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哈维尔并不生活在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中,他关注现实,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一般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不同,他从精神层面看待政治,以道德的标准评判社会和政治生活,他斗争的目的是人性的回归。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扼杀,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被掳掠,然后靠边。靠坦克维持的苏式大权大搞清洗和逮捕,然后推行“正常化”。表面安定的局面有了,人们噤若寒蝉,但这死水一潭的局面对整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1975年4月,哈维尔发表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 揭示安定掩盖下的危机,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价。

  哈维尔在信中说,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从统计数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的道德与精神复兴,人性和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他们重复自己并不相信自己的话,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和恐惧。

  与恐惧相联系的是善恶观的沦丧和言不由衷。“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在搞腐败,他们随时随地敢于公开收受贿赂,寡廉鲜耻地为一己私利和贪欲行事——这种情况在最近10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当局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 群众投入政治’ 的例证,现代的’ 正常’ 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为可悲的。”

  哈维尔指出,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放弃“向外”发挥影响的机会,他们就会愈加把精力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大练“内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装修住宅、购豪华别墅、寻小车,他们满意地享受着选购这种牌子或那种牌子的洗衣机、电冰箱的自由,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严的无情阉割。

  哈维尔尖锐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人们匆匆放弃昨天还拒绝放弃的立场,社会良知昨天还认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谅解,明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几年,对与什么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们的评价不同了,社会的道德态度变了,这种变化比想象的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日趋麻木,对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中,哈维尔用“后極權主义”来指称他所在的制度,“后極權”并不表示不極權,而是说它与古典的極權方式有所不同。其特点之一是,这个制度起源于一个社会运动,它宣称对于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有“正确认识”。简言之,后極權主义十分依靠意识形态,它的原则是将权力中心等同于真理的中心。

  “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恩的知青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被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他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数据。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哈维尔的深刻支出在于他指出,后極權制度的出现和存在,并非历史的错误,而在于现代人性中,明显地有使得这个制度的产生,至少是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满为患作为人失败的见证。“哈维尔主张,反抗谎言,应付人性和道德危机的方式,就是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这是要从自身条件出发,不放过每一个自由表达生命的机会,不指望今天的牺牲能带来明日的收获,人们只能管耕耘,而不能问收获。

  道德与政治

  苏联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压,毒化了社会生活的空气,使人精神退化、心灵萎缩。哈维尔认为,社会和民族面临的不仅是政治危机,也是道德危机。随后爆发的“七七宪章运动”——哈维修尔是起主要的领导者——目的不是要为危机求得政治解决,而是要表面一种道德立场。他强调,运动不是出自理智的计算,而是受良心驱使。这是公民对道德堕落真心实意的反应,坚持要凭自己的良心行事,反抗压力,冲破个人利益和恐惧的约束,重新像一个人那样挺起腰来。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那些被剥夺了言论和行动自由的人,正在抬起头来,拒绝谎言,勇敢地行动,力图行使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的权利,绘画人的尊严和身份。

  为什么这场运动的目标不是政权?哈维尔回答说,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他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因此常常很难指出谁要为政权的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有时狱吏。当然,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人们为有反叛之心。

  在哈维尔看来,七七宪章运动的特色是公民意识的再生,是公民良心和自觉的苏醒。没有公民就没有政治,政治不能刷新公民的操守,相反,公民操守是政治的前提。这就像建房不能从屋顶开始,只能从地基造起一样。宪章运动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由和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意味着全体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威胁,如果一个社会人们因冷漠而孤立,对身边发生的剥夺与迫害漠不关心,那么任何人都休想从压制中解放出来。

  哈维尔申明,他所参与和领导的运动是要影响社会,而不是权力结构,它要向社会隐蔽的领域发出呼吁指出人和社会的出路是生活在真实中。他把自己所欲达致的深刻变革称为“存在的革命”,它应为社会的道德重建提供希望,这意味着要完全更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成一种任何政治秩序都无法代替的“人性秩序”。这种观念在政治上意味着他所谓的“后民主”制度“后極權”制度的对应物。

  在这个制度之下,各种组织结构将由新的精神,即人性因素发展起来,而非出于形成特定的政治关系和保证,问题是要复兴诸如信任、开放、责任、团结、爱等等价值。他表示,他只相信那些目的不是在技术方面行使权力,而是追求行使权力的意义的结构,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对于某些共同体的重要性具有共同的感情,而不是对向外扩张具有共同的野心。这些结构是开放、动态、小型的,完成目的之后就会自行消失,不应该建基于悠久而空洞的传统,不是为形成组织所作的战略性结盟。只有以共同体中每个位成员的充分存在为基础,才能保证極權主义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蔓延,这些结构应该作为真正的社会自控组织的产物从下面自然地发展出来,它们应该同产生了自己的真实需要不断对话,以获得生命力,一旦这些需要不再存在,这些结构也要消亡。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见解时,他是被体制排斥的知识分子。若干年后,当他成了总统,还能不能坚持以前的道德理想呢?他是在竭力做到这一点,在一篇名为“政治、道德与文明”的文章中,他说:“我有责任再三强调所有政治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与标准在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包括经济中的意义”。他批驳只用暴力革命和政权转移来解释历史的观点,说前政权是被生命、思想和人类尊严推翻的,“有人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权力和舆论,道德在其中无容身之地,这样说的人根本不对。政治阴谋其实不是政治……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

  政治的巨大变化把哈维尔推上了总统的位置,在他执政期间,捷克的经济体制缓慢地、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为稳妥地由计划和中央集权型转变为市场型为主的多元的经济。最令人注目的地方是,这个国家体制的转轨在社会公正方面引起的问题是最小的。这当然是全体人民和经济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哈维尔的有关思想和言论,也是这个较平稳地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的一面镜子。

  在发表于1991年的“我相信什么”中,哈维尔从原则上阐明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和旧体制的弊病。他说,虽然他一直有社會主義倾向,但他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这时候唯一自然的、可以导致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反映了生活自身的性质,生活的本质具有无限的、不可捉摸的多样性,因此它不能被任何集中性质的智力所包容和计划。旧体制之下的经济产生于一种狂妄自大的、乌托邦理性付诸实施时,它肃清一切与己不合的东西。与这种崩溃的中央经济历史现象相伴生的,是言论审查、恐怖和集中营。

  哈维尔说,虽然市场经济对他像空气一样自然和不言而喻,但他担忧并认为危险的,是某些人的思想方式,他们不改革的某些方面变成意识形态,变成偏狭的教条和狂热。有些人疯狂地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市场和道德看成互相排斥的东西,有些人从左倾意识形态狂热一下子变成右倾意识形态狂热,有人像当年拥护革命口号“一切权力归共产主义者”那样,利用现在的权位化公为私。

  哈维尔也清楚地看到,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有许多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有不少人仍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前几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自然的市场经济体制被人为地中断,因此,现在发育中的市场经济的问题,不能纯然靠它自身求得解决。政府在发展规律经济方面还应当起巨大的作用,简单说来,它的主要责任有以下三方面:一,制定“游戏规则”的框架;二,作出宏观决定;三,制定具体的日常经济政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会越来越小。

  作者: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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