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晋仁:异端在中国的命运

  本世纪八十年代,离我家乡不远的一个小村寨活活烧死了一名少女,罪名是未婚通奸。

  这个少女的悲惨命运是由她的父母和族长决定的,并得到整个家族的默许,其间没有受到任何有力的阻止。这个家族因为对伤风败俗者的一次次扫除,从而维持了它千百年来所珍惜的“清洁”。

  本世纪七十年代,张志新女士因为提意见受到“专政”。被专政期间,她受到专政人员的集体轮奸等不可思议的教育改造。稍后,在枪杀她之前,专政人员割掉她的舌头,以便彻底消灭异端的声音。张志新女士平反后,残酷专政她的人并未受到应有的惩处。

  就此,写这篇文章的理由已经很充足。侥幸者应该记住异端在中国曾经遭遇过的厄运,他( 她) 们是代替我们而死。面对异端命运的惨烈,恐惧是挥之不去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战胜这种恐惧,我们便还会遭遇异端的厄运。

  海明威说过: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历史已经证明过多次:剥夺异端的权利,主流者的权利也岌岌可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命运是一个突显的例子。

  诗人北岛为遇罗克之死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不能成为我们卑鄙怯懦的理由,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念想──卑鄙者的通行证是通向地狱,高尚者的墓志铭上写着新生。这个念想在现今的中国知识界可能只是少数异端气若游丝的命脉,如果这种判断不错的话,我们随时都可能被卑鄙怯懦的洪流所卷袭。

  一位神父曾向我忧愤地感叹:在中国,敢于自由生活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为此,记起异端这个独特的精神家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挣扎、反抗的壮烈与凄惨,会给敢于自由生活的人产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启示。至少,能让今天的异端感觉少了一分孤寂。

  一、异什么端

  一把清一色的麻将牌,可以通吃所有的杂牌。

  统一、一统的神话,煽起一浪接一浪的“清一色妄想”。

  天玄地黄,天地间那绚丽的彩虹有七种颜色。大地上的色彩杂异纷呈,不可胜数。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世界。可自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服装只崇拜“国防绿”,而流行色是几十年不变的蓝。在这期间中国人在思想言论上的高度统一可与服装的统一争高下。“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这是中国历史上曾无数次创造过的奇迹,由此不难想像异端在中国的凶险处境。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朝的诸候割据,导致了中央政府对民众管制的减弱和丧失,从而在周王朝礼乐崩坏的同时产生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中国文化的悲剧性在于文化的繁荣创造总是伴随着惨烈的社会动乱,只有根本打破文化专制的传统,才有可能超越这一悲剧性。

  孔子的儒家学派承续着文武周公的正统思想,这一正统思想在孔子时代已经缺乏号召力,也得不到强势集团的有力支持,所以面对争奇斗异的异端只能听之任之,既不能强制洗脑,也不能拘禁制罪。同期的道家、墨家和杨朱学派蔚成显学,根本不把儒家思想视为正统,也没有自居异端的意识。各行其道、各宗其教是这一时期的风尚。孔子“宪章文武”,但无法遏止其他各派的“违宪罪行”,仅仅能口诛笔伐而已。所以孔子的时代一直是中国异端者情有独钟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力自由挥洒、百无禁忌,开掘出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活水源头,奠定了中国文化宏伟建筑的基石。仅就中国文化史而言,“见群龙无首,吉”这一《易经》的奇妙爻辞得到了充分验证。

  孔子说:“攻乎异端。”那么异什么端呢?那就是由他阐释发挥的文武周公的仁道礼教。仁道指由亲情所发露的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同感之心,礼教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目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则。这一套仁道礼教后来经过孟子、董仲舒的建构成为人性论、宇宙论混一的世界图式,再经过宋明儒因佛老的挑战而作出的形上反激,“天人感应论”变为“天人合一论”,致知与格物的隔膜由心物不二的反省功夫打通,外王的歧离由内圣统合。于是,仁道成为盖天盖地、神鬼神帝囊括一切万物的本心良知的流行,礼教成为神圣的绝对命令。

  经由汉武帝的赏识,儒家的仁道礼教逐步与君主专制政权合流。这种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使儒家一直在君主专制的阴影下讨活,因为儒家既然视君主为真龙天子,也就让渡了替天行道的首席权,丧失了独立批判的锐气。由于许多皇帝照顾了儒家的面子──礼教的贯彻,仁道的悖离便受到儒家普遍的容忍。如此的儒教中国,政权时时以暴力机构帮助儒生迫害异端,而儒生则以“道义”帮助政权罗织、讨伐“乱臣贼子”。这样,礼教的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而仁道的真精神则被普遍的恐惧、暴虐、虚伪所消解。

  儒家中国为稳定统治秩序,以剪除一切异已、消灭一切反抗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自然把富国强民视为第二义的事情,甚或是最不重要的。科技不兴、自由遭忌、民主的丧失,便是儒教中国治国平天下的当然结果。

  吃人者的无限贪婪和被吃者的普遍隐忍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大观园,只有周期性的暴民起义才会短暂地撕开儒教中国的大网,但很快就会重新补好。这是中国的大悲哀,这种悲哀在谭嗣同、鲁迅身上达到了近乎绝望的极致,也让今天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忧心如焚。

  当儒教中国的巨网还织得很不严密坚实之时,已经有人在撕这张网,后来也一直有人在不停地撕这张网。撕到今天,这张网虽有些破旧疏漏,也换了颜色,但冲出去的人还是少数,因为这张网早已借用了科学技术的管制手段和毁灭性力量。

  还是让我们回顾那些撕网者吧。关注这些人会让我们少些孤愤,多些经验。

  二、异端的家族

  异端自春秋战国以来,呈现过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些影响深远的表达方式吸引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代人的参与,从而形成了几个脉络清楚的有着共同精神血统的家族谱系。这些家族的精神传人在当今中国社会或隐或显地继续表达着异端的权利──任何排拒和迫害也不能剔除的自由权利。

  对于异端家族的辨析,有利于理解和尊重异端的权利,从而也有利于每一个人去运用好自己的各项权利。每一个人都很难完全被统一到正统的网络之中,正统体制的“螺丝钉”不过是一个诳人的神话,因此异端的自由程度直接与每一个人的自由程度息息相关。

  这里,将对异端的大家族作一个粗略的回顾,试图更好地理解和认领中国自由传统的价值,从而为挣脱正统的奴役与异端的局限拓宽想象的空间和行动的领地。

  1.老庄──天真生命的任性

  中国历史上最先撕破儒家正统之网的当首推老庄学派,他们撕得很好。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开创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一充满生机的传统有限解救了后来的儒教中国对于个人自由生命的整体性挤压和制度性围剿。

  老庄从生命的“天真”( 本色天然、自然) 处,激烈抨击仁道礼教的文饰虚伪和残酷,并以生命实践维护了个人“缺席的权利”──从正统的体制退隐。

  老子从世俗的功名利禄中淡出,甘心做一个寂寞的图书馆馆长。庄子拒绝了政治集团的招揽,靠打鱼卖草鞋为生。二人在清贫的生活中“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任性逍遥,抉发宇宙人生的奥义,体悟自由生命的真谛,以奇美的文章和特立任真的人格笑傲古今,千百年来与儒家中国对峙,吸引着一代代天真未泯的人群。

  关于儒家的仁道,道家认为完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小家庭、小集团的自私。

  那些以仁道相号召的政治势力及其附庸文人是窃国盗民的贼,他们扰民残民,侵犯剥夺了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道家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禀性和权利。只有各适其性各利其用才符合道德。道德就是忠于每一个体自己的本性,因此道德即自由──“道法自然”。任何外在的强加盘剥或自我的沦陷,都是不道德的。儒家的仁道就是这种使人丧失本真道德的阴谋诡计。

  天地间每一事物都是自然创生流行的,都在不自觉地忠实于自己的本性。日头升起,日头落下,春夏秋冬悠游循环,水不妄想燃烧,火不支持黑暗……因此,那有了自觉意识的人应效法天地间事物的自在运动。这种自在运动是宇宙大道的大用流行。但人有了自觉意识,便有不安份的妄想造作,这里有危险──那便是背道离德,由天真的自为生命沦落为异化的为他生活。个人的生命创化就是目的,当个人生命异化为国家、社会、家庭等一切外在目的的工具手段时,自由人沦落为奴隶。人只有通过效法天地大道的自由才能从形形色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回归天真生命的自然存在──真正属人的无为而为的生活( “无为”,指不为外在事物拘牵。“无为而为”,指为自的自由作为。) 。因此,自由是道家人道的第一义。

  宇宙间一切事物是自在的( 因其没有自觉意识,也就只能本能地存在) ,而人是自由自在的( 人有大地上生物的自在属性,但也有灵明的自觉意识和创生化裁的自由意志) 。

  人是大地之子,人也是道的代表,因此人过着自在的动物生活,也进行着自由创造的精神活动。人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人的命运的危机,那就是自在与自由对抗的内在矛盾。

  人自由行动之时,便有可能干扰打乱甚至破坏大地上一切自在之物和自在生命( 包括人自身的动物性本能) 。技术的本质暗藏着撕碎毁灭一切事物自在性的危险,但也突显了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能力。正是对于这一矛盾危机的洞察,老庄为了保护人的自在性和自然环境的自在性,提出了反智主义的建议,历来为人诟评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实为面对此一危险性的无奈之策略。时至今日,如何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间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如何在人的身心健康与科技发展间达成和谐,人类也还没有找到良方。想一想海德格尔对于技术力量的忧心忡忡, 不难发现自由与自在这一对矛盾的顽固性。出路何在?也许现代的人类需要另一种智慧、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接引。这种智慧在老庄开创的道家传统里有着持续不断的表达,由这种智慧开创的科学技术( 道术) 迥异于西方唯物的科学技术,它以维护、进化“天真”的生命为目的,也主要以生命本身的内力为手段。道家的道术在人的自在与自由的二重性上达到了某种合理的创造性和谐,这种一直由少数道家人物隐秘实践的道术如何从山林走向社会,如何从传统汇入现代文明的日常生活, 我们认为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核心。虽然“伪科学”的指控不绝如缕,但道家的道术有益于人身心的健康和进化则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就引出了人自由的限度与规范的问题。道家并不一般地反对限度和规范,它只是反对人为的不合道德的限度和规范。道家的“道德”与儒家的“道德”是不同的,前者指道本身的德性和存在于每一事物中的道的功用,它是超伦理的,也是超越人类中心论的,而后者是指合于人性的仁义与合于周礼的伦理秩序、社会等级秩序。儒家对外在的社会等级秩序的一味强调及对人性善的乐观,必定会损害个人生命的内在秩序,并使人性恶的一面乔装改扮、暗渡陈仓,所以老子说“无道而后德”( 这里“德”是儒家礼教的德而非道之德) ,“无德而后仁”( 这里“仁”指儒家的有亲疏等级之别的仁爱,而非道的不仁之仁──平等公正的爱) 。

  儒家的礼教源于宗族血缘的习俗和周朝社会制度的一整套设计,它要求个人完全臣服于宗族与王权的权威,它的尊卑亲疏划分得很分明,个人在划定的位份上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受到政治势力和家族势力的清理。这个礼教制度完全不能容忍异端,视异端为洪水猛兽,因此自孟子以降的正统儒家皆视个人主义者( 杨朱) 、自由主义者( 老庄) 、平民主义者( 墨子) 是禽兽,政教合一的儒家中国的确也给予了后世异端者以非人的待遇。

  孔子对于道家有一种隐秘的向往和认同,比如他对老子的赞叹和对颜回的欣赏。孔子也是一个对异端思想比较宽容的开明的智者,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就难怪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称后世儒家每况愈下,多半沦为小人儒。儒学若要真正复兴的话,则需光复孔子的宽容精神,剔除其礼教的严苛和政治制度设计的专横,发扬“已所不欲,毋施于人”的真正仁道。

  老子说“天地不仁, 以事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无私的不仁,正是大道无偏的仁爱。这种仁爱是平等公正地施于万物的,尊重万事万物各别的德性。儒家仁道则崇尚不公正不平等,正好为反公正反平等的专制制度张目,它的被专制制度利用可谓是其来有自。

  老庄是幸运的,他们还有独立自由的一些空间,他们还能成全独善其身的美行。老庄成就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仍羡煞我辈读书人,的确是该深以为辱的。就此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在人格上没有多少长进,在遭遇上更为不幸。

  在政治上持自由放任主义的老庄也许早有预感,他们以后的政府权力将会是越来越无限,这种被老子称为最低下的传统政府后来发展到这一步:你的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都得统一到它制定的框框里,否则杀无赦。道家人物由于认识到那逐步强壮起来的政治怪兽容不得任何自由力量的生长,所以干脆放弃了救世的幻想,从而全心致力于精神自由的开掘。这种隐士的消极自由仍有着积极的意义,一方面保持了最低限度的对世俗黑暗力量的否定与反抗,一方面发展了独特的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并形成了与天地和谐的生活艺术。

  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当是老庄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他已经没有任性逍遥的可能,只有埋首书斋,让精神自由飞翔。充盈着独立批判意识和生命激情的《史记》今天读来依旧会令我辈血脉贲张精神激荡。其中的《刺客列传》是对任侠的自由主义者的一曲赞歌,经由司马迁的推崇,中国知识界有了一股阳刚之气和侠气。弥衡、孔融对曹操的无礼是很悲壮也有些滑稽的,他们流出的血很快教乖了后辈。竹林匕贤的撤野发狂已经有深重的隐忍和无奈,即便如此,那个靠打铁为生的嵇康还是被专制统治者斩首。

  李白这个任侠使气的诗人,可能是诗人中最可爱的一位了。他的天真,他的自在风流,他的自由勃发的诗篇羡煞了后世的文人墨客,也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对于权贵的蔑视,居然能得到皇帝的宽容和士大夫的看重,不能不说唐朝是一个很可爱的时代,是一个中国人有着许多自由权利的时代。想来,个性自由、性解放毕竟还是在专制的中国存在过。中国历史上推崇道家哲学的两个时期──西汉和盛唐,应该是老百姓日子过得最自在最富足的时期了,也是对异端是宽容的时期了。这段中国历史上的好光阴,每每令后世文人有恨不生汉唐的感慨。

  李白经由仕途的失意逐步脱出儒教中国的正统之网,并最后自觉放弃名教纲常的拘绊,以宏阔飞扬的诗篇宣告不可让渡的自由生命的尊严与灿烂。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自由主义者大多与之合流,陶渊明的路线开始发扬广大。流了太多的血,异端者在山林中在寺庙里寻找着新的自由路向。起初,佛老合流的风气曾使得正统儒家卫道士愤恨不已,恨不得一刀剪光这种不忠君不尊亲的异类,历次灭佛运动实施了这一战略。可是,佛老合流也让许多聪明的统治者窃喜,因为这一派异端自觉放弃了反抗,并号召人们安于现状,承认任何统治的合理性,只关注此世的苛活与来世的福利。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乾隆死后叫菩萨给他站岗,慈禧自称也叫人称她老佛爷。

  李贽皈依佛以后,最终还是锒铛入狱,割腕自杀。因为他太桀傲不逊而且不守佛门清规。谭嗣同从佛学里汲取菩萨道的英雄气概,混合侠义道的烈气,横刀关天,以死壮志。幽默至死的金圣叹与扬州八怪也都不同程度对儒教正统有所岐离,一则刚烈,一则圆滑。

  道家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阴柔有余而刚健不足,这可能与道家哲学尚柔有关, 但更多的是与儒教中国的血腥攻伐异端有关。

  2.墨子──平民的呼声

  先秦诸子中,最具有救世热忱的是墨子。

  光着头,脚穿草鞋,脸上带道墨刑的印记,这就是风尘仆仆四处奔走的墨子及其门徒的形象。这是一个由囚犯,奴隶和最底层民众组成的团体。由于周王朝的瓦解,这些人得以像自由民一样生活。他们生活俭朴,手艺精湛,纪律严明,过着流浪式的生活。

  墨子有着深厚的平民情怀,炽热的理想与严密的逻辑在他那里融为一体,对和平的热爱平息了他满腔的忧愤。在墨子博大的情怀里,行动与思想、平凡与伟大、爱与恨取得了奇妙的和谐,这是一个真诚而又智慧的人,一个勇敢而又宁静的人,一个充满奇思妙想而又踏实工作的人。火与冰,山与水,大地与白云,在墨子的人格中整合为一种很在感召力的风景。他的身边围绕着很多质朴聪颖而又敢作敢为的门徒。

  墨子倡导“兼爱、非功、俭礼”,相信天命、鬼神,却又认为只有通过人力的积极作为才能过上尊严的生活。墨子不务虚文而看重技术,在中国历史上,少有象墨家那样热衷于“奇技淫巧”的人。

  墨家团体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他们团结如兄弟,急难赴义,道义所在则万死不辞,表现出狂热的宗教气质。通过他们的游说及对智巧技术的运用,确实使一些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和平。

  墨子站在平民的立场认为,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该爱所有的人,不分亲疏贵贱,儒家那种有差别分等级的爱会导致过度的自私和相互的仇视掠夺。每个人都希望和平地生活,只有天下所有的人亲如一家人才能实现和平。周礼奢侈繁琐、劳民伤财,应该终止。礼仪以俭朴为好,礼仪本该为活人表达情感服务,而不是为死人摆阔。

  墨家认为自己是继承了大禹的传统,并且自觉恢复大禹开创的夏礼。但墨家的声明并未得到尚古的儒家的认同。

  儒家认为墨家的“兼爱”是犯上作乱,是无父无君,视墨家为破坏周礼的大敌,并咒诅他们是禽兽,是和杨朱一样危险的异端分子。

  墨家是一个有组织重纪律的民间团体,类似半军事化组织。在其内部,要求思想统一,实行森严的等级管理,法度严明,个人自由在墨家微乎其微。这种民间团体模式后来为各种类型的“黑社会”所效仿。“黑社会”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亚社会”,是国中之国,后世一直是主流社会既定秩序的隐患。后世的“黑社会”虽然有的也以道义相号召,但已经丧失了墨家博爱的理想, 也抛弃了墨家的非暴力主义。

  黑家的非暴力改革运动展示了中国平民的智慧和激情,无比光辉地呈现出中国平民的优良品质。由于墨家对个人主义的拒斥和对自由主义的敌视,其局限性是很大的。而且,由此滥觞的许多民间运动正好与官方的君主专制互为表里, 极大地阻遏了自由精神在民间的生长。

  墨家对人的自利性、攻击性认识不够,对个人的自由权利缺乏尊重,因此墨家的理想主义实践只是构造了一个整齐划一的集体农庄式的乌托邦,它根本是反人性的。后世的类似实践证明了西方的一句谚语:善良的愿望可能是走向地狱的捷径。

  但这不能证明儒家的正确。儒、墨在许多方面其实有亲缘关系,比如尚同的统一神话,不患寡患不均,专制构架的组织,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

  3.陈胜、吴广──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动者。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君主专制王朝的缔造者。

  两者构成了后来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基本模式。一方面是无所不包的统治,一方面是在不堪忍受这种统治的酷毒后的全面报复。一方面是严苛的刑律和整齐划一的文教礼仪,一方面是无法无天的以暴抗暴。

  由于文化水平低下,农民起义主要是靠本能和乡村社会的一套礼教习俗组织起来的。农民起义在进行暴力运动时或取得政权后,主要吸收了信奉儒家正统的知识分子作为体制设计者,所以最具强力的反叛者──农民起义军,很快就会在为儒家正统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不能说明他是儒家的异端,他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儒家正统的路线,他的一系列统一举措是符合儒家思想的一统模式的。无疑地,秦始皇的暴政为后来的许多儒生批判,但他实施的法家方案其渊源在儒家(我不同意李泽厚把韩非子的法家路线等同道家帝王术的看法,因为从师承、思想模式及精神气质来看,法家迥异于道家而与儒家同构。)。后世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实行秦朝统治模式时以儒家文教为张目,注重宽严互济,以便减弱或遮蔽法家统治术的残酷性。法家尚刚猛的治术, 而儒家尚阴柔的治术,秦以后中国的统治术基本上就是“阳儒阴法”这一套路。

  法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视天下万民为统治者的家产、仇敌,这一点为后世的儒家发扬光大,那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的“天宪”。基于此,法家认为只要能维护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和权威,则一切极端手段的压制都是合理的,可以说,“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中国实践了两千多年。这一传统是深厚而强大的。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小朋友斗嘴时,践踏了别人家的自留地时还振振有词:“地又不是你家的,地是毛主席家的,我爱怎么着怎么着。”今天的多数农民还称交公粮为“交皇粮”。这就难怪马克思曾说农民是反动的,他们不可一日无君。但这不是农民的过错,他们一直深受奴化教育之苦。

  由于秦朝模式的延续,周朝的诸侯分封制再也没有真正复兴过,以后的诸侯其权力和产业没有独立性、自主性,他们只是全国一盘棋中较大的棋子而已。所以秦以后中国实际上没有一个封建社会,只存在一个奴隶制的变种──独裁专制制度,所有的人都是皇帝的奴仆,国家的一切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所以中国历史是很不人道的,难怪鲁迅的狂人在史书中只看到“吃人”和“被吃”几个字。

  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是不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以后的农民起义也是出自这种原因。中国农民起义是被压迫者绝望中的希望,是绝望者死路中的活路。所以它的反抗方式是激烈的勇猛无比的,这就是老子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绝望之前,中国农民是安于现状的、苛活的。但这种苛活是被迫的,不苛活只有亡命江湖、坐牢或人头落地,闹不好还会满门抄斩。由于中国统治者习用连坐法,所以在中国很难出现个人英雄主义。统治者的穷凶极恶在于以亲情要挟人们的任何出格。许多勇士不怕自己担当苦难,但要一大家人跟着自己去牺牲就大难大难。巴金等一辈知识分子在文革后为当初的投降辩护说:自己倒无所谓,只是怕连累子女。所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胆英雄是值得特别崇敬的。一大族人甚至还得捎带上熟人朋友为你一个人的“犯上作乱”去流放、去坐牢、去被杀,敢于如此作为的人的确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种人是人的奇迹。学者每每称中国人缺乏纯正的宗教精神,如果看一看中國历史上不绝如缕的异端家族中的个人英雄,则当纠正这一说法。以一个家族的人去殉道义,这是最伟大的宗教精神,这是极端暴政时代的决绝反叛。

  独裁专制制度的凶恶,必然导致长期的禁若寒蝉和普遍的苛且偷生。大家都只能说一个人的话,只能做被一个人允许的事,但这阻止不了私下里的胡思乱想和搞小动作。

  在大一统的严苛管制下,包藏着异端的海洋。当出现某个突破口之后,统治秩序的稳定便会受到异端大潮的冲击。异端者的极端反抗每每是玉石俱焚、殃及池鱼。这就是中国的专制统治与农民起义“残暴竞赛”的轮回。当异端的力量无法及时疏导,聚集起来的异端力量只好流入暴民的大潮。

  十月革命后, 沙皇一家人大多被秘密枪杀, 八岁的小孙女也不能幸免。崇祯的女儿被迫上吊, 他知道李自成不会放弃最让他痛心的报复。“火烧阿房宫”是农民起义军干的,屠城三日曾国藩也乐于推行。烧杀抢掠、强暴奸淫作为对将士的安慰,助长了中国历史的血腥本质。对于这一血腥本质的反动, 要到本世纪的民主革命才自觉进行, 因此孙中山先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由于孙中山及其后继者的努力,中国才逐步打开“以暴易暴”的死结。

  陈胜、吴广起义,以下面的口号相号召:“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反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苛富贵,毋相忘”。这三个口号成为以后农民起义纷纷效仿的纲领。这三个纲领是:1.在绝望中只有拚死一搏,才有活路。2.起义的目标是做王侯将相。3.起义者胜利后坐地分脏。从这三个纲领来看,农民起义并不反对既定的统治模式,只是要求换人换位。因此农民起义这个最狂暴的异端其实是这个儒家正统的一次次自我调节。当血迹慢慢黯淡后,儒家中国的秩序又运转如初,只是统治者换人了。刘邦、朱元璋的王朝与他们反对的王朝本质上没什么变化,只是王朝建立初期的“休养生息”会给老百姓带来一段较好的活路,然后再慢慢重复改朝换代的故事。

  农民起义战争期间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每每为人称道,这种平均主义的实践甚至由毛泽东引入了整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标以“社會主義”的实践其实在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渊源:东汉末期的张鲁政权、水泊梁山的宋江政权。“按劳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则与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相左,因为劳动能力有大小优劣之别,财富的分配自然有很大差别。“消灭城乡差别”的幻想与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荒诞,都是农民起义“军事共产主义”的幼稚做法。其实,“军事共产主义”也不能实行绝对的均富,严格的等级制实施着另一类的财富差别分配。李自成、洪秀全的穷奢极欲早就粉碎了中国农民的均富乌托邦,可本世纪的中国农民革命依旧旧调重弹,也依旧被广大农民信从,可见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并无多少长进,这也是民智未开的必然现象。

  历来的统治者有“花息”一说,打下江山毕竟不容易,任何的奢侈腐化都是合理的。权力的无法无天所造成的极度腐败,是中国極權专制政体的定数,也是中国民众的劫数。中国人民今天还没有赢得制衡权力的权利,所以只有眼睁睁看着腐败升级下去,因为那种残害异端的势力还在,因为那种大一统的模式犹存。今天的大多数中国民众是很无望的,很悲哀的,很没有安全感的,他们的任何一种和平申辩或抗议很难得到尊重。他们只有忍着再忍着,无奈地低着头生活着。他们对那些敢率先站出来替他们说话的异端分子虽可能心存感激却并不信任,他们规避着,同时也避免了麻烦和可能不期而至的更大的灾祸。

  中国民众相信农民起义那种更大规模的群体和更极端的反抗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强盗逻辑依旧流行,陈胜、吴广今天还受到许许多多人的秘密崇拜,中国未来的命运是很危险的。因此,今天的中国异端分子如何找到超越陈胜、吴广同时又是有效的反抗方式,是尤为迫切的。世界史为我们提供过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那样的模式,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实施这一模式的现实可能性。如果没有,那就只有等待腐败的自我痊愈或是陈胜、吴广式的再次起义。作为异端的知识分子,为了避免重大历史灾难的重演,有责任去实践任何类型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没有充分实践之前, “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观情绪是极为有害的。

  摩罗说,如果不反抗有希望的话,我会放弃一切反抗。问题是不反抗也没有好下场。这已为历史充分证明。

  通过对以上三种异端家族的描述,我们有更多无奈的理由。但在这种无奈中,最起码我们还得另外试一试。

  三、现代异端的出路

  清王朝覆灭后,儒家正统崩溃了。其后虽有形形色色的复辟,儒家正统也是欲统无力了,它再也回不到法力无边的过去。

  正如周王朝的瓦解诞生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清朝的覆灭也为各种思想及其实验提供了许多自由空间。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异彩纷呈、自由勃发的又一个大时代,是中国自由思想传统的又一次复兴,这次复兴的成果是今天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必要基础,对它的实践性继承和创造性超越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任务。

  由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民主与科学”的磅薄大潮,上接戊戍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的余波,下启大开大合的前所未有的改造中国运动。历史学家黄仁宇概括指出这场改造中国运动的两个创造性成果:国民党为中国提供了近代民族国家的高层组织,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 从而创建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基层组织。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中国逐步由农业文明的保守型国家成长为工业文明的开放型国家,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开始能“在数目字崐上进行管理”,从而能够组织动员全民全国的资源,外御强敌,并打拼下一个进入现代工业国家的经济力和技术基础。

  中国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基本统一的主权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实力有了快速的发展,独立自主、科教兴国的思想及其实践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进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法治为重点的民主化进程开始启动,儒家中国的专制政体在理念上已为国人普遍唾弃。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仍很艰巨, 司法腐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形无实、新的政教合一等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科学精神也未普遍深入人心,蒙昧、迷信仍有着丰厚的土壤和强大的势力。

  尤为严重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中国仍然受到强烈的敌视拒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精神、个性解放一直为救亡图存的大势所淹没。如何复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捍卫公民权利,提升公民权益,从而也是为建立科学、民主、共和的中国,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的关键。

  这里有必要重早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

  杨朱倡书“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的个人主义,向来为学者所不齿,儒家甚至斥之为禽兽。但他的学说如果一无是处,怎么能在先秦成为显学呢?中国文化史对他的讨伐和掩埋是深有意味的。杨朱这个中国个人主义的大师,是一个真诚、低调而又充满智慧的人,今天是应该为他彻底昭雪的时候了。人们每每忘记杨朱的另一层意思:拔别人一毛利己也不干。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咱们谁也别占谁的便宜,这不很好吗?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它第一次确认了个人在国家社会、家庭中的独立地位,它第一次提出了个人的身体、财产等各项权利是不可让渡的不应剥夺的。杨朱还说人当自爱,这是合乎人各自私的天性的,人没有理由让渡和损害自已的各项权益,特别是身心的健康与自由(这是个人最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而不可置换的,只有基于平等的相互交换才能被认可,因为这样的利人同时达到了自利的效果。实际上,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通过帮助别人而达到自我实现。康德说:自我就是目的,这是最高的道德律令。杨朱可以说是他们的知音,基于不损害别人权益的自利自爱是人非常非常好的品行,所以连孔子、佛陀等都尊重个人的自私自利自爱,可怪的是他们的后人经常视杨朱为小人、仇敌甚或禽兽。我喜欢杨朱这个人, 他在先秦诸子中最直接了当、最真诚,一点没有文过饰非的毛病。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拿走夺走别人的任何东西,除非别人愿意给,除非别人的东西是通过偷抢等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这难道不应成为我们今天的基本伦理吗。

  中国新文化运动推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身就先天不足,它一方面没有从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对西方思潮的引进局限在工具理性(科学)和制度设计(民主)层次,对于价值理性重视不够。可以说,儒家正统的崩溃所造成的自由空间很快就遭到各方面的强力挤压,救亡图强压倒了一切自由的“娇气”。由此,一个新的正统逐步成型。这个正统先由国民党提出并实施,那就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凡背离这个新正统的异端,重新遭遇着与儒家正统时期类似的命运。这是儒家大一统专制模式的新型复辟。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儒尊法,其实是符合独裁专制的发展逻辑的。儒家那套仁义道德使极端专权的“巨灵”( 霍希斯语) 觉得碍手碍脚,干脆撕掉“阳儒阴法”的那套温柔面具。“反右”时期的“阳谋”通过大兴文字狱扫除异端, 为“文革”的肆无忌惮做好了准备。这是儒家的又一大劫数,虽然儒、法在政治理念上同样是奉行君权至上、父权夫权优先的。如果说“文革”涤荡了儒家的仁义道德, 那么,“文革”则更彻底地恢复了儒家仁义道统曾经支持附庸过的专制政统。

  新的焚书坑儒是为了红宝书和红色儒生的权威,那挥向别人的棍子重又挥向自己,当代新儒家还没有充分吸取这个教训。

  哪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没有受到尊重和维护,哪里专制的魔棍就会乱舞,你今天用它打人,难免哪一天就会打着自己。当代新儒家以及任何想为中国再造一个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种种“一统家”,应该记取“文革”中刘少奇以及整个儒家的命运,刘少奇自“整风运动”以来是一个很卖力的“一统家”,但这不能保证中国人对他讲礼貌。

  因此,中国现代异端的希望在于,整体性地认同独立、多元、宽容的自由精神,整体性地尊重和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

  “反右”时期知识分子的被耍弄说明了一个道理:当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是由最高权力恩准时,这种权利便随时可能被收回。“主权在民”的理念自然包括每个公民对文化的自主权,公民的各项自主权利遭到剥夺的地方,这里的公民居然很有“当家作主”的感觉,的确是公民意识很不成熟的表现。

  当你可以随便否定剥夺别人的自由权利,你的自由权利也随时会丧失。因此,为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设置一种制度性屏障是必需的,这就是民主制度的精义,即保护每个公民得到广泛认可的自由权利及各种权益。没有充分尊重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民主会走向全民暴政或沦为独裁统治,而没有民主制度保卫的自由随时会导致人的奴役。通向奴役的道路不止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那种反对自由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那种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也需要自由化,只有各个阶层的充分自由化,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甩掉它的“统一外套”和“专政里子”。在一个充分自由化的多元社会, 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异端,因为不再有一统的正统。但在这样的社会里,还有“邪门歪教”,那就是违背大多数公民认同的“基本人权”、“基本伦理”的思想行为,它们是自由社会的公敌。但在自由社会里,连这种“邪门歪教”的思想及其表达都是得到允许的,只是对其侵犯他人自由权利的行为予以法律性的管制和惩处。

  秦汉以来的中国异端者,不管是“竹林七贤”、李贽,还是“扬州八怪”,虽然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儒教中国的伪善阴毒,但最终都不同程度地屈服或再认同。陶渊明、郑板桥的例子是很有典型性的,二人在中晚年都淳淳告诚子弟好好走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旧路。

  在晚清以前的中国异端者中,唯有黄宗羲的思想里出现了与儒教中国决裂的信息。

  这个王阳明心学的传人居然能独立地提出民主主义思想,这是极为可怪也极可宝贵的。

  有学者认王阳明心学为儒家的革命派,由于黄宗羲的出现,这个论断就不是毫无根据的。当代新儒家大多走陆王心学的路线,但还没有人去自觉弘扬黄宗羲的革命精神,这的确是让人遗憾和悲哀的。儒家的新路如果缺少黄宗羲这一环,是很可能重新回到“一统”专制的怀抱的。

  在民国年间,胡适这个大异端的命运极具代表性,他对自由、人权的推崇不仅不为国民政府接受,也受共产党长期批判,他对道家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解读为蒋介石痛恨。但胡适之是幸运的,他并未彻底做到“知行合一”,因而为国民党所宽容和有限利用。但他的自由主义盟友和后辈则命途险恶。在中共的大陆,张东荪、储安平等自由主义者在五十年代基本被套牢或剪灭,可以说,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在五十年代元气已经丧尽,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有人自觉承续这一异端家族的精神。在国民党的台湾,雷震、李敖、陈鼓应等自由主义者被国民党先后拘捕入狱,也是在八十年代,台湾的自由主义才开始畅快张扬。今天大陆的自由主义者继续在水面下挣扎,难得出声。

  五十年代以后,大陆知识分子普遍在劫难逃,在长期的苦难中,真正觉悟并脱出正统意识形态的人其实很少。胡风、巴金等并未放弃对正统的认同, 许多文革后批判“极左”的知识者也未脱出正统话语。不管是“反左”,还是“反右”,其实都是在维护正统意识形态的权威,而正统话语为官方所独断,所以王若水等人关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很快就被官方话语淹没。在这一辈人中,顾准、许良英这样的觉悟者是罕见的,他们在苦难中逐步拒斥了意识形态的“统一神话”,提出了其正异端的见解,对多党民主制,对自由、人权的认领出自共产党员,这是了不起的思想革命,而这一觉悟完成于改革开放之前,这证明了中国异端者的活力是任何强权也不能完全压住的。

  中国异端家族一直力小势微,这一方面是专制统治的酷毒所致,另一方面也是自身价值资源不足和民间资源匮乏所致。今天的中国异端者需要重创新路。山林寺庙、青楼酒馆或衰死书斋是不能切实冲出专制之网的。寄居庙堂也很难有所作为,即便身居显位的胡耀邦、趙紫陽,其异端的端倪也不会被正统集团容忍。

  因此,中国异端者的新路在于:1.效力于开放社会民主政治的建立;2.提升自由精神的力度并广泛吸纳各种优秀的价值资源,在新的综合中,认领那能战胜卑琐势利、能战胜各种恐惧(包括死亡恐惧)的理念、信念;3.通过启蒙和参与社会进步事业,培植民间资源。

  为此,当代中国异端者需要型铸一种新的人格风范和行为模式。这里,我愿意提供“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一个思路,供广大知识界参考。那就是:道家的精神,墨家的途径和起义者的激情。

  道家的精神主旨是自由、平等与创造性的和谐。

  墨家的途径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达到博爱、和平的民间反抗路线。

  起义者的激情是为了社会正义而敢于冒险犯难、不惜身命。

  我以为,中国异端者的希望在于此,中国民众的希望也在于此。

  数千年异端者的冤魂,数千年被压迫者被残害者的冤魂,依旧在淡淡的血痕也了无踪迹的中国大地上无助飘忽,需要有人记取他们,需要有人说出他们想说的话,需要要有人用生命的热力去慰籍他们的苦痛。更重要的是,让今后的中国,少一些新的冤魂。

  这些事,正是异端家族的传人没有理由拒绝的任务。

  最后,请今天的异端者学会宽容和爱,包括对迫害异端者那些人的宽容和爱。超越报复的轮回,是走出中国历史血腥罪恶之途的人格准备。

原载[春夏评论]

  作者:熊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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