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做人的底线不仅在说真话

  巴金的缺陷

  不要说谎要说真话,是大多数人被要求也要求过别人的,说它是人类日常生活的惯例恐怕不是虚话。在过去的苏联、东欧,今日的朝鲜、古巴以及中东、非洲、南美等地区的专制半专制国家,日常生活的惯例被践踏,日常生活被扭曲了,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中”才成了一种重大的政治记忆。人类的话语世界就这样,好像只有名人的话才是话,中国也是如此,是巴金的《随想录》才使“说真话”成了大中华的重大话题,这不是中华民族有正常生活的证明。萧乾先生比巴金先生低调,他说的是“尽可能说真话不说假话”,意思是没法说真话的时候沉默,不得已说两句假话也情有可原——价值诉求与事实陈述和在一起了。

  但是,人们对萧乾先生的暮年几乎没有非议,而对这几年已经不能说话,已经没法接受或者拒绝党的关怀的巴老,人们是有微词的,有作者甚至说到了“寿则多辱”。

  可以说《随想录》之后,巴金没有说过什么假话,但是真话说得怎样呢?好像不够。例如对于“××”,很难想象巴金这样的老作家,竟然能够一言不发——他就是谴责当局几句,当局又能怎样他呢?至多撤销他“中国作协主席”的职位。而其实,如果巴老真有起码的正义感,他至少应当在“××”之后,立即辞去“中国作协主席”的职位。那个时候,他不但能够说话,还能够写字。再后来事情做不了,挂着空名,算啥呀。

  这使我想到做人的底线绝不仅仅是“说真话”一条,还必须加上陶行知的“做真人”。

  底线理当提高

  在“说真话”的问题上,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与萧乾先生的态度差不多。理群先生在《说话的底线》一文中,提出说话的三条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这第三条让熟悉中国的朋友想到,好像理群先生也有跟公安局、国安局打交道的经历。理群先生的话一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还是引起了跟公安局、国安局没少打交道的、著名自由知识分子刘晓波先生的不满。晓波在《向强权说真话》(香港《动向》2002年7月号)一开始就指出理群先生的三条底线是一步步退让,让到了底线以下了。小波认为:“做人的底线只有说真话一条”,因为一旦“被动说谎”就很容易滑到“主动说谎”去,何况人们还面对着“普遍伤害着人性”的“假话制度化”现实呢?

  这是80年代与21世纪初的区别,也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生活环境的区别,更是自由精神在实践意志上的差别。理群先生有他的苦衷,但人们也没有说晓波先生“不切实际”、“太高调”的方便,因为细读晓波全文,晓波还是非常实际的。晓波的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勇敢地说出真话来难道还像80年代那么艰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对理群与晓波他们都有了解的朋友们,是不难得出答案来的。应当承认,“假话制度化”确实已经主要只涉及说真话的空间大小了。如果放在80年代或者鄧小平去世之前,萧乾先生的低调应当说更可以理解一些,但是在今天,我觉得晓波的话应当得到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两个人的话或许不是非此即彼的对错关系,但相对说来晓波的话应当得到更多的认同,这是因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阴霾浓罩与阴转多云不是一种气象了。

  底线难受

  话有轻重,日常生活中的话为轻,公共生活中的话为重。最轻不过闲聊,一本正经地闲聊反倒累人了,事实上也做不到。完全私生活中的话也重不到哪儿。这一点晓波在文章中没有说清楚。政治人物与家里人也端“伟光正”的架子,一定畸形残酷极了。需要“向强权说真话”的时候在整个生活的比例上,其实很小,人的大多数时光还是在一地鸡毛中过去的。我的看法至少在纯私人生活中,完全可以说点假话。对老婆说“我有情人了”,是没有尝过炫耀的苦头。

  事有大小,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家庭,少有生活大事。人的很多日常生活是应当多一些随意的,正因此,才见到極權政治将黑手伸到了日常生活的可恶。

  在極權社会,一走出家门,事情就大起来。你在单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意味着对领导的态度,从最小的领导到最大的领导。领导经常教导人们“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意思都是一个:听话、苦干。面对强权的自由主义,从我做起比较好说,例如沉默、不拍马屁、不附和邪恶、不助纣为虐。从身边做起就难了。共产党干部是对上负责的,对下则能糊就糊,哪个单位不是问题成堆?你提意见吧、建议吧、向上举报吧,没用不说,时间一长,最终自然是招领导厌,评职称、分房子、调工作、涨工资,够你受的了,如今更有聘用(人事部刚宣布三年内所有的事业单位都要建立健全聘用制)、下岗,可厉害了。

  任何人,他最熟悉的还是他每天置身其间的环境,看到缺陷最多的也必然是所处的小环境,他对社会的许多不满大都由对小环境的不满延伸开来。很难想象,一个人自从进入一个单位,工作、报酬、同事、(特别是)领导都使他满意,他还会有多少正义感,还会成为异议人士。正义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持不同政见者”首先是权力者“培养”出来的。可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所在单位的批评还是做得很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实践品质总体上的不如人意。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笼统批判当局可以,你批评单位就难上难;你从理论上批评专制可以,你从实践上与丑恶抗争就难上难。不像民主自由社会,连工资都可以跟资本家对话谈判,资本家还不得随意炒职工鱿鱼,即使炒了只要你有本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现在中国大陆的传媒对丑恶的揭露确实多了起来,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例如著名的《南方周末》对广东的批评报道,相对说来比其他所有传媒对当地的批评报道要多一些,但还是做得很不够。

  青年余杰就读北大的时候,就发表文章批评北大;哲学家徐友渔在文章中批评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他仍然供职于此。他们是我必须表示尊敬的。许多“政治犯”早先就是单位的“边缘人”、“另类”,也不由人不从心里向他们致敬。

  如果人们老是得不到公开说理制约权力的权利,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就只有与新革命党、黑社会、恐怖群体较量了,人们的抗争必然会向密谋、地下发展——想说点真话的自然靠边, 做真人怕只有做“活死人”一途;地面上做不了“真人”,只能先到地下去打拼了!

  钱理群是优秀名人

  钱理群先生刚刚退休。好像中国的教授们不管是不是领导恩赐、凭“人缘”滥竽充数的,60岁退休的少见。网上相关的消息不少,据说理群先生已经对北大的硕士、博士教育失望,想退下来去老家贵州的中学。这就对了,博导是可以工作到70岁退休的,理群先生因为失望不想继续呆北大了,这让我有说不出来的苦涩。尽管有太多的无奈甚至被迫的成分,我还是想将理群先生的选择看作一次重要的放弃,这件事应当能够加深人们对北大真面目的认识,那些考取北大的硕士、博士,例如我过去的几位青年朋友,需要从中认真思考些严肃的东西,以为考取北大有什么特别的荣耀,境界小了、低了,至少与理群先生的感受离得太远。理群先生在部分清华友人举行的告别座谈会上,说有些追循胡适的人是“戏子”,有些尊崇鲁迅的人是“土匪”,我虽不知具体所指,还是先将惊诧留在心里。我愿意将钱教授的放弃看作一件不坏的的事情,新的失望在等着他,但他今日的放弃比起上次接受“长江《读书》奖”来,更符合他一贯的人格,是在做人的底线上重重地踩了个大脚印。

  据朋友介绍,钱理群先生在北大校园是出了名的“单位牛虻”,他公开的言论不是最突出的,例如比不上早已失去单位的刘晓波先生,但他在“小环境”中的人格,确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一次他的放弃与他往日做的许多好事一样,不能说无足轻重,他脚下的行为底线比我脚下的要高一些,用五线谱作比,说不上是上加线,但肯定不是下加线。做人至少要做在中间的五根线上。包括江澤民在内,有多少人临到退休不恋栈?即使提前退休了,钱先生也还可以在未名湖畔不问世事地悠游啊,他没有,他的行为是有大意义的。

  人格加实际行为上的现代制度追求,才是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生活底线”。无论是已经退休的还是没有退休的,有单位的没有单位的,都是难臻的境界。有才华的名人、有技术的专家,生存空间大一些,不像我的一些平民朋友,当局一整生存就难起来,几乎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我相信晓波先生的要求,既然针对的是钱理群先生的观点,也就主要是面向名人、专家的,很有必要,因为在中国,由于底层人们的格外困苦,既天然富有正义感,又天然缺乏说真话的机会,倒是许多专家、名人,成了何清涟女士批评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仅仅代表着耻辱,十倍的耻辱。

  怎样才能前不负具有“原儒精神”(例如梁漱溟)的古人、后不负具有“自由精神”的来者呢?依然是摆在中国知识人面前的沉重话题。思想界讨论说真话的问题,实质是针对强权暴政的;我添一条做真人,不是独创,因为在说真话的问题上意见不一的钱理群先生与刘晓波先生,在做人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希望我的上述意见只是有所扩充了两位先生的主张。抄晓波先生的一段话作结:

  容忍谎言就等于自动强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谎言,后極權时代的暴政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这样的独裁制度在要求人们自我作贱之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它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真心地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所以,暴政——无论是極權的还是后極權的——永远不会主动放弃对人性尊严的践踏,永远要进行威逼利诱以便让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正是我们的驯顺使暴政显得稳定强大,显得道貌岸然且有几分仁慈。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公共发言为职业的知识人,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2002年7月19日

  作者:樊百华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百家争鸣 » 做人的底线不仅在说真话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