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城:法治、德治与德教的思考

  三月底拖着行李,随着人潮走过深圳大桥,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由罗湖过境进入中国。虽然并非假日,还是挤满很多香港人,牵男带女回乡,春日气色并不炎热,排队时仍是满身大汗。已有六个星期在澳洲的奔波,跑了四个大城市,演讲了近五十次,如今已到尾声,经香港到广州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交流,之后才回加拿大。身体状况已是到强弩之末,但当火车滚过两旁的青葱田野,看到沿线很多新建筑,市镇中人群涌动时,我的心灵活跃起来:「又回到中国大地了」。

  在火车上与多年老友杨庆球教授热烈地讨论中国历史、哲学及神学,转眼就到广州。这次是因几位早有交流的教授,托杨教授转达邀请,到中山大学作演讲,我正好赴澳洲回程之便,同时也探望一下刚认识的华南师范大学,对学生进行演讲。中山大学是我母亲的母校,母亲常讲述战时的故事。她万水千山地到内陆坪石上课,认识在岭南大学的父亲,那时父亲高大英俊,时常背诵古文,又能创作诗歌,才华横溢。在战争动荡的日子,他们俩祗能到农村上大学课,在那简朴的山野之地,两人建立了极美的感情。战后他们才能到广州的校园,一睹两间大学的风采。她回忆在广州江边的岭南大学是非常秀美,如今已成中山大学校址。我在新旧建筑物交替的中大校园漫步,寻索父母亲早年的感情遗痕,还有六十年前那烽火连天,民族遭劫的岁月,这或许就叫做历史感、根源感。

  母亲如今快八十岁了,父亲亦逝世十多年,他当年的才华和理想,因着内战逃亡香港,已理葬在那美丽而挤满难民的小岛,一生屈屈不得志,变成自暴自弃的隐者。记得我十多岁时曾质问他为何不像正常人一般去工作,他茫然带泪远望北方,说「我真正的向往是中原文化」。结果他一生没机会再回中原,默默无闻地死在这南方小岛上,如今祗剩下所写的无数诗歌,细读之亦得知老父虽一生自我放逐,但其才情竟是如此高,胸怀是如此之深。母亲一身承担家庭的悲剧,工作勤奋,养育两儿成长,闲时常谈到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如谢扶雅、洪深、朱谦之等。故我在中学已读这几位名学者的著作。母亲凭着在中大所学的英国文学及优良的英语教育,结果在英国殖民地亦能工作立足。她常说十分感谢当时在中国能享受完全免费的教育,可惜时代风雨,报国无门。

  走在中大的校园,仿佛踏在父母的足迹上,父母的青春和壮年岁月已随历史而去,剩下的是下一代回顾的唏嘘。虽然他们的理想未能完成,但终于今天我能继承他们的愿望,几年来从江北的中原,走到江南的边陲,亲身参与中国巨大变化的新时代,接触每一个真实的心灵。此中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之深情外,还多了一种宇宙性的深情,是天地而来的爱悯与眼泪。若不是中国历史与大地的呼唤,恐怕我不外仍在西方当个教授,有空时批评指点一下中国,而把自己的最高理想埋葬在北美那新奇年青的大地中。是八年前的一个深入反思,叫我学会超出政治观点束縳,而能以爱心宽恕和承担,看中國过去发生的种种灾劫。中国今日正在重重苦难中复苏,这民族的伤痕很深,我们与其用言论去鞭打,不如用慈爱的心与牺牲的行动去医治。

  在中山大学与多位年青博士生讨论,他们均表现了新一代的清新思想能力,十分可爱。至于在中山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与教授们交流,发觉他们均思想开放,锐利而又甚有学识,显示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自由。在被聘为中大中国哲学及宗教学的客座教授与博士生指导的仪式中,我十分感慨。记得在中国刚开放的八十年代初,美国著名谐星霍普访华,其中一幕与中国孩子们共舞。那年代的中国,仍是满街解放装,一穷二白的岁月。但见一些几岁大的中国女孩子,穿著当时仅有的粉红裙子,很天真地和美国影星一起唱歌跳舞,我那时在香港的大专院校当讲师,本来对中国有很多不满和隔阂,但当见到中国孩子们的天真可爱时,心中就有一愿望,就是终有一天能教育真正生长在中国的孩子,这是一隐藏的小小心愿。记得九五年第一次蒙中国大学邀请(也是中山大学),回国演讲,我就学犹太人的修殿节,点了九支腊烛,记念这事。犹太人重建圣殿,是民族文化的大事,我也在此一生第一次回国讲学,在中国百年的大难与凌辱之后,参与重建,那时就展开了文化更新的多年奋斗。霍普到中国已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的孩子们已长大,达到博士班的年龄,也正是这时代的历史变化,我终于能教育中国的孩子们,满足了那小小心愿。在广州两间大学的青翠树林,年青人的笑脸,还有那悠悠而过的珠江,使我想起父母亲的坎坷,时代的艰难,从抗战到文革,到现今的开放,也不禁感慨万千。仰观上天,有真理与仁爱,俯察大地,又有无尽的辛酸,或许我们就是一条桥,一个管道,永远要将宇宙性的仁爱,带到人间。

  这次在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发现知识分子都很热烈讨论法治和德治并重的问题。我指出,过去中国在儒家主导的文化中,只重德治,而少讲法治,中国古代的法祗是法家式的刑法,即为了管治而用刑罚去对付犯罪者,但却没有对人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故具「法」不成为一种「治」,祗是种「刑」。由于中国历史中缺少了法治这一环,德治就像去去了骨架,很易变成人治,使以后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许多困难。西方的法制,强调在上帝(真理)面前有个人的隐私性,并以这个基础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人人可以脱离皇帝,特权階級及宗教教条的朿縳,直接以自己的良知来面对真理,与上帝自由相交。其自由即可确立自己的道路以及人生的发展。正是因为在上帝面前,而不是在皇帝面前平等,任何个人的权利都有不受干扰的自由性,没有人可以有特权。这是西方法治的意义,在法律下讲自由,而且由于早期西方文化有很强的道德与良知气氛,其德虽未成「治」,但却是法治极重要的条件。

  中国经过近代多年的被欺凌与内乱,至今终渐建立社會主義的法制,讲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是一大进步的成果。在中国的宪法上,明文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各种自由,法律保障了个人自由,同时也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互相干扰,不互相侵害。我在中国看电视,发现很多节目让人民知道自己在法律上的权利,以及如何根据法律来处理与他人的冲突。在一个受人欢迎的《实话实说》节目中,曾经讨论过一个案,在一社区中,很多人在联谊会打麻将,结果其喧闹声到凌晨影响到旁边一个单位的人,无法睡觉,投诉到居委会,有人就提出用少数服从多数,用所谓「民主」方法决定,社区中大多数若同意,则可继续打麻将,使苦主烦扰不堪。但法律专家认为,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法则,是指面对整体发展方向的决定,但如今的个案,却涉及民事法律对个人的保护,少数服从多数从表面上看很民主,但根据法律的原则,个人和少数人的权益有不受干扰的自由,也就是少数也要得到保障。当代政治哲学大师劳斯(Rawls )曾指出,正义的原则,是指少数人的愿望不能因为多数人的看法而受到压抑,少数人的权益不受到干扰才算真正的公义。

  中国在走向法治的同时,如今提出德治,是一种要的洞察。我在一九九九年开始提倡,针对腐败,是要重建一种具启发和自由创造的道德教育,结果和中国的道德研究机构很快就合办很多研讨。为何我那么强调道德教育呢?因为身在西方,亲身经历西方极端自由主义的道德中立化教育带来社会很大祸害,西方的法制在保护个人自由时,尤其在人权和民主的前提下,个人自由凌驾于对整体的责任以上,就会成就「独我主义」(egoism),而非个人主义。

  最近法国立法对付邪教,正是面对这困境,因为不少邪教用洗脑和包围方式控制人。那么从人权角度看,人有无自由去选择被洗脑及精神控制的权利呢?政府应否保障人愿被洗脑的自由呢?还是政府应负责任地拦阻邪教对人洗脑,才是保障其自由,免被他人控制呢?法国政府终于做出抉择,是保障人不被洗脑的自由。如今西方法律保障个人到一定地步,使社会出现随欲所为的独我形态人,走出街头争取吸毒、种大麻、性虐待、人兽交、恋尸狂和接受洗脑的自由和权利,这就形成对整体社会责任和对整体义务的否定。西方的法治已失去道德基础,中国在发展法治时,必须注意这可能的危机,明白法治必须与道德配合和平衡,才会产生更理想的社会。

  但是「德」如何能「治」呢?根据徐复观的看法,中国自古儒学要求道德是一种普遍的原则,以德来统治时,不但人民要遵从,统治者也要遵从,把官民一视同仁地要求守道德,那才是真正的德治。故提倡德治,不但指人民要有道德,政府官员也要有道德,若官员有道德,德治的诉求本就含有反腐败的意义。问题是,如何进行道德教育?这是柏拉图在米诺篇(Meno)提出的一个难题。德行能否通过教育来传递呢?道德是不能用他律和外在要求而教人的,因为道德是一种自律,而一旦提出许多规则,就会使道德变成他律,外在的要求,这与法律区别不大了,变成道德的律法了。新约圣经曾特别批判过他律的道德律法,传统犹太法利赛人就要求人们遵从各种规条,被耶稣视为虚伪,而破解其用道德审判论断他人的做法,强调人应先反省自己的过错,才去判断他人。目前中国街上到处有所谓的七不、十不等口号,实际上很少有人遵守,因为是一种他律,在没有公安看到的时候,许多人并不会去自动遵守。如何把他律变成自律,可能是道德教育的终极问题所在。

  德治与德教的关键是启发人心灵,去深沉地思考人生意义的重大问题,反省宇宙的奥秘,生死的悬谜,人的痛苦如何渡过,及如何关爱其它人的重大道德问题,这些思想都是要通过人生面临危机,才会诱发出来。如面对失败、疾病、困苦、艰难的处境,经验终极的不安稳时,人才会反省更深远的人生的问题,而去要求自己达至一些理想和目标,进而产生道德自律的要求。国家和民族也只有在患难时刻,才能凝聚人心,团结人民。故此道德教育应着重启发人民对过去文化上的光辉有认识,并且对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和苦难有理解,因而激发人更去追求未来的理想改变过去的错误。若是祗是掩盖历史的错误和苦难,使人以为一切都甚美好,人就不会努力。从历史的耻辱和困难的启示,才能引起民族文化的爱成为诱发道德自律的方向。

  针对独我主义所可能形成的个人无限膨胀,道德教育须启发人多理解宇宙之浩瀚无际,生命与万有之复杂玄妙,祗有面对繁星天空的壮大,人性与良知的尊严价值,人才会知道自己的渺小,因而开拓眼光,谦卑地永远追求真理,而不祗是陷溺于当前的利欲之中。孟子提出人有大体与小体的区分,小体是感觉欲望的官能,祗求小体的满足,会使人不思想,故人须「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使心灵扩大,不被利欲所控制。

  针对西方独我主义之以人为动物观点,须强调人异于禽兽的本性。但不是铁板一块的人性,却是有无限潜能,无限创造力的人性,包括对真(科学),善(道德),美(艺术),爱(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追求,教育是引导人追求和实现真善美。以启发为主,不是强制学生做一些事,而是鼓励和激发,这须要先尊重学生自主性,给与其自由创发的空间,不作太多干预。但另一面则提供真善美爱的启发,使人的自由不会陷于自利的独我式自由,如此使每一学生有林毓生教授所言的「文化涵养」,而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精神生活。

  从整体上,道德教育迫使我们创作启发出心灵价值的课题,而自律道德也需要有一些人格的典范,要真正让孩子们有学习的典范,否则,若老师、官员与领导人等,都没有人格,言行不一致,人民绝对不会有道德。德治也包括了对政府官员的道德要求,启发性的教育,而不是他律性,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未来课题。

  道德深蕴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土壤中,我们只有回到中国的大地,从心灵的启发开始,才能走向真正的以德治国。

  作者:梁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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