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文坛骂战——无聊或争鸣

  时下盛行于中国文坛的“骂战”,是对甜蜜式批评的反驳,从而展示了批评的残酷性一面。它是来自民间的一场暴动与颠覆,还是制造庸常人文景观的行为?

  对过于甜蜜的当下文学批评来说,“骂战”如异军突起。他们抡圆了板斧劈头砍去,令观战者和被批评者瞠目结舌,一时还来不及作出反应。这自然是对甜蜜批评的一种反驳,对同质化批评的异质性加入。从这个意义上说,“骂战”改变了“顺从”的批评风气,让人领略了批评尚未表达的残酷一面。这自然只是针对当下的批评而言。

  20世纪上半叶的骂战源于信仰

  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在激进主义思潮的鼓荡下,唇枪舌剑狼烟四起是常有的事。单从文章题目上就可看出“骂战”的激烈程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狗样的英雄》等,是今天的“骂战”比得了的吗?20世纪上半叶的“骂战”无论怎样激烈,你都会从中感到参战者的内心关怀或信仰,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人性人情,他们都在试图维护什么和反对什么,大打出手中也依然有一份诚实和尊严的存在。

  20世纪下半叶:骂你没商量

  20世纪下半叶的“骂战”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批判《武训传》开始,“对骂”变成了“骂”与“挨骂”,是有来无往的不许还嘴的“骂”。在不能申辩的“骂”声中,“道理”自然属于声音大的了。于是栽赃陷害,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全民共讨之,蔚然成风。所以说,“骂战”在20世纪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骂战”与以往多有不同,它既有“捉对”式的“对骂”,如“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群体混战(之所以说是“群体混战”,是因为“民间”“捉对”捉错了,与“民间”相对的应是“庙堂”,但“民间”却捉了“软柿子”–知识分子。这应另当别论不在此文论述之内);也有“单兵操练”的“金王之争”,有正规军与杂牌军混编的队伍对“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的“批判”;还有急功近利的晚生小辈对余秋雨的批判。于是“骂战”在世纪之交一时蔚为大观,大小传媒喜出望外,在四处播散的同时火上浇油坐收渔利。

  《十批判书》:一场暴动?

  “骂战”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这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其中既有近年来一流的批评文章,如朱大可对余秋雨的批评,应该说是所有批评余秋雨的文章中最具功力和见地的。余秋雨能够成为今天的“传媒英雄”,并且是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实现的,其间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朱大可在文章中作出了尽管残酷却又是令人信服的揭示:余秋雨是传媒与资本意识形态合谋创造的“奇迹”,是一个隐秘的文化白领,他能像赵本山、冯小刚等一起走进千家万户,从本质上说,他与这些喜剧明星是没有区别的。朱大可作为一个批评家在充分的论证和分析中,终于破译了这个难解之谜。

  但其它的“骂战”文章就很难说了。问题不在于钱钟书、王蒙、贾平凹、王朔、王小波、汪曾祺、苏童、梁晓声、北岛等名作家不能批评。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批评的豁免权”。但问题在于《十作家批判书》把这些非常不同的作家集中到一起进行批判,并认为他们是“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这部“十批判书”,被出版者又冠以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如果真是这样,它应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幸事,遗憾的是事情远没这么简单。在我看来,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更象是发生于批评界的一次集体的“行为艺术”,他们在充分表现自己的同时,也制造了一起试图引起轰动的奇观;就批评方式说,它是“甜蜜批评”的逆向式,很多人说“好”的作家,他们就一定认为“不好”,从批评方式上说,它貌似激进,事实上并没有“革命”性的变化;更有趣的是,他们先预设了一个虚假的目标,然后再集体发动攻势,也就是说,他们是先把这些作家命名为“经典”,“获取了不当声名”,然后才发动“骂战”的。

  批判背后的“怨恨”心态

  这些作家获取的为什么是一种“不当声名”?谁命名了他们的“经典”地位,谁为他们设立了“神坛”,在一种“匿名”的假设中,才有了这次“暴动和颠覆”?从这些具体的“修辞”中,从批判的方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嘲骂战”背后所隐含的“怨恨”心态,与英雄主义的成分和奋发图强的王者气度相去甚远。这种“否定”、“怨恨”的心理情感,在无法获得被比较者的价值时,常常感到自惭形秽,内心充满了“人生在世不称意”的压抑感,这种压抑感又必然会造成生存性的紧张状态。

  不能否认,这些被批判的作家除王小波、王朔外,都是“体制内”的作家,文学体制不仅使这些人获得了终身制的“作家”、“教授”身份,同时也培育了他们与体制相关的创作品格。这是需要分析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但批判者并没有从这样的角度作出批判,而是用“获取了不当声名”这种修辞表达了他们对“身份”不公正的诉求,其中并不掩饰的不平之气溢于言表,也是“怨恨”心态不经意的流露。

  80年代之后,当代文坛已没有多少地盘可供“占领”,从创作上来说,上述作家已经营多年,他们是各个时期恰逢其时的幸运者,个人的禀赋适应了他们出场时的时代条件,不少人先是“暴得大名”,然后顺流而下,“名声”又为他们提供了后来者所不具备的资源;从批评方面说,90年代以后,“学院精英”几乎统治了批评界,在许多场合,“双语”现象已普遍流行,知识结构的欠缺又使这些后来者难有插足之地。于是“民间写作”、“民间批评”便以不屑“同流合污”的方式出现了。但其背后同样隐含着“怨恨”的心态,“暴动和颠覆”就是报复行为之一种。

  虚无主义横扫一切

  这种“横扫一切”的“骂战”,显然有其“利益”的诉求。从钱钟书到汪曾祺,没有一位作家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是当代批评界前所未有的,而恰恰是这种彻底的虚无主义对今天的精神生活构成了致命威胁。20世纪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破坏多于建设,如果说我们连汪曾祺这样的创作都不能容忍,那么当代创作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呢?不要说评价,《捧出来的佛爷》的作者连起码的材料都不熟悉,被他视为汪曾祺晚年诗作的《彩旗》、《杏花》,是汪曾祺发表于1957年第 6期《诗刊》上的作品,它是以《早春》命名的组诗中的二首。写于1957年的作品,被他当作汪曾祺晚年的作品来分析,这位批判者的结论能靠得住吗?至于说到汪曾祺是“‘人性’旗号下的说谎者”,就更显示了这位“骂战”小主将的无知。小说作为虚构的艺术,“说谎”是天经地义的,小说就是“庄严的谎话”,它是“叙事的艺术”。

  “骂战”在世纪之交的兴盛,是因为庸常的文化时代为景观的制造提供了机会。但景观可热闹一时,“骂战”也可博得围观者的驻足喝采,就像人们观看马戏一样,但它究竟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则是不必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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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孟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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