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善广:中国是为世界打工还是为自己打工?

  摘要:确实,中国不应该永远“为世界打工”,但如果仅从表面分析而没有将以上的问题甚至是制度上的根本问题加以厘清,就片言只语凭情绪说“不”,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在中国目前社会性和制度性的歧视下,不得不接受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追求更高的收入自己保障自己,他们“为世界打工”更容易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他们是在为自己打工!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农民工”和老板签订了三年的劳务合同,从纯粹的经济学上来说,是市场供需关系的结果,和相互平等的合作关系;但从我们以往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农民工”要为老板打三年工,要给资本家剥削三年,更可能就说“农民工”签订了买身契。最近(1月31日)看到薛涌先生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文,说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不能被奴役被剥夺,并称自己“信奉新自由主义”……在遭到周克成先生的“质疑”后在2月4日发表《中国为什么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文解释,但两人均并没有谈到根本的问题。

  在此,笔者不明白薛涌先生是否具有自由主义理念,也许是为了自己以往的观点辩解,更或许是要进一步说明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对于笔者来说,也不太清楚自己是否是“信奉新自由主义”,本人在《光明观察》周刊上发表的、在网络广为转载并引起很大反响的《制度制造出“血汗工厂”》一文中,曾分析过中国的劳动力工资为什么这么低和“血汗工厂”为什么可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因此,也要向薛涌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为世界打工还是为自己打工?

  薛涌先生是否知道中国还有庞大的劳动力剩余,多年来是通过低工资和工农业“剪刀差”完成资本积累,长期以来国民实际的收入严重偏低,隐形失业严重,就算到目前为止,我国仅在农村就有约4亿的剩余劳动力,有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下岗工人。国际自由工会联盟警告,未来10年,中国需创造3亿个新就业岗位,才能弥补农业和前国有企业流失的就业岗位,这“远远高于中国目前的就业创造能力”。

  如果是一个“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人,那就应该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贸易(交换)是存在比较优势,通过贸易能使各自生活更好,更应该知道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如果说“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1架空客380”是中国为世界打工,那么造“空客380”的工人又是为谁而打工?要知道我们的“优势”是拥有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而生产“8亿件衬衫”,他们的“优势”则是拥有附加值较高的高科技产业而生产“空客380”。我们不可否认双方各自投入形同相同的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但取得的收益不同而吃亏,但这是由于各自的现实差异所造成的,因而“衬衫”和“空客”的交易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在存在庞大的劳动力剩余的就业压力下,我们能否学别人去生产“空客”而不去生产“衬衫”吗?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国有2200万城市居民需要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有达7587万人的农村贫困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如按世界银行以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亿人)。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 2亿人,由于农村依旧贫困,城乡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反差,打工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而且工资本来是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反映,大量低收入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里争抢工作岗位,从而造成长期的低工资。在目前的就业机会这约束条件下,如果将农村隐形的剩余(失业)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一起混合,那么相关的工资水平将发生稀释,这些均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针对中国低工资的现状,薛涌先生提出“即使中国未来想发展高端产业,民工的子女连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你哪里找未来高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的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因为眼前的利润牺牲了长期的发展目标”。笔者十分赞同其观点,可是,虽然杀鸡取卵不可取,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饲料把鸡养大,鸡蛋也是难以生下来的,那就没有更多的鸡蛋再繁殖更多的鸡。

  薛涌先生说,“一个民工,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投资于自己的孩子,使之长大后不再是民工”。但是否知道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镇居民可否在同一起跑线上?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样的现象?

  我们能否否认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性和制度性的事实:雇佣城镇居民,就会因其身份而比较严格地履行劳动合同法,并能享受到其它除工资以外的其他福利,如住房公积金、代其缴纳养老保险等;而农村居民进城工作,除了工资外,很难享受到其它福利。因此,工资差距加上其它的社会福利,待遇相差十分悬殊。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和制度性的歧视下,使进城农民工不得不接受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追求更高的收入自己保障自己,难道他们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以此改变自己命运而打工?难道他们知道是在为世界打工吗?

  在中国目前社会性和制度性的歧视下,他们“为世界打工”更容易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他们是在为自己打工!在这方面本人更同意周克成先生的观点。

  笔者更希望中国国民的收入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既要做“衬衫”也能够生产“空客”,那么同样存在“比较优势”,在国内生产“空客”的高工资将使生产“衬衫”的工人工资也得到提高,这也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应用原理。

  确实,中国不应该永远“为世界打工”,但如果仅从表面分析而没有将以上的问题甚至是制度上的根本问题加以厘清,就片言只语凭情绪说“不”,这是不切合实际的。

  作者简介:孔善广,自由研究人员,研究兴趣为宏观经济和农村问题。

  2006- 02- 06

  作者:孔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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