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自由知识分子:自由是知识立命之根

  拙文《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于第八期《书屋》发表后,立即就有了回应,这是令人高兴的。近收到胡胜华先生来信,对拙文既有赞同,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读后颇有启发。但细细品味,似乎也有一些误会,主要是在我对待胡适的态度方面,胜华先生似有不平之意,埋怨我抹杀了胡适的巨大功劳,将之排斥在了自由知识分子之外。我首先声明,我不是胡适研究的专家,在胡适有些什么功劳这方面,研究近现代史的胜华先生应当比我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更具有专业性的发言权。只不过,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的大小与他是否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恐怕还是两回事。当然,胜华先生所涉及的不仅是胡适的学术思想,而且是他在国民党统治下争自由、争民主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以及他不畏强权、秉笔直言的独立人格。但若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就太多了,从古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到现代中国“为民请命”、“解民倒悬”的志士仁人都是,而我那篇文章也就用不着写了。其实,我之所以要着意写一篇文章来申述我所理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正是由于深感仅仅保持一种“不同政见”的立场,哪怕这种政见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政见,哪怕为此还不惜与当权者发生冲突,也还不足以构成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因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在现代条件下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谓“中体西用”不仅仅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可以把自由民主的“国策”借用过来的。但那心态却完全可以是不自由的,有如一位郁郁不得志( 包括不得其主) 的谋士。

  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这里就可以对胜华先生所提出的七点质疑作出回应了。

  ( 一) 如胜华所说,胡适用新方法整理了中国哲学史,推行了( 不是胜华所谓“创立了”,而是从西方引进了) 新式标点,鼓吹了白话文,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改革了丧礼,提倡了怀疑态度,讨论了民主政治,发展了现代教育……等等,这些当然都是胡适的大功劳,无人能够否认。但胜华说:这些活动“竟然‘不是立足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试问这如何叫人信服?”说胡适的学术活动( 和文化宣传活动) 不是立足于专业和学理,这当然不能教人信服,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我说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批判”这种政治活动“不是立足于个人研究的专业和学理基础上的”,胜华先生可能没有看清楚。对于我说“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听命于中央政权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的政治号令”,胜华先生反驳说,胡适既没有听命于北洋军阀也没有听命于国民党政权。但他却忘了说明胡适是否听命于“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其实胡适和历代儒生一样,服从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当权者,而是他心目中国家政治领域的“天道”。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批评不论多么尖锐,都脱不了一个模式:“当今圣上”不符合开明君主应有的气度,为当权者计,应当改弦更张,与时俱进才是,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这种“有如说一个娃娃的态度”本来就是历代“帝王师”们的固有心态,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只是“衡之于今人”已不多见了而已。其实过去也不多见( 岂止“百不得一”) ,不论是国民党时代还是封建帝王时代。

  ( 二) 我说胡适实际上只起到了一个旧式“诤臣”的作用,胜华说我“比拟不伦”,理由是胡适与当权者“身份根本是平等的”,而且他一生“所做的唯思想变化、思想革命,不涉政治活动”( 此点似可存疑) 。在胜华看来,只有对当权者卑躬屈膝才算“诤臣”,胡适则只是一个( 蒋介石的) “诤友”,“不失为超然独立的政治清客”。其实“诤友”和“诤臣”都是胡适自己的话,他曾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在中国历史上,以“天道”为支撑而在帝王面前犯颜直谏的士大夫虽然不多,但还是时有所闻,以至传为美谈。连孟子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这种态度并无改于君臣关系的事实。蒋某人以“诤友”待之是虚伪,胡适以“诤友”自居就是一厢情愿的天真了。易竹贤先生所著《胡适传》(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的第十章标题即为“‘独立’的诤臣”,却不说“独立的诤友”,应是符合事实的。

  ( 三) 胜华说我既然认为鲁迅比胡适“更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这说明胡适是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的,只是不如鲁迅那么多;但我又认为胡适“骨子里还是一介儒生”,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这是“矛盾的”。其实这正是胡适本身的矛盾,即努力要做一个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与他“骨子里”仍是一介儒生的矛盾,我对他这一矛盾的揭示却并不矛盾。我并没有断定他“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是认为他虽然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姿态,但在个体人格中并未清除旧式儒臣的心性,这方面鲁迅比他做得好。我所说的“极大的误解”不在于人们把他“误解”成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而在于凭借他“提倡自由主义”就断言他的人格是自由的。以我的评价,他是一个“不彻底的”自由知识分子,鲁迅比他更彻底。

  ( 四) 至于说胡适“明正通达”、“衣钵有后,接棒有人”,而鲁迅“不是正规,不是人情之常、事理之正,使后辈难于效仿、学习”,这种说法在我听来似乎更像是对鲁迅的褒扬和对胡适的讽刺。胡适当然更能让中国人接受,因为他不但更多传统的东西,而且本身甚至代表着某种“道统”,与儒家士大夫一脉相承;鲁迅则是不可模仿的,他就是要打破“人情之常、事理之正”,问一句:“从来如此,便对么?”

  ( 五) 既然胜华承认我关于蔡元培先生的前清进士身份与他的号召力“不无关系”的猜测“也未尝不可自成一说”,那么对这一条就不提也罢。

  ( 六) 胜华先生认为鲁迅既然嘲笑胡适辈的批评不过是奴才的批评,何不“直接动手扒‘老爷’的皮”,并举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中类似的反嘲,即暗示鲁迅在鼓动武装斗争,而“不会专在纸上写文章来革命”。令人悲哀的是,梁实秋是故意装糊涂,虽有论战策略的考虑,但不排除有援当局致对方于死地的用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在算不上光明磊落,胜华先生可是真糊涂了。须知以鲁迅的清醒,断不至于以为凡纸上的批评都是“奴才的批评”,否则就只有“武器的批判”,这点常理想必梁实秋也是知道的。胜华先生却不知道,反以为鲁迅徒逞意气,言行不一。

  ( 七) 拙文举了一系列西方知识分子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正是要说明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由知识分子,而“五四”知识分子则除鲁迅外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差距何在。胜华为我所举的例子中“无一个中国人”( 除鲁迅外) 而感到愤愤不平,这就对了,总比传统主义者为“无一个西方人”是中国式的士大夫而沾沾自喜要强。至于胜华所举的李敖这根“标杆”( 我不喜欢这个词,就如厌恶一切“标兵”、“楷模”一样) ,我当然也欣赏,但他不仅是胡适的追随者,也是鲁迅的后继者。就其思想的犀利和文风的尖刻而言,他更近于鲁迅。然而,他可以说超过了胡适,却并没有超过鲁迅,特别是在他身上见不到鲁迅那种严肃的自我解剖、自我拷问的精神,而流于孤愤和油滑( 这是鲁迅有时也难免的) 。当然,这种事见仁见智,我没有专门研究,不算定评,何况李先生尚健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谈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是不是因没有自由知识分子就“完了”,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对待了。鲁迅在七八十年前就在呐喊,在中国应者寥寥,到今天的确有“完了”之势,并已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和本世纪初的“学术腐败”浪潮所证实。但我以为,只要有人像鲁迅那样意识到自己与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差距,并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缺陷乃至“劣根性”,中国知识分子就有希望。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知识分子呢?我在拙文中已有所申述,这里想集中作一个归纳。自由知识分子就是以个人自由作为自己一切知识的安身立命之根基的知识分子,也是以知识的目标为自己自由追求的终极目标的知识分子( 此所谓“为自由而自由,为真理而真理”) 。这种知识分子难以做到吗?我以为不难,就外部条件而言,今天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可以做到。因为这里主要是诉之于一种心态,一种“身份意识”,而不是叫人不食人间烟火。自由知识分子也是人,也具有人性的各种弱点,我所列举的那些西方知识分子典型无一不是如此。做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并不要求人( 如胜华所说的) “洁身自好”,更不强求人“挺身而出,牺牲自我”,而只是要求人明确自己的真正目标,不要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不做对自己所立的目标不利的事。这说到底,只是一种明智之举和“小人之德”。胜华说我“陈义过高”,说明他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相反,他自己虽然反对“光从理论上和道德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却又主张“激浊扬清”,即“一是拿文字和证据当作匕首,到处给知识分子放血,以收棒喝之效,使小人们有所忌惮;二是树立标杆和榜样,推崇真正令人欣赏和学习的优秀人物”,就是说,要从道德上大力讨伐小人和表彰圣人。但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甚至“从娃娃抓起”地进行着但收效甚微的“思想品德教育”工作吗?而之所以收效甚微,不恰好是因为用“圣人之德”来要求普通人,因而“陈义过高”的缘故吗?自由知识分子不是“圣人”,也不是“君子”,而正好就是真“小人”,是像鲁迅或尼采那样有脾气、有偏颇、情绪化的“难养”之人( 借用孔子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但却有“德”,即懂得自己需要什么,因而有自己的操守和原则。他不是、也不愿意成为“学习”的楷模,只愿意成为他自己。中国目前还缺少这样的知识分子,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缺少理解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人。中国缺少自由知识分子的原因在今天主要不在于生活条件不允许,而在于观念没有转过来,即以为知识的“用处”就在于货予当权者,治国平天下,否则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就只有等而下之去换取物欲的满足,并以这种满足的程度和水平作为衡量知识分子成就的唯一标尺。其实物欲的满足本身并不卑劣,乃是人之常情,问题是不必非要当知识分子才能满足,也可以去经商或做别的工作。既然做知识分子,则除了赚钱之外总还得有自己特殊的目标,这个目标以往被限定为辅佐当权者治国平天下,成为万人景仰的道德楷模,的确陈义太高。在今天则应当转移到个人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和热爱上来。对知识本身没有兴趣和热爱的人,为他们自己着想,最好不要做知识分子,免得难受。

  以上陈义不高的说明,不知胜华先生以为如何?

  作者: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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