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殊:以晋为鉴

  晋朝是中国历史上较为腐败和混乱的一个朝代,封建统治階級的所有凶狠残暴、骄奢淫侈等等腐败龌龊的本性,晋朝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今天读晋史,仍能给我们许多的警鉴和启示。

  家天下——士族大地主的统治

  司马炎代魏,认为魏之灭亡,是由于无宗室以为藩辅之故,于是重蹈历史旧辙,大搞分封制,使得司马氏的统治会因此而“历纪长久,本支百世”。他封了同姓王二十七国,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所封户数几占全国户口的半数。这些宗室贵族位尊权大,尤其是诸王常常出镇一方,拥有众多的士卒,又得自置官吏,实是一方的土皇帝。在朝中者,也多权倾内外,专断独往。他们“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西晋灭亡后,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实际上是南方吴姓士族和南逃的北方侨姓士族的联合政权,其中较著名的,约有数十个大家族。侨姓士族,以王、谢、袁、萧四家为代表,吴姓士族以朱、张、顾、陆四家为代表。而王导和其族兄王敦因为拥立司马睿称帝的功劳最大,王导被任为丞相,王敦被任为镇东大将军,所以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这些士族在政治上把持军政大权,在经济上疯狂地强占土地,残酷地剥削和奴役人民,世世代代享受种种优厚的待遇。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到晋时也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由于中正一职多由士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因此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从朝廷到地方官吏,几乎都由侨姓和吴姓士族及子弟担任,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状况。比如士族中首姓出身的王导,做扬州刺史时,曾派属官到本州多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郡太守的得失,只有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该说话。后来王敦谋反,晋元帝竞“遣百官诣石头城见敦,以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对士族表现出无比的宽容和放纵。

  这些家天下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暴露出士族大地主政权的本质,是晋代政治黑暗、混乱的根源。皇帝既然把天下视为已有,就必然把天下之家产——国土及隶民分封给他的宗室叔伯兄弟子孙,并且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和世袭制,用人上必然任人唯亲,国家的统治罩上了一层血缘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构筑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模式。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小农的自然经济不变,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上衍生的宗法制就不会变,这就是这个早在秦代那个始皇帝就已经解决的问题,后代的皇帝又一再重蹈历史故辙的根子所在。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确立“天下为公”,似乎解决了家天下的问题,但后来血的事实又很快打破了人们天真的幻想和短暂的乐观。皇帝梦仍然有人在做,有袁世凯、张勋为证。打天下必坐天下,几十年的军阀混乱,结党谋天下,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些人当官做老爷,把他领导的地区和单位当作他的地盘,搞独立王国,做土皇帝,家长制作风十足。这充分说明,虽然小农经济基础改变了,但具有相对稳固性和继承性的传统文化仍在,宗法观念还残留在人们的脑子里,我们批判和脱胎换骨的任务还很艰巨和繁重。

  同室操戈——统治集团的争权斗狠

  晋武帝就公开卖官,所得之钱,都入私囊。杨氏后党专横跋扈,杨骏身兼太尉、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其弟杨珧、杨济,也都官至卫将军、征北将军,把持朝廷军政大权,世称“三杨”。他们结党营私,使得朝廷纲纪大驰,请托交行之风日炽。惠帝即位后,皇帝贾南风妒忌、凶悍多权诈,“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坠地”。她先是以惠帝诏命要楚王玮带兵进京诛伐杨党,废杨太后为庶人,绝膳八日而饿死。尔后,她又让惠帝密令楚王玮杀掉辅政的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贾后又以“擅杀”的罪名杀掉玮,夺得朝中大权。同时也使宫廷政变演变为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其间,赵王伦捕杀贾后,废掉惠帝而自立。之后,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又相继起兵讨伦,于是战火从洛阳迅速燃遍大河南北和关中地区,伦伏诛后,长沙王又诛杀齐王,党朋皆夷三族;屡破成都王兵,前后斩获;河间王将张方入京大掠,死者万计;长沙王、河间王、成都王又在混战中被杀;最后,东海王毒死惠帝,另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

  东晋一朝先是王敦谋反,后有苏峻起兵,攻入京城。又有怀有“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之志的桓温,权倾朝廷,废帝奕,立元帝少子昱,是为简文帝。安帝时,衮青二州刺吏、皇舅王恭联合荆州刺吏殷仲堪起兵,反对皇族、宰辅司马道子。第二年,广州刺吏桓玄、雍州刺吏杨佺期联合进攻建康。不久,王恭败死,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控制了长沙中上游的广大地区,杀掉司马元显,囚禁司马道子,自为相国,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未已,篡即皇帝位,国号楚,废帝为平固王。江北地区也脱离东晋朝廷的控制,成为独立王国。朝廷所有控制的,不过是东南八郡而已,东晋王朝的全部负担都压在这八郡的劳动人民头上。同时,统治集团争权斗狠引发了许多战乱,有西晋末年刘渊趁机起兵,先后攻入洛阳、长安,屠殺晋朝官民数万人;有东晋末孙思、卢循领导的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刘裕代晋过程中连年的战争。终晋一代,人民能有几天安定日子可过?

  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使自己的国祚长久,常常寄希望于所谓亲亲相爱的宗法制,分封同姓尤其是亲生儿子为王,将其立为外藩,要求这些藩国屏辅朝廷。然而,事与愿违,在权欲面前,这种血缘关系往往是靠不住的,并且经常导致骨肉相残。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皇亲国戚间是六亲不认的,把血缘的纽带当作了裤腰带和绑腿,屏足气力,使尽人世间一切毒辣的手段,非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因而历史就一再重演宗室、后妃、外戚相残的惨剧,从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这里,关键的还是宗法制在作怪,专制制度在作怪。宗室制度、后妃制度、外戚制度等都是专制制度的衍生物和附属物,只有把专制制度埋进坟墓,把皇帝埋进坟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狠及狼烟四起生灵涂炭,才能彻底解决最高统治权交接过程中出现的大动荡、大破坏。这种封建的遗毒和糟粕对后世仍有很大的影响,当官专业户在发展,任人唯亲在蔓延,一些大权在握者总是想方设法在一个部门的关键岗位、一个地区的一些重要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亲戚儿女和亲信,因而也就在这样的部门或地区结成了关系网——依然是血缘之网、宗法之网。在网笼罩的“独立王国”中,是没有什么原则和法律可言的。而小到一乡之隅,大到一省一国,如果失去原则和公正,必然出现“窝里斗”,出现混乱,因此,还是那句千百年血泪聚成的教训——国之兴衰存亡,不在于是否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宗亲!

  醉生梦死——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

  晋武帝就是奢侈的代表,自灭吴统一全国后,即“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人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晏寝,宫人竟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上行下效,太傅何曾生活极其侈华,“帷账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天所用饭钱为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何曾的儿子、司徒何勋的生活用度,“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外戚王济用人乳喂猪,每次宴会,用穿绫罗的婢女百余人持琉璃器进食。官僚石崇请客,命美人劝酒,客人饮酒不尽,他便以劝酒不善而杀死美人。一次,王敦在石崇家故意不饮,石崇于是接连杀了三个美人。石崇家的厕所也十分讲究,有十个衣着艳丽的婢女侍列于旁,又用甲煎粉、沉香汁等香料洒地。厕所内还有床和华美的被褥及绛纹账。一次外戚王恺在晋武帝的支持下与石崇斗富,竟甘拜下风。

  晋代的酗酒也闹得很厉害,晋孝武帝就嗜酒成性,流连内殿,一次喝醉了,戏张贵人说:“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说过就没事似的睡去了。而张贵人却耿耿于怀,使婢女以被蒙帝面而杀之。宰辅司马道子亦嗜酒,日与帝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侈,所亲昵者僧尼。在当时较有名的还有“竹林七贤”和“八达”,刘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是醒亦醉,难得糊涂。“八达”凭借祖父辈的余荫,虽说在职于朝,却荒于嬉戏,群相聚饮,不知昼夜,更有甚者,他们当中一些人散发裸裎,关起门来大吃大喝,呼朋唤狗,戏弄婢妾,过着任性放诞的生活。“八达”之一的光逸,一次到胡毋辅之家,辅之正与一帮人闭户酣饮,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袒(光逸)也”。遂呼入共饮。

  奢侈是衰败的先兆,读历代的历史,都可以深刻地体会这一点。大凡是开国之初,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新上台的统治階級还能洁身自好,励精图治。但时间一长,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和天下太平,大功告成、骄奢的思想渐渐占了上风,而堕入酒色的欢乐之乡,眼前只是酒绿灯红。臣子们各找各的乐,把占有美女妻妾、奴仆、土地、钱财的多寡当作比阔斗富显示身架地位的赌注。君臣们整天忙于骄奢淫侈,贻于政事,老百姓可该松口气了?非也。每当这时,赋税徭役却越来越重越烦,晋时范宁就上疏皇帝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骄奢淫侈必然搞得国库空虚,财政吃紧,只有疯狂地剥削、搜刮民脂民膏才能填补那无底的欲壑,继续那挥霍和享乐。由此可见,奢与私是一对不散的鸳鸯,奢侈与刮民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当人民被剥夺得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起来掀翻这不散的吃人的筵席。历史就是这样反复地轮回,昨天被掀翻的筵席的地方今日又重新开了场。为了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对于今天的奢侈、挥霍、攀比之风应该悬崖勒马,坚决刹住!按照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要求的那样: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酒囊饭袋——统治階級的昏庸无能

  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昏庸可笑的白痴,天资愚钝,不喜读书,终日嬉戏于华林园中。一天,他听到田里的哈蟆在叫,觉得很奇怪,便问侍从,这哈蟆是公家的呢,还是私家的?侍从们忍不住笑说,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有一年天下饥荒,百姓饿死许多,帝听说后反而惊奇地问:“何不食肉麋?”要指望这样的皇帝关心人民的疾苦真是天方夜谈。西晋怀帝、愍帝是亡国之君,先后为后汉所俘,先辱后杀。汉主刘聪宴群臣于光极殿,使怀帝著青衣行酒。刘聪出猎,以愍帝戎服,执戟前导。真是可悲可叹可笑!晋安帝“幼而不惠,口不能言,寒暑饥饱不辨,饮食寝兴,不能自立”。能指望这样的昏庸愚钝之君振兴国家吗?与皇帝昏庸“相得益彰”的是举国上下的清谈之风。简文帝未当皇帝之前,以善谈玄著名,但却连稻子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王羲之的儿子王微之为官“蓬首散带,不综府事”。他任骑兵参军,车骑将军桓冲问他:“卿署何曹?”他答:“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他答:“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他答:“未知生,焉知死?”

  当时在士族官僚中间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为时髦和最高境界。官至中书令、司徒、司空、太尉的王衍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喜欢谈玄说道,标榜清高,由于他盛才美貌,妙善玄言,又身居要职,因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而“声名日甚,倾动当时”,成为当时的“玄谈领袖。”在他的影响下,朝廷上下“矜高浮远,遂成风俗焉”。可是他的下场却是极具戏剧性的,永嘉五年(311年),羯族人石勒攻下晋都洛阳,向王衍问及晋廷败亡之故,王衍为了保全自己,多方推卸责任,说自己从不参预政事。石勒听罢大怒,厉声斥责他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预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这时,王衍才似有所悟地对随从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袒尚浮虚,戳力以臣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历史上君如晋惠帝、简文帝,臣如王衍、王微之者大有人在,而且层出不穷。何也?根子还是出在专制制度的世袭制和任人唯亲上。那些继承皇位和爵位者不论贤愚否,只要是嫡长,就可以继承,于是昏君庸臣的出现就在所难免了。再则,由于世袭爵位和俸禄,久而久之成为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成为一批除了当官弄权剥削愚弄人民而一无所长、一无所能的吸血虫。大量庸臣庸将充斥于朝,冗官冗员拥挤不堪,必然人浮于事,办事效率越来越低下,互相扯皮推拖,使得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各级官吏的看家本领只是糊糊糊,所做的只能是模棱两可不痛不痒自相矛盾莫名所以的事情,于事无补,于时无补,使得国家和人民滑向灾难的深渊。因此,世袭制和任人唯亲是最反动、最腐败的封建毒蔓,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极端不负责的表现,是非连根拔起彻底清除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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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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