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看不懂的院士

  一、中国的第一届院士

  中国的国家级科学院于1928年由国民政府建立,称为“中央研究院”,著名学者蔡元培出任第一任院长。20年后,中央研究院经过评议和选举,产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共81名院士。这些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院士人数大致相等,其中数理组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严济慈、李四光、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等学术大师,生物组有贝时璋、童第周、胡先骕、戴芳澜、汤佩松、俞大绂等著名科学家,而人文组则更是群星璀璨,有胡适、陈寅恪、顾颉刚、赵元任、金岳霖、冯友兰、郭沫若、梁思成等一流学者。因此,中国的第一批院士可以说是一时之选,深孚众望。现在看来,当时中国的院士,人文组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数理组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而生物组与世界水平的距离也不是很远( 当时的生物科学本身就不很发达) 。

  中国第一届院士的产生有两个特点。第一,院士的评议和选举完全是在学术界圈内进行的,社会力量,尤其是政治力量的介入很少。比如,郭沫若和马寅初是著名的反蒋亲共学者,马寅初曾坐过国民党政府的牢房,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当选为院士。当时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产生是这样进行的:民国“三十五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三十六年由( 中央研究院学术) 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吴大猷: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转引自谢泳:从院士到学部委员)。那次院士选举,原拟选出院士80至100名,但第一次投票仅选出60来名。一连投了五次票,才选足81名。

  产生中国第一届院士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学术界的权威们非常注重选举的公平。主持那次选举的主要人物是傅斯年和胡适。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曾一再强调要把院士选举“竭力办得公正、像样”。傅斯年和胡适的许多好朋友尽管是院士候选人,但最后并没有当选为院士。编着有《卜辞中所见之殷历》、《殷历谱》等“里程碑式”著作、曾任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并在耶鲁大学讲学的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就曾给胡适写信,明确表示在考古学领域的院士人选中,他愿意由郭沫若代替自己,因为“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竺可桢在1949年5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1257页,科学出版社,转引自谢泳: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之所以比较公平,可以说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央研究院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机构,院长由本院评议会选举产生,报请总统批准任命。因此,它不受制于其它政府部门。三十年代初,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曾下令要中央研究院新建的物理、化学等所从上海迁往南京,但院长蔡元培就是抗命不从,结果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其独立性之强。第二,当时的学术界存在一批出类拔萃之辈,他们本身具有良好的学术和道德素养。学术界领袖的人格力量保证了良好的制度得以正常运行。

  二、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研究院不复存在,它留下的空白由中国科学院代替。中国科学院的建立是由具有立法会性质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在《共同纲领》草案中,其第四十三条就是“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1949年9月,在由钱三强等人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曾建议把这个科学院命名为“人民科学院”,以纠正中央研究院“为科学而科学”的偏向,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1949年9月27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这项法律,“科学院”成为归属于政务院的政府部门。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科学院副院长。从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到任命陈伯达为科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从一诞生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色彩。另外,中国科学院的“政府部门”身份,为它的“官学”特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虽然从1954年起,全国人大决定中国科学院不再是国务院之下的政府部门,但它的具体工作仍旧归国务院领导。

  从1954年6月起,中国科学院开始筹建学部,到1955年6月学部正式成立,前后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当时中国科学院设立四大学部,分别为数理及化学学部、生物学地学学部、技术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建立学部,其主要内容实际就是评定“学部委员”,而后者大致相当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共有233名。

  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产生有四个明显的不同点。第一,“学部委员”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是经过内部提名、内部评定( 叫做“协商”) 、最后报请中共中央( 主要是中宣部) 批准这幺几道程序。因此,这是一个不公开、不民主、并且由学术界以外的势力起决定作用的评选,实际应该称为“挑选”或“遴选”。

  第二,学部委员的产生,政治因素占有相当的份量。这不仅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相当与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人文组) ,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个特点也非常明显。当时“学部委员”人选的标准主要有三条,即“在学术上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事业方面的作用和忠于人民的事业”。实际上,当时学部委员的标准只有两条,一条是政治标准,其内容就是拥护社會主義,拥护共产党;第二条是学术标准。( 刘潞:刘大年忆郭沫若。《百年潮》1998年第4期。转引自谢泳:从中国院士制度的变迁看国共两党的文化理念) 。根据这个双重标准,尽管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人数比第一届院士的人数增加了近两倍(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增长了一倍多,自然科学学部委员增长了两倍多) ,但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18名人文组院士中,有8人没有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其中梁思永在1954年去世) ,这些被淘汰的院士包括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历史学家顾颉刚、社会学家陈达等人。也就是说,人文组院士被淘汰了三分之一以上。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因此不符合选拔标准的陈寅恪院士之所以能够成为学部委员,是因为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批准。( 谢泳:陈寅恪当学部委员) 。这说明,在这样的双重标准之外,还可以有“御笔钦批”这个标准之外的标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央研究院院士、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的胡先骕,因为反对前苏联李森科的伪生物学而惨遭淘汰。他是238个报请中央批准的院士候选人中被砍掉的五个人之一。据说在在一年后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都认为应该让胡先骕当学部委员,可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却硬是没有把这个头衔还给他认为“是不用戴帽的右派”胡先骕。( 谢泳:胡先骕为什幺没成为学部委员) 。

  学部委员产生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大批政府官员成为学部委员。比如,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61名委员中,就有周扬、胡乔木、吴晗、胡绳、陈伯达等中共高级官员。除了这些党政官员,其它政治倾向十分明显的半官半学人士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体,如郭沫若,马寅初、钱俊瑞、吴玉章、于光远、艾思奇、范文澜、茅盾、许涤新、汤用彤、杨献珍、翦伯赞、薛暮桥等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着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 张稼夫:《庚申忆逝》。转引自谢泳:陈寅恪当学部委员) 。这还叫做“实事求是”!而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中,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如曾任蒋介石私人代表、中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常务次长、经济部政务次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的经济学家何廉等人,都没有当选。王世杰1910年与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人一同赴美留学,是著名法学家。他虽然曾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但他以法学家身份当选院士,并且在当选时已经改就外交部长之职。( 谢泳: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

  第四,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的人数比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的人数明显增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其中有21人在1949年左右离开大陆,因此留在大陆的院士只有60人。( 李扬:多少“院士”留在大陆) 。到了1955年,第一届学部委员出炉,人数一下子达到了233人,比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人数净增173人,其中“老院士”仅有46人。也就是说,第一届学部委员中,80% 的人在七年前没有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们当时为什幺没有被选上呢?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学术水平不够。即使考虑到解放后有很多人从海外回国,从院士到学部委员的增长数字也是相当大的。更何况在1948到1955年期间,并不是中国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人数的增多,其结果只能是学部委员整体学术水平的降低。

  产生学部委员的上述四大特点,为今天的院士制度腐败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三、从学部委员到院士

  在1980年以前,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人数除了在1957年增加了18人之外,再就没有增加过。1980年,国家恢复学部委员制度,有283人在这一年成为新的学部委员。由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1977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后者不选举学部委员,所以这相当于在中国取消了文科院士。这样一来,学部委员新增加的283人全部是自然科学家。再加上前两届尚存的117名老学部委员( 不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在1980年,中国共有学部委员400名。

  1990年11月,国务院决定从第二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增选学部委员工作。次年,中国科学院选举出了210名学部委员,除去自然减员和其它原因减员,1991年中科院学部委员总数为528人。

  1993年,是中国院士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一年:这年10月19日,国务院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程院。一个月后,中科院选举出59名院士,院士总人数为545人。1994年中国科学院第七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每届增选不超过60名。( 张素亮:中国院士制的沿革史) 。根据国务院两年一选举院士的规定,中科院在1995、1997、1999、2001进行了四次选举,分别产生新院士59、58、55、56名使院士总数为653人( 2001年数字) 。

  仔细分析这些数字,中国的院士人数在1957- 1980年间,23年净增了209人,增长大约一倍。1980- 1991年间增加了128人,11年增长32% 。而在1991- 2001的十年间,院士人数净增125人,10年增长24% 。总的来说,中国科学院院士在院士总数和年增长水平上,控制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不过,这里面有三个隐性问题。第一,中国院士人数的隐性增长,即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急剧爆炸( 见下) ;第二,中国科技相对水平从九十年代中以来呈滑坡趋势;第三,中国院士的质量,包括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在过去几年间出现严重下降。

  说1993年是中国院士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不仅仅是因为学部委员变成了院士,更重要的是中国工程院的建立。中国工程院在1994年产生第一批96名院士,其中30人本来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他们是最早的“双院士”) ,其余为新挑选的成员。第二年,中国工程院增选216名新院士,一年左右时间,人数增长了220% ,总数达到309人。1996年,中国工程院第三次院士大会通过决议,每届增选不超过120名。( 张素亮:中国院士制的沿革史) 。1997,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院士总数达到439人。1999年,中国工程院进行第三次院士增选,有113人上榜,院士总数达547人。2001年,工程院再添81名院士,总数616人,这还不包括24名外籍院士。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七年间,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人数增长了540% 。

  与院士人数猛增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一路高速增长,但中国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现了负增长态势。( 顾海兵:院士制度-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 。根据人大教授顾海兵的统计,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技术进步奖的颁奖数量逐年减少,“21世纪前2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年均仅为20世纪90年代的1/ 3,甚至更低。”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目前每年的发明专利数量只相当于韩国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四十分之一。但中国工程院士人数却相当于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的荒唐、十分的荒谬。

  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学术水平之低劣,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目前,学界普遍的共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仅及欧美二流大学副教授的水平,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更要低一个档次,很多人连欧美三流大学助教授都不如。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邹承鲁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些院士,说得不客气些,就是没有这个水平却被选上了。”( 李莹:学术腐败挑战院士良知) 。据有人揭露,200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许多人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而有的候选人根本一篇学术论文也没有发表过。其实,中国国内期刊上的论文对世界科学发展几乎一点儿作用都没有,但即使用这样的论文来充数,对某些院士候选人来说都显得力不从心。中国工程院岂不成了南郭先生的集中营了吗?

  中国工程院的最大特点不仅是院士学术水平低,而且是它把“院士”这个“中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授予一些政府高级官员。2001年,铁道部长傅志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管理学部的院士,据说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客运要快速,货运要重载”这幺一句口号。( 孙自法: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傅部长的当选,使其它高官如同汪洋大海中的鲨鱼突然嗅到了血腥的味道,他们于是蜂拥般地向中国工程院游来。在2003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中,赫然出现42名部长级高官的名字。

  四、结论

  院士制度诞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承认来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建立院士制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学术界内部建立一个权威。在21世纪的今天,院士制度的前一个功能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而要院士制度起到后一个作用,其前提就是院士的产生必须是公正的,学术标准必须是唯一的。

  纵观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可以用“每况愈下”来形容它的发展历程。公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制度被不公正、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学部委员遴选制度代替,这是中国目前院士制度问题的根源。对学部委员同时施予政治和学术双重标准,并且以政治标准为主,是对学术公正、学术公平原则的粗暴践踏。不言而喻,双重标准的实施,必然以牺牲其中之一为代价,就象十项全能冠军一般都得不到任何单项冠军一样。政治标准的加入,必然导致学术标准的降低。另外,政治标准在院士选举中的实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良心,这其实就是院士学术腐败的思想根源。

  除了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国科学家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多年的政治运动,将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优秀人材淘汰,而一些科技庸才、政客科学家却慢慢地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主力。这就是谢泳先生所说的“最好的出局”现象。( 谢泳:最好的出局) 。用时髦的话说,这是“逆向淘汰”。我曾说过,在反右运动中“德才兼备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了吗?这幺一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学术水平低、腐败程度高的现象不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了吗?”( 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 六) :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

  除了反右运动,十年文革造成的文化断裂,使中国目前的新一代科学主力先天缺乏一个优秀科学家所应具备的人文素质,因此他们在遵守科学道德、在权力和财富的使用与分配等方面的表现,往往连一个正常社会普通公民的水准都达不到。由于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正在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中坚,并且很快将成为中国院士的主体,所以如果不从制度上来制约他们的劣根性的膨胀和发展,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很快就会出现另一个新的高潮。

  另外,目前院士在中国社会走俏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是中外科学发展史上所十分罕见的。为什幺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第四条款,院士的义务和权利包括“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是什幺呢?据说其政治和工作待遇相当于副省级( 部级) ,经济待遇是每年10万元人民币津贴。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猛然多出了一千多名吃干饷的副部长。在一个每一百多老百姓就要供养一个“国家干部”的国度,需要多少人来供养这些副部长呢?

  除了国家规定的待遇,地方政府和各个单位为了吸引院士,还给予他们额外的待遇。比如,在中国工程院的网站中,就登有这样一条新闻:“新疆制定‘两院’院士待遇9条规定”。好在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凡是在新疆工作的科技人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新疆工作期间,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外,享受下列待遇:一是聘为自治区党政领导的科技顾问;二是参与自治区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三是自治区科技厅优先安排由两院院士主持的科研项目,保证经费的落实;四是两院院士所在单位根据需要为院士配备助手或秘书,安排办公室;五是有关单位保证两院院士著作的出版,为院士出国出境开展学术交流提供方便,简化手续,保证经费;六是自治区财政每月给两院院士发放院士津贴1500元,由科技厅代发;七是医疗保健、交通、外出乘车按副省级干部待遇执行;八是住房面积可按150- 180平方米标准执行;九是院士所在单位要加强与院士的联系,主动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

  所以说,现在中国的院士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荣誉称号,它还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它直接与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挂钩,它还保证一个人的地位、利益会伴随他一辈子,永不退休。根据新疆规定的第九条,院士在工作单位简直就是太上皇,什幺所长、什幺院长,都要看院士的脸色行事。在中国,还有什幺称号比它更值钱呢?难怪院士在中国这幺走俏。在官本位的官场,院士是高官;在钱本位的社会,院士有厚禄;在以知识为本的学术界,院士是法定的权威;而在优胜劣汰的生物界,院士是永远的胜利者。除此之外,许多院士还控制着国家科研经费的分配权力。目前,许多大学的校长都由没有任何行政管理经验的院士来担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象也相应地升了半级。

  一方面是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低劣落后、停滞不前,一方面是院士队伍的日渐壮大,人数的节节攀升。中国的院士,还有什幺存在的理由吗?建立院士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立科学权威。以中国院士如此之低的学术水平,在中国学术界确立他们的权威,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只能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障碍。

  摘自: 世纪中国

  作者:顾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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