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人民币升值与韩国人自杀

  人民币是否低估了?是否应当升值?这是当下引起全球经济、金融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国内学者专家媒体更是议论纷纷。

  随便翻阅报刊,便会发现,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观点针锋相对。比如诺贝尔奖得主蒙代尔说,现有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很合适的,没有必要升值;但也有名气与他不相上下的人说,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应当升值。国际知名的财经报刊,像《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商业周刊》,也是各执己见,众说纷纭。不要说外行人,就是经济专家或金融专业人士,看了这些议论,恐怕也要晕菜。

  凡此种种争论,似乎表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经济学、金融学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精确的标准,有能力对一种货币的价值究竟是“太高”、“适中”、还是“太低”,作出客观的、能够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就像物理学或化学那样——判断。正因为没有客观的标准,结果当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于是,争论就开始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味道和道德义愤。比如,国内有媒体指责,前一阵国际经济界有关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议论,就是为了“有预谋地”给这次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制造舆论”;而美国、日本、韩国等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嫉妒”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是打压中国的“政治阴谋”,是“别有用心”。

  正在这样的议论在报刊、网络上潜动的时候,一位愤怒的韩国人自杀了。当时,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正在墨西哥坎昆讨论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问题。在会场外狂热地抗议示威活动中,一位韩国人突然在众人面前将一把匕首插入自己的右胸,终因失血过多而亡。

  人们可能还记得,2001年7月20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八国首脑会议期间,警察起与反全球化人士组织的一次抗议示威队伍的对峙中,失手打死一位意大利青年。当时,世界舆论强烈批评警察过度使用暴力,那么,这一次,人们是否也可以指责这位韩国人过度使用暴力?

  据说,这位韩国人是为了抗议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而当众自杀的。

  对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不同的人,因其在国际、国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比如,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人总是不喜欢自由贸易,因为,中国、印度等国的廉价产品在发达国家很受欢迎,他们所在的工厂自然生意萧条,他们可能会因此而失业。因此,毫不奇怪,反自由贸易的人士,大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蓝领阶层和反映他们政治诉求的左翼团体。当然,发展中国家国家又在金融等服务业方面构筑贸易壁垒。

  同样,在货币汇率问题上,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不同的群体,自然会有不同的诉求。

  这些看法的分歧是很正常的。不幸的是,人类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显然极不完备,于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争论,更多地是以利益为依托的意识形态之争。因此,即使是对于学者之间围绕这些问题所展开的学术、观念上的辩论,我们也不要指望会截然地分出谁对谁错,这样的争论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胜负。

  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但现代文明人不是只诉诸利益本能的野蛮人,他会把赤裸裸的利益之争,转换为理性的辩论。不管是在自由贸易问题上,还是在汇率问题上,所需要的,正是一种理性的辩论,一种冷静的讨价还价过程,以及主其事者在这个过程中明智而审慎的妥协。只有理性的妥协,才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任何抱着“好处自己全得、损失别人承担”想法的人,都可能危及这个世界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全球性的和平的交换与合作网络。

  现在,这位韩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样的方式已经是非理性的了,它一点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抑制这种非理性情绪的蔓延,对于维持一个和平的讨价还价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国内学者在汇率问题上的辩论,也需要理性的态度。因为,一种对外的非理性的情绪,必然会折射回来,影响到我们自己对于国内汇率制度改革问题的理性思考。所幸,不少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呼吁应当以此为契机,认真考虑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如何恰当地安排进出口控制体系,如何着手加快银行金融体制改革。

  当然,唉,这样的讨论需要智力和明智,远没有义愤填膺地指责、怀疑、咒骂他人来得刺激。

  摘自万科周刊

  作者: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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