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礼伟:两性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历史上最初的階級对立”

  1884年恩格斯曾论证说,两性关系代表了“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階級对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按恩格斯的理解,所谓階級或階級对立的含义,指“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而历史上的两性关系正是如此,并且显然,它早于其他任何类型的“階級关系”。

  许多史实和历史溃疡的遗迹证明了这一“階級压迫关系”的存在:中世纪盛行的女性割礼,中国的妇女缠足和三从四德,南亚地区的寡妇自焚殉夫和强制性童婚,阿拉伯风俗中终生裹住全身的妇女和对偷情妇女的残酷惩罚,遍及世界的拐卖妇女和强迫卖淫。在妇女痛苦弯曲的身上,一些男人获得了快乐和成就感,以及阴暗的安全感。

  就中国社会而论,到了宋朝,随着有关意识形态规范的成熟,对妇女的迫害攀上了新的高峰。有人用16个字总结说:贤妇太累,思妇太苦,弃妇太悲,节妇太惨。(苏者聪:《宋代女性文学》)司马光制订了被称为“六德”的妇闱守则:“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顺,二曰清洁,三曰不妒,四曰俭约,五曰恭谨,六曰勤劳。”而《宋刑统》规定男子可随便挑妻子的毛病而弃妻:“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与西方文化源流中的男女自然结构差异理论不同,“天人合一”的中国贬低女性的根据是“夫天妻地”原理,更具有一种“广阔的宏观观照”。

  中国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称妇女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这是大实话,可惜这是由男性革命领袖发现和阐述的。

  西方社会的男权制理论奠基于潘多拉这个不祥之神。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认为,是潘朵拉(这位神祗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向人类赋予了性的欲望,并从而结束了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以前,人类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大地上,没有邪恶,无需劳作,更没有消耗身心的疾病”。从此,便有了“女人这个可诅咒的种族”。从此,这个世界由男性来掌握,女性成为了男性的附庸和动产,成为被掠夺和买卖的对象。

  到了昌明进步的文艺复兴和欧洲启蒙、革命时期,男权至上思想式微,但男性崇拜依然香火兴旺。这个英才辈出的时代是一个几乎完全属于男人的时代,掀开卢梭、黑格尔等大贤的衣角,也能看到“男性优越”的自然法则挺露出来。

  19世纪的作家兼社会观察家巴尔扎克的两性关系学说是,男人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被爱,而在于如何避免受骗,因为……呵呵。在《朗热公爵夫人》的结尾处,男人们准备在逝去的女主角两脚上各拴一个圆炮弹,然后把她扔进海里。年轻的男主角体会到,“这件事”……不过是“童年时读过的一本书”而已。他受到的劝戒是:“从今以后,你尽可以有激情;但是爱情,必须学会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只有一个女人最后的爱情才能满足一个男子的初恋。”这是男人的沧桑?还是男人的圆滑?反正,这是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在性学常识方面,进步也是缓慢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还认为“一个有德行的妇女很少有性欲”。1878年英国医学会刊还花了6个月时间去讨论“火腿在月经来潮妇女的触摸下会不会腐败”。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世界,那时欧洲不仅科学革命了,而且工业革命了,许多国家还共和了、立宪了。两性关系理念变革的滞后,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性关系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是一个深刻的、本原性的课题。

  女性主义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妇女们开展了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这是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的肇端。所谓女性主义(feminism),一般的解释是主张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在女性主义者眼中,男权制社会已实体化、制度化了,女性除奋起抗争别无出路。早期女性主义运动很快由争取选举权扩大到争取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薪酬、就业、家庭等等方面。

  此后,节育方法的改进,使妇女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当然,性的解放,并不等于就解放了妇女。

  20世纪60年代,新一代女性主义者提出了更为强硬的“妇女解放”主张,要求改变制造性别歧视的社会制度,其言词和手段比以往的女性主义者更为火爆,对种种男权代表物展开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攻击,包括破坏“美国小姐”的选举活动。

  西方女性的地位在近半个世纪仍存在着许多问题。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秘密》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登把中产階級家庭叫作妇女的“舒适的集中营”。女性主义者既对性解放有半推半就的赞赏,又对广告上大肆渲染女性特征而把她们降低到玩物的地位而感到震惊。7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认为,在美国,家庭内发生的暴力行为比家庭外的要多。

  延至今日,以女性为主体的女性主义者们仍在艰难地战斗。大家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美国的知名职业女性,如法学家希拉里·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战略学家赖斯女士,对美国的社会成熟程度也多少有一些印象,但美国妇女问鼎政坛顶峰的纪录远远不如亚洲女性。美国的50个州中,只有3位州长是女性;100位参议员中,只有9位是女性。据报道,美国每年约有200多万妇女遭丈夫或男友的殴打。1998年8月法国内阁会议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决定在宪法中加入一句话:“法律鼓励男女任职机会均等。”以法国首倡自由、平等、博爱的国际地位,现在做如此的修补,是非常令人深思的。

  女性主义运动的核心问题是两性关系。与对性的生理学认识相比,对性的社会学认识显得粗糙,并且歧义纷出。不管女性乐意不乐意,强大的男人世界早就自作主张地通过文字、传媒、学术、制度和权力建构起一个女性世界镜像。男性以公牛般的姿态,满意地俯视着作为客体(待犁的土地)的女性。

  就像宗主国注视着殖民地。

  在关于两性角色的不成文法中,男性一般代表着主动、智慧、力量和效率,而女性则被视为弱一些乃至相反。根据弗洛伊德的两性学说,男人是非常伟大的,他将他的时间和“利比多”都贡献给了文明的事业;而在两性关系方面,人体结构就是命运,在女性妒嫉的眼光里,那朝天一棍,就是男性随身携带的光荣权杖。

  在男权主义者看来,他们已经对女性作出了极大的让步,更给予了诸多的体贴和优惠,例如“骑士精神”,还有“女士优先”等等,而女性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可能毁灭家庭和“母道”。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对“骑士精神”给予了辛辣的回应:“骑士精神一方面缓解了妇女社会地位的不公正,但也是对这一不公正进行伪装的一种伎俩……骑士举止只是主人集团将依附对象抬到偶像地位加以崇拜的游戏。”(《性的政治》)

  因此,妇女只有通过自主地反抗来获得社会地位的真正提升。反抗是被剥夺了规则制订权的人的唯一出路,反抗的中期成果可能是导致某项法律或社会规则的修改,而妇女们只有通过不懈地、普遍地自强自立,才能最终磨平两性关系上的不合理印记。

  寻求平衡

  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女性主义在东西方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境遇。

  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专辟一章谈“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他发现,在台湾,20至24岁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与男性相同。他还发现:韩国的工业基础由电子、纺织和玩具工厂里的大量女工所奠定。她们重复着单调乏味、没有发展机会、收入微薄的工作,却又很少制造“工业行动”。有这样的好国民,怎能不出现“东亚经济奇迹”呢?奈斯比特还引述泰国的一位女官员的话说:女性是一半国力。

  但她所说的“一半国力”,包不包括那些可怜的数十万泰国雏妓呢?

  尽管亚洲女性政府领导人的人数位居各大洲第一(前现代因素遗留较多的社会,由于强调血统的神奇性和政治家族朝代的连续性,反而能够容忍一些女性接掌权力),但这与亚洲女性整体处境的改善是两回事。女性领导人人数较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女性主义的胜利。

  在中国,维护妇女权益与女性主义运动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妇女都能参加工作和被鼓励参加工作,只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低层次目标。“维护”这个字眼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被维护者的弱者地位。甚至在一些地方,妇女担任领导干部不是靠竞争得来,而是得益于照顾性质的配额制度。当然,在初级阶段我们只能把它当作培养大气候的途径之一,而最终的目标,当然是两性关系的平等、合理、和谐。

  在西方,主张女性男性化(即进入所有现有的男性职业,做所有男性能够做的事)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存在一些疑问。目前男女之间的社会角色分工有其非常不合理之处,但这种分工也体现着和而不同、阴阳互补的意味,男女在职业方面的互换互通可以尝试和鼓励,但绝不能强求,不能绝对化。

  思想最前卫、语言最放荡不羁、动作和口头禅最男性化的女性(如北京某位知名的女教授)有时也会打扮得如娴静有妇德的淑女,如得体的长发、中式对襟花袄、高跟鞋之类,因为她天生的女性血液和遗传密码在发生作用。一个或一小群穿牛仔裤大军靴嘴上叼着烟斗大杯饮酒的女人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满大街都是,相信她们自己也会感到惶惑和羞愧。

  并不是个体全部等同才能建立平衡,差异更能建立平衡,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正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之上。平衡的两性关系应是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强调差异或是强调一统都会有问题。

  有时我在想,为什么对自由之神大家都喜欢赋予其年轻女性特征。仔细想想也得出一番道理:世界各地,古往今来,一群男士想做一点冒险的事业,这时一位年轻妇女主动参与进来,那么她将给那些可能将遭不测的男人们非同一般的精神鼓励,某些人的紧张、拘禁和胆怯也很可能迅速消失。即使她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但大家会认为她是美神,赞美她的勇气,而自己唯一能超越她的地方就是为掩护她或替她去死,她就这样成为了女神,而男人也因为她也获得了神圣感。所以我很欣赏鉴湖女侠秋瑾,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神,我猜想她的同党们也一定是把她当作是一位女神,他们也因此受到了激励。而挺身男儿间、死如大丈夫的她在他们中间,是多么地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啊。

  作者:庄礼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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