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博物馆”悲剧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言行常常令我感到很困惑,比如说,在八十年代,有一位知识界的明星,有一次向大学生们介绍他的成功经验,这就让我非常不解。这位明星是一位关注中国现实问题并力图通过自己的知识活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学人,但中国的现实与他的思想初衷之间,其差距之大岂可以道里计?他的努力对于社会没有任何的触动,我实不知他的成功从何说起?细读之下,却原来是说他如何从别的专业转到现在的专业,短短的时间居然做到了著作等身,云云。原来是这样的“成功”。也还是八十年代,有一阵子忽然兴起了报告文学热,其中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我印象较深的,如描写滥砍滥伐导致水土流失的,描写草原过度放牧导致沙漠化加剧的,等等,材料翔实,叙述生动,令我读来触目惊心。依我的想法,这么好的作品,一定会引起政府的重视,要采取措施制止不当行为,改善正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了。可惜,我等来的却是这些作品获奖、作者在许多的场合介绍他们的创作经验的消息,森林的滥砍滥伐和草原的过度放牧反而被置于次要的位置——或许干脆忘记也说不定。

  到九十年代,这样的事也还在不断地发生着。比如前不久孙周兴教授针对他的一位很著名的同行的一本书提出了批评,文章有理有据,论证周详。除了孙教授的学养,说实在的我更敬佩他虔诚于学术的操守和捍卫学术尊严的勇气,因为在中国,专注于事件本身的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件之外的因素往往发挥着更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以为如果认同孙教授的观点,就应该学习他的操守和勇气,努力在自己的领域也做出同样的工作。许多人认同孙教授的观点,但似乎意犹未尽,终于说出如下的话:“无论张汝伦教授的私人感受如何,孙周兴教授的《实践哲学的悲哀——关于张汝伦的〈历史与实践〉》,毕竟是中国哲学界第一篇以书评为载体的有声有色、个性鲜明的学术批评之作,而且很可能会引起包括哲学界在内的整个学术界的关切和讨论。我甚至认为,该文将与……等批评性、讨论性、研究性书评一起,可望成为20世纪末中国学术书评崛起的标志性作品。”(杨玉圣:“善待学术批评”,《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2日。)问题呢?精神呢?又被旁置了。我不知道面对这样的“赞誉”,孙教授作何感想,但我相信,孙教授写作此文的初衷怕不是为了使之成为“标志性作品”吧?

  后来我终于意识到,我们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要“成事”,而是为了“成人”。他们的知识活动并不是像这种活动本身所要求的那样,解答社会公众的疑惑,改善包括自己在内的公众的生命境遇,或替他们寻求精神的归依,而是为了要成就自己:使自己因为著作等身而“成功”、因为作品而获奖、使文章成为什么“标志性作品”,等等。也正是基于“成人”的立场,才有了王朔似的对于鲁迅的批判和否定。但王朔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肯定,或者说,崇奉鲁迅的,但是,读他们的文字,发现他们的立场与王朔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所不同者,只在于方向上的南辕北辙。比如说,鲁迅最为关注的,是下面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应该说,鲁迅的这三个问题,即便在今天,甚至在所谓学理的层面,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更惶论在现实领域了。那么,是我们忘记了鲁迅吗?恰恰相反,近五十年来,以鲁迅名家的人何止千万?有关鲁迅的“学术成果”岂止汗牛充栋?这些人不可谓不勤力,可惜他们的着力点并不在于鲁迅关注的问题,而在于鲁迅小说的“艺术结构与意义结构”,在于鲁迅“艺术感知的心理系统”、鲁迅的“杂文艺术系统”、鲁迅的“散文艺术系统”,在于忙着“变换角度”、“找寻新的方法、视角”、以什么样的“维度”“切入”一个什么“主题”,等等,等等等等,用力之勤令人钦佩,“方法、视角”之新令人叹为观止,条分缕析之细使人不禁疑心鲁迅是否真的想到了他们的这一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么多的字写出来了,他们之中并没有出一个鲁迅,鲁迅的价值也没有因为他们累累的“学术成果”得到更恰切的张显,相反,我倒常常担心他们的“成果”会抽离、遮蔽、糟蹋了鲁迅的价值,他们用力越勤,我的这种担心就越厉害。既然他们可以这样地肯定鲁迅,那么,王朔当然也可以那样地否定鲁迅。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些学术界的“衮衮诸公”与被他们根本瞧不上的王朔其实处在同一个思维层次。记得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课文,“食物从哪里来?”学完这篇文章,我拿这个问题问一些同学,结果十问九不知,他们知道的是文章的篇章结构、文法修辞,等等。因为他们学习的是语文,主要目的就是知晓这些,所以在学完了文章之后还不知道食物从哪里来,我以为尚可原宥。但是,倘若我们竟然以这样的态度、学风对待鲁迅,而且还美其名曰“学术研究”,就令人心翻五味了。不幸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

  当然,出现这样的情形,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列文森在分析共产党对传统的态度时,援用了“博物馆”这个词。据他认为,共产党确立了一个“人民”的传统,以与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士大夫”传统相对抗。“人民”取得胜利以后,并没有毁掉与“士大夫”传统相涉的东西,而是建立博物馆,把这些东西供奉起来,孔子即为典型:“在西安,儒家庙宇得以修复,成为博物馆;在曲阜,修整一新的孔庙和孔林被保护起来。”但是,“保护孔子并不是共产党官方要复兴儒学,而是把他作为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其目的就是要把他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现在是博物馆馆长而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看管着孔子。与儒家推崇的孔子不同,共产主义者时代的孔子只能被埋葬,被收藏。”(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其实,被埋葬、被收藏的决不仅是孔子一个,1949年以后,相当多的不能被摧毁的“主流”以外的“过去的东西”,都被“人民”以“博物馆”的方式收列并供奉起来,在保留其名号的同时,实际上截断了其精神的延续,从而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中国”。鲁迅自然也难逃这样的遭遇,而且其命运也具有当代的典型性:伟人对鲁迅的“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评价,实际上把鲁迅变成了一尊镀金的菩萨,熠熠生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更有无数的学者围着这尊菩萨指指点点,进行着“学术研究”。但菩萨毕竟是死的,没有生机的,所以,有关鲁迅的“学术成果”没有一点鲁迅的精神。

  面对这种不可阻挡的“博物馆”浪潮,知识分子自身的际遇又如何呢?其实,那位在介绍着“成功”经验的思想明星、自得于作品获奖的作家、高举“标志性作品”旗帜的学者,以及无数硕果累累的鲁迅研究专家,就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自身际遇的生动显现。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及其活动完全不属于“人民”的传统,他们与“人民”格格不入——如果真的存在着一个这样的“人民”的话。因此之故,“人民”会要消灭他们,于是有了1949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运动。但知识分子没有消灭光,其灾难性后果反而祸及“人民”自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知识分子被保留下来,但前提是,他们也必须进入“博物馆”,以另外一种更为隐蔽、更曲折的方式把他们“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从前是被动,慢慢地演变为自己的主动——主动地逃离现实,在现实的课题面前长久地疲软,并且还用“学术”或诸如“为学术而学术”这样动听的言辞麻痹自己和他人,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品格:他们的一切言辞都带有鲜明的“博物馆”性质,与现实毫无关涉;他们当然也热切地关注现实问题,但这不过是他们的材料,他们犹如到菜地里采撷新鲜蔬菜的炊妇,抱着一大堆东西又返身进入“博物馆”;他们的目的当然决不是对于现实有所触动,而是为着在越来越拥挤的“博物馆”里占据一席之地;他们也热衷于批判“博物馆”中的同侪,甚或渴望着自己来确立一尊菩萨,于是本来现实性极强的东西,也要加以“博物馆”化而抽掉其现实性,比如,巴金在文革后写过相当痛切、深刻的反思文字,但就是有人不仅不参与这样的反思,反而只顾去说巴金的文字是“中国散文的颠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他又想把巴金搬到“博物馆”。一般来说,博物馆是金碧辉煌的,置身于“博物馆”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自得于此,他们自视为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贵族总是有很多“讲究”的,因而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活动也是十分精制的,他们强调规范、范式,强调“案头功夫”,强调体例,强调形式,强调……就是不强调精神。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博物馆”化首先是他们自身的悲剧,因为他们现在所剩下的只是一副空壳,犹如失去了血肉的干瘪、空洞的骨架,却披着“知识分子”的亮丽外衣,使他们由于缺乏知识分子的精神而空具知识分子的名号。其次,这也是社会的悲剧,社会对于知识分子是有着强烈的期待的,社会进步的许多工作是非要知识分子来承担不可的,但假如驻足其间的只不过是一些假知识分子、伪知识分子,那这个社会的进步是很成问题的。如果说,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从前是被迫进入“博物馆”、久而久之甚至养成了独有的“博物馆”品格的话,那么在今天,正要求他们自觉于此,并主动地从“博物馆”中走出来。

  2000/ 8/ 18

  作者:曾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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