迟缓,措施不力。2001年,中国最有影响的周报《南方周末》就报道了新疆塔克拉马干盗墓现象严重的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两年后的2003年,人们发现,当地的盗掘活动越来越猖獗。新疆考古所副所长张玉忠用四个字描述情况的严重:“都盗完了”。

  越来越多的地方对有形文化遗迹已经逐步开始重视,但是对于民俗文物,则还没有列入思考的范围,几十所大学欲将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取消。相对于日本文部省规定小学生在学期间必须观看能剧一次和挪威政府要求每个挪威人十五岁以前必须要掌握一门传统文化技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处于基本依靠民间的自发状态,力量十分微弱。

  一方面是十万火急的现状,一方面是几千年来一贯制的不慌不忙,慢慢腾腾。也许等我们按这个速度觉醒起来,觉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中国人,快一点觉醒过来,早一天亡羊补牢!

  转载请告知:zhj1368@163.com     个人主页:www.5558.com.cn/zhj

  作者:张宏杰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杂感随谈 » 看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浏览数

1 条评论 »

  1. leon 说:,

    2008年03月10日 星期一 @ 05:13:37

    1

    好文章!中国文化的缺失实在令人心痛!

    回复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