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

  因为要写一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所以对“思想改造”这个词也就较为留意。要理清“思想改造”这个词,我以为要先说明这样三个问题:   一、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   二、 思想改造;   三、 思想改造运动。

  一 、

  对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很长时间内所持的是这样一种看法:他总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可以这样说,对于知识分子,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这个评价,从一个政党的体制化行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48年 5月25日,中共中央曾做过一个《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所谓1933年的两个文件是指:一、“怎样分析階級”;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重印这两个决定的目的是因为这两个决定“只有一小部分现时已不适宜用,现在将这一部分删去,其余全部在现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这两个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也就是后来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而且在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还没有达到这两个决定的认识水平。

  在“怎样分析階級”的决定中,对于知识分子是这样说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看做一种階級成份,知识分子的階級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本人的階級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一切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使用他们为民主政府服务。同时教育他们克服其地主的、资产階級的或小资产階級的错误思想。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的两个决定》第14页,中共北岳区党委翻印,1948年7月2日)

  1948年 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就是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的第五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他说:“他们中也有极小部分人,是坚决跟反动派跑的,但是极大部分人看到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腐败反动,而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表示不满,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同上第51页)

  对于知识分子的这个评价,到了五十年代就变成了毛泽东的“皮毛论”。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就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现在可以从四十年代他在延安的两次讲话中看出来。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说:“关于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中央文件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战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这是很对的。因此知识分子就很光荣,土包子就吃不开。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解放社编《整风文献》第12页,新华书店,1950年3月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讲了许多讽刺知识分子的话,从他的讲话风格上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是没有什么好感的。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知识分子的判断,就成了这样的评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階級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階級变到了另一个階級。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同上第290页)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虽然对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有相当的肯定,但他的最终结论还是:“今后政府应有计划在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这个态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这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的重要原因。      二、   从四十年代的延安开始,“改造”这个词,就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而言的(同时也包括一些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使用“改造”一词时,都是在教育知识分子时说的。可以说,在延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来就没有放松过。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思想改造”,却是从1949年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说就是要“改造”,但却还没有特别说明是要“改造”思想,而是要“改造”一切。那时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口号是“争取、团结、改造、培养”。这是1949年9月29 日,中共中原中央局专门制定的方针,这个方针后来成为所有解放区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个指示中这样认为:“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这是全解放区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新文化新教育》第53页,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 2月)1948年中共中央曾专门做过“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批示”,在这个通知中说:“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应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的知识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政策汇编》第245页,1949年3月)在五十年代初期,“思想改造”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先有了“思想改造”,然后才有了“思想改造运动”。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却不完全是一回事。

  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两本新知识词典中对于“思想改造”都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解释的。当时集体编著的《新知识辞典续编》,对于“思想改造”这样说:   “一定的階級,产生一定的反映其階級利益的思想,如资产階級思想小资产階級思想等。凡是其它階級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階級革命必须具有无产階級思想。这种使思想转变的方法过程,叫做思想改造。”(该书第259页,上海北新书局1951年10月)

  陈北鸥编著的《人民学习辞典》对“思想改造”是这样解释的:

  “一定的階級产生一定反映本階級利益的思想。例如:资产階級思想、小资产階級思想、工人階級思想等。只有工人階級的思想体系——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最能反映客观真理。凡是其它階級出身,愿意追求真理的人,都应当放弃自己階級的立场、偏见,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场,改造自己的思想。凡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场排除非工人階級思想,使思想转变的方法过程,叫做思想改造。”(该书第224页,上海广益书局,1953年 )

  这两本辞典的解释大同小异,可以见出当时人们对这个名词的认识。由“思想改造”到“思想改造运动”,这期间有过一些变化。在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常常听到“思想改造”这样的说法,但这仅仅是一种要求从旧时代过来的各类人都要适应新时代的一个普及性的新词汇,它成为一种运动还是一年多以后的事。由“思想改造”成为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精神体现的必然结果,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自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就是说,后来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由时代本身的压力和知识分子的主动性相结合才成为一场给知识分子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起源,和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周恩来。      三、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可以从1951年9月3日算起。这一天,周恩来和北大校长马寅初有一次谈话,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八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九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报告本月以来马寅初以口头和书面邀请周恩来和其它中共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会作报告,以推动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开展的情况。”(第179页 )当时身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册第4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如果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说,马寅初的这封信是有损他个人名节的,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请政界显要来做北大的教师,这不是书生本色。马寅初的这封信最后转给了毛泽东。1951年 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给周恩来的那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毛泽东一生对北大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他对马寅初的邀请并不放在心上。那时新北大总是想贴近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此较为冷淡。1949年 4月30日,毛泽东对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也是很快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读书》1998年3期第122页,陈平原文章)后来毛泽东虽然给北大写了校名,但他对北大看来是不大热情的。

  马寅初在他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到的“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是指1951年 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五十年代初期,所有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有恐惧感,但同时也对新时代存有幻想。他们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能说没有一点自觉性,但主要还是外在的压力。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燕京大学的两个教授顾颉刚和邓之诚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篇幅关系,就不引原文了,参见《万象》1999年第1、3期上刊载的两位先生的日记,辽宁教育出版社)

  1951年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在报告的一开始就说:“北京大学教师学生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它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5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是以他个人的经历开始的,报告亲切、生动,很有感染力,他特别讲了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事。他说:“张伯苓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遣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同上70页 ) 周恩来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翁文灏。他说:“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同上)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当中很有威望,他的这次讲话令知识分子非常感动。他还讲了梁漱溟。他说:“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同上)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以后,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 内,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因为此类文章的数量相当庞大,这里就不再抄引了。

  195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教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第1版)

  10月23的《人民日报》也发表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会议以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就进入了一个高潮。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话,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写文章时必然要引用的一段名言。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说:“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26页)

  同年12月 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对人民祖国的责任》。社论中说:“这是思想领域中的階級斗争,‘和平改造’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必须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愉快。思想改造自然是长期的,这是说,从一个階級的观念形态的转变,不是几次会议,一个运动所能全部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练,像毛主席教育我们要‘经常扫地,经常洗脸’一样。”这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原载[中国研究]

  作者: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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