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氏:写在千年的夹缝中

  想想看,此时人类进入的不仅是一个新的世纪,而且是一个新的千年。对于客观的时间之流来说,这一刻与其他时刻没有任何差别,这当然是应有的哲学式的态度。然而,对于地球人的集体意识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刻度。撇开每个人都可以附加到这一刻度上的诸如对往事的追思,对未来的畅想等等各种主观发挥不谈,这一时刻的全部客观真实性在于: 为什么这一年是2000?

  答案简单而不可撼动: 历史已在不可逆转地踏着西方文明的节奏一往无前地走向未来的时间,无论是极不情愿的穆斯林还是漠然的印度教徒,当然,还有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

  对于中国而言,公元二千年更具有双重的意义,因为正是从公元一千年前后中国文明开始从颠峰一步步走下,一千年中在一个大的下降通道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衰朽。只是在这千年末端的最近150年, 因为众所周知的事件演变,大转机出现了,这个民族人口的一半终于永远告别了缠足,另一半告别了辫子,并且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国家的历史从此也告别了周期性的以改朝换代形式出现的数百年重复一次的自我毁灭和自我复制。当然,它所告别的还有更多的东西,实际上是整个的一个文明,一个早已苟延残喘,没有出路的文明。历史地看,这个民族是无比幸运的,因为在这之前很久,所有创造了比它更古老的文明的民族都早已因自身文明的僵化和衰败而被从这个星球上抹掉了。

  这样,公元1000后的2000对于中国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经过旧千年末端的百年阵痛 (这阵痛对于一个四千年的古国是太难以承受了,更何况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幻觉般地愿意将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古老加码到五千年), 中国的新文明能否象火后的凤凰一样在新的千年中焕然腾飞于天?全部答案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的适应和接受能力。对于这一历史进程当年彼得大帝曾作出了主动和正确的抉择,明治维新也作出了主动和正确的抉择。中国近代史的苦难根源就在于情格势禁,中国人未能及时地作出同样的抉择。抉择的实质是: 是否将西方文明视为自己的文明。

  那么所谓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提出把文明分解为内核成分,技术成分和装饰成分。从计算机到音乐和声,从汽车到美术素描都构成技术成分。装饰成分则包括象西装革履还是长袍马褂这样一些细节。我们这里不涉及技术成分和装饰成分,它们的西方化是相对最容易进行和达成的,它们的达成也不一定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西方化也不会破坏其他文化中真正优秀的技术成分,就中国而言如中医,中国菜,国画等,它们并不会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损害。西方化的关键在于其内核。我们认为与其它文明形态相比较,西方文明的内核成分有以下鲜明特征:1、在高度社会化大框架内的个人主义而非家族主义,而封杀家族主义存在空间的高度社会化的集权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一个亚种。总之,对家族主义的否定是西方文明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可为旁证的是现代西方最家族主义化的意大利人在这一点上普遍受到其他西方人的鄙视和嘲笑,被视为一种文化的落后甚至常把他们与中国人相提并论) 2、从古希腊到经院哲学到启蒙运动的薪火相传的高度的思维理性。3、以现世,物质,经济为归依。

  这无疑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尽管它的历史不算太长;反观中国文明,尽管它有很长的历史,其技术成分一时间也曾达到过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但究其内核而言,这个文明长期以来一直老化在婴儿期。所谓婴儿期,就是指它自始至终都一直定格在自然的,初始的家族本位上不再长进,无数家庭 (包括由此派生的拟家族化的帮派利益共同体) 构成一盘社会散沙,或者说一个个与社会整体利益潜在冲突的大小堡垒。

  如果参照上述标准,那么人们可以发现,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胜利后,与几乎一夜之间长袍马褂换成了一种非主流的西方服装 (所谓中山装或曰毛式服装在来源上和每一个细节上都是西方的,而与中国传统没有丝毫联系) 的同时,中国在文化上也将自己牢牢定位于一种西方亚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对这种西方亚文化的归属在中国做得相当彻底 (包括“文化大革命”,尽管事后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一种封建主义复辟,但实则它的文化品格在中国的和世界的“封建”社会史上找不到任何真正的对应点。相反,它鲜明地具有西方亚文化的风格,如德,俄专制主义) 。这个1949年启动的主动性西方化进程成为80年代开始的中国从一种西方亚文化渐渐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方便的跳板,也是中国80年代开始的“经济起飞”的底蕴所在。这里我们只看一个细节: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至少在城市居民中推行得相当成功,没有遭遇人们文化意义上的抵触,这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从历史的大过程看,中国共产党这一五四运动与共产国际的产儿其胜利并执政的全部合理性是由以下两个复合条件所决定的: 1、西方化的历史必然性; 2、西方主流文明一时无法在中国确立。对于第2 点一个最直接的说明就是49年以前中国的统治势力中即使最“西方化”的成员也都只是披着华丽的西方外衣,而骨子里维系其命脉的乃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的“家文化” (这一现象实际上竟一直延续到今天,如蒋宋美龄之于孔家) 。49年国民党的失败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不妨说,是“家”毁了“国”。

  如果说当初中国选择了馬列主義西方亚文化是一种别无选择的正确的话,那么今天中国必须作出第二次选择—-西方主流文明,而且必须不失时机,否则在馬列主義西方亚文化在中国退潮而西方主流文化尚未在中国确立的空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家族主义就将乘虚而入(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以其烈性的腐败使整个社会再次陷入无序和颠覆。

  为什么在选择了一种西方亚文化之后又放弃它呢?

  马克思主义的无可辩驳的历史正确性在于其经济基础决定论,但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作为未来新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实验中实际上从来没有有效地实现过,他所视为新社会理所当然的高度民主的政治结构在现实中也完全是另一种命运。全民所有制后来找到了一个代用品:国有制。而这个被认为是一个崭新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基本生产资料国有制实际上是所有人类早期文明的共同特征,这一特征一直伴随着那些古文明直到灭绝,比如在古埃及。真正意义上的基本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第一次大规模出现是在古希腊,与之伴随的是直接民主制,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谈论的西方文明的源头。需要指出,现在一般所说的公有制-私有制二元对立最好换成国有制-民有制的提法。因为真正的全社会的公有制根本不存在,而“私有”一词在高度社会化的环境下,在股份制占主导的现代经济中也有误导作用。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一个大的实验过程的话,那么民有制就已经颠扑不破地胜出为迄今人类所能利用的最有效率,最能实现生产力进步的所有制形式。它背后的哲学理念: 自我利益是人类个体作为一种生物不可抑制的本能。因其不可抑制性,所以与其对这种“恶”进行徒劳无功的压制,不如通过一种有效的机制令其得到最大限度的积极发挥,从而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中国世纪之交的一个现实是,在两种西方文明一退一进的空挡,民主的缺席和国有制的主体性即存构成一种最可怕的机制,双双地滋生着大量的腐败,这种双重腐败在中国传统家文化的成倍放大下对社会构成一股毁灭性的力量。只要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们相信这两个问题迟早要解决。当然,解决得越早,越主动对整个社会越有利。但新的问题是如果不配之以全社会的西方主流文化启蒙运动,会不会由此而产生出一种“中国式的私有制”和“中国式的民主呢”?是的,正象你所感到的那样,只凭“中国式”这个字眼就足以令人掩鼻了。

  百年之痒

  中国在民主化之后必然会遇到的另一个麻烦是民族主义 (它本身就是一种西方的概念, 只是在当代世界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的话语霸权下堕落为一个简直就象流氓一样的贬义词) 。如果说外来侵略在千年之交前的一个多世纪里造成中国的 “百年之痛” 的话,那么随着中国国力的巨变和民主化的推进,民族主义将会引起千年之交后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百年之痒”。这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长期的危险。收回香港和澳门后中国领导层的下一个目标是台湾,但私下里许多老百姓心中的下一个目标却是海参崴。针对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指出: 对一个核大国,你要夺取它的一片领土(不管你认为是不是它的,反正现在在它手里),其代价与夺取它的整个国土是一样的,而要保持新的获得,其代价前者 (部分) 比后者(整体)更大(当然也许有人想换一个说法: 其代价后者(整体)比前者(部分)更小)。因此在下一个一百年中,请坚决忘掉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另一侧—-除非机会使人无法拒绝。

  约四千年前发生的华夏文明大爆发将它的原点—-黄河流域的人口,语言和文化向周边扩散,而扩散的主要指向不是向北和向西,而是向南和向东。在大爆发的前二千年先是扩散到长江流域,然后是珠江流域,进而在最近的一千年中隔海向现有的中国疆域之外溢出。在下一个千年里,在某种可能与现在不同的世界秩序下,这种四千年积聚的华夏民族人口运动的惯性将会得到抑制还是延续,有待未来历史的见证。

  再回到民族主义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有十分严谨内涵的概念。我们这里用到它,只是因为它被用得十分普遍而似乎无从回避。人们现在在使用它时可以指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表现方式(当然,人们对之也可以作出截然不同的道德评价):“从以甘地为代表的印度人在独立前对英国和现代文明的消极抵制到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奋起对英法主导的欧洲即存秩序的破坏,往往都被用上民族主义这个词,所以不妨把它定义为弱势民族对强势民族的盲目的和情绪化的抗拒和挑战。而一个真正具有底气的强势民族 (相对于与它发生关系的其他民族而言) 对自己的民族意志和利益取向的表达是不会以民族主义面目呈现的。如英国征服北美,印度,澳洲以及世界大量其他地区,俄国征服整个北部亚洲,人们并不以民族主义论。

  我们说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未来构成威胁,并不是屈从于一种话语霸权,而是因为 1、它会严重干扰西方化的进程。一个例子是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衷心接受到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甚至禁止国民使用英语),表现出一种由清醒到迷乱的退化和反动。 2、只要西方化在中国进行得持续,坚定和彻底,使经济得以持续性或间歇性地快速增长,在一个大的历史过程中 (会不会是一千年?),总会从某一时刻起中国的人均GNP将赶上美国 (以人权的普遍性原则而论也不应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就理应比另一个国家的人创造并享受更少的人均财富)。而那时中国的总体GNP就将是美国的5倍(权且以现时的人口为参照)。到那时(也许更早) 中国将无法拒绝这样的历史安排:取代近代以来从未间断的盎格鲁-萨克逊世界霸权, 而成为西方文明新的火车头。这句话也许今天让人听起来觉得荒诞不经:到那时中国为什么要成为西方文明而不是东方文明的火车头?但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十分明晰: 如果新的中国文明不是一种彻底的西方文明,中国的人均GNP就永远达不到美国的水平, 换句话说,GNP达到美国的5倍。中国在未来的一两个世纪中将面临的最大危机可能是: 在自己的国力仅仅相当于美国的时候,试图去挑战西方和西方文明。对一个因具有人口基数的优势而只需彻底的西方化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注定会在一个大的历史过程的另一端脱颖而出,再次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民族来说,有什么比途中的民族主义干扰更不合算的呢?当然,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大的历史趋势,但那个阻止的动作会使他失去很多。

原载[读者周刊]

  作者:南宫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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