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低薪的隐忧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

  如今,中国农村还有大约1. 5亿的无业劳动力,比美国的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有这样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资大举进军中国。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长远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费用。当工人挣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出现了笔者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在短期内,这对中国并不构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低得出奇的工资毕竟降低了劳动力的费用,引来的外资也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的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在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生计、抚养老人也很难支持。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19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附:

              低薪并不是隐忧

                周克成

  我是个比较喜欢薛涌的文字的人,但对最近他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低薪的隐忧》一文很是不能赞同,不妨在此摘其要点,逐一评点一下。

  薛涌先生在文中写道:“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但是,“廉价劳动力”和“劳工收入低”其实是同一回事,并不是薛先生所认为的因果关系。既然是同一回事,我们就无法通过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提高劳工的收入,来增加他们对自己及其后代进行投资的机会。正确的看法是这样的,即只有依靠包括劳动力低廉在内的各种比较优势,我们的企业才能发展起来,才能逐步提高劳工的生产率,进而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也才会逐步地消失掉———不管我们是否乐意。

  薛涌先生还说:“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我完全相信在现实中会有这种现象,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的。人们的生产活动,真正要追求的就是效益,而不纯粹是高技术或低成本。选择哪一种生产方法的准则,在于其所能带来的效益的高低,而不是这技术是否是最先进的,或成本是否是最低廉的。例如,豪华汽车劳斯莱斯的装潢技术够高了吧?但为什么我们的农用车不采用它们的装潢技术呢?不是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农用车豪华一点,坐起来舒服一点,而是因为这样做的效益太低,不划算。再例如,开演唱会请明星,他们的价格可以有天地之别,但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请要高价的大牌明星呢?也是因为虽然他们价格高,但请他们的效益才高些,划算些。

  薛先生还引用“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说:“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既然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以带来更大的赢利,那为什么不呢?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技术再低,能给企业带来好效益的就是好技术。薛先生是说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不好吧,可是既然可以依赖为什么不“依赖”?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不是厂家“依赖”的结果,相反,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了,厂家才有了“依赖”的机会。

  薛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低,是因为劳动力过于低廉。以至于他们不用搞技术创新就能生存下去,所以他们才不搞技术创新了。所以为了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就得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只要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们企业的创新能力就会提高了。然而,这是错误的。

  我们的企业也是需要创新,但不一定要让他们走投无路,无法以其他方式生存下去,他们才会有动力努力搞技术创新,才不会在技术上落后他人。事实上,只要有竞争,只要有需求,厂商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搞各种各样的创新,因为这样做他们会有利可图,否则,不管出于什么压力厂商们都不会“创新”出什么东西来。

  现在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工资低,而是劳动力素质低。对于低素质的劳动力来说,面对的选择不是高工资与低工资,而是低工资与失业。更何况,工资的高与低从来都是相对的。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提高我们劳动力的素质,增加我们的生产率,是如何千方百计地吸引客商的投资,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反过来,说什么连“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不要了。有一个优势就应该把握发挥一个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社会的发展,增加人们的福利水平。而不是丢开“廉价劳动力”这样的优势就可以提高劳工收入,就可以增加社会的福利了。

  作者:薛涌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社会透视 » 低薪的隐忧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