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人们的“思想”到底应该同什么“保持一致”?

  有的朋友看了题目,可能会说,这还用问吗?人们的“思想”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仅要“保持一致”,而且还要在“一致”前加上“高度”呢!(即同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或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错,这种提法由于来自最高权力层,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特别是在中国理论界和思想界,恐怕没有谁不是耳熟能详的。又因为它被作为“政治纪律”要求人们恪守,所以,又没有多少人愿意讨论它、研究它。那么,它究竟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和讨论的空间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也就斗胆拟定了这样一个题目来议论一番。

  为了讨论的方便,首先得把什么是“思想”和什么是“思想自由”说一下。那么,究竟什么是“思想”呢?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给出的定义是:“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们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这种认识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个“定义”似乎还缺点什么。这就是,作为“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被人们的“五个官能”输入头脑,进行加工,由“感性认识”进而“变成了理性认识”后,只有借助口语或文字“跃出”头脑之外,进入他人的耳目和心田,产生了影响力,才能算作是“思想”。否则,倘若始终呆在人们的头脑中,尽管可以自由自在,驰骋万里,纵横天下,恐怕还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潜在的思想(即“变成了理性认识”的“感性认识”)。当潜在的思想不仅能够自由地“跃出”人们的头脑,而且“跃出”头脑之后又能自由地到处徜徉,展示自身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便是“思想自由”了。

  由此可见,“思想自由”的关键就在于潜在的思想“在”跃出“头脑之外与”呆在“头脑之内是否具有同样的自由。倘若它在”跃出“头脑的过程中,或者受到强权的阻碍;或者受到强权的惩罚;或者受到强权的强迫必须改变成强权认可的”模样“……它便痛感自己不自由了。当然,人们心甘情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思想而上赶着去接受别人的思想,这不仅不是思想不自由,而恰恰是思想自由的体现。所以,所谓的”思想自由“,即是指当权者不同意、不赞成、不认可的”潜在的思想“能否得到”跃出“头脑的机会,或者”跃出“头脑之后能否与其他思想自由地进行交流交锋以及是否受到惩罚为标志。

  什么是“思想”和“思想自由”说到这里先打住。再说说什么是人们的“思想”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提法,有人说它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初期提出来的,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它就已经“问世”并行使自己的职权了。只不过起先它的称呼并不这样叫罢了。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求人们“同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就显得越来越不好把握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如“党中央”可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委会;也可以指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还可以指中央书记处、党的最高的“一把手”等等。而“保持高度一致”的“对象”,既可以指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以及它所做出的决策,也可以指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某一成员特别是“一把手”以及他的“思想观点” .所以,要求人们“同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即强制全体人民同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决策或思想观点或者权力“保持高度一致”。

  那么,为什么要让人们的“思想”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不允许“思想自由”呢?主张此说的政治家总能说出某些理由来的。

  首先,如毛泽东所曾经说过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那么,因为是“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所以就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的这种理由能否成立呢?笔者以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批判者以法律、判官和原告集于一身的角色来起诉、审判人们的思想是“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这不仅有欠公允,而且令人不可思议。况且,这种起诉、审判并不是因为先有了“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才进行“,而是先有了起诉、审判的权力再去寻找”错误的思想“、”毒草“和”牛鬼蛇神“进行起诉、审判,进而定罪。很明显,这种做法是有脖于人类公认的法理和普世价值观的。因为人类公认的法理和普世价值观认为,任何惩罚只能针对人们的行为,而不能针对人们的思想。即使是”错误的思想“和”毒草“也仅仅是思想,犹如人们的”身影“,根本不可能构成对他人或社会的危害,当然也就不能进行惩罚。由于对人们的思想无法进行惩罚,也就只好惩罚思想的生产者了。思想生产者常常因为生产出为当权者所讨厌的思想被无端地定为”毒草“,自己因此身败名裂,以后也就不敢再”标新立异“了。所有社會主義国家的思想没有不贫穷的,原因大概不能不与此有关。

  其次,在某些政治家看来,让人们的“思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非常必要和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们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思想不一致,行动如何能统一?而行动不统一事情又如何能做成呢?是的,人们作好多事情确实需要行动统一,步伐一致。否则便不可能成功。但是,这种行动统一,步伐一致是以某种共识为基础的。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一定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并不是人们的“思想”同某种“主义”或“思想观点”“保持高度一致”的结果。现实社会生活中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不同的利益群体,经过讨论、协商,可以订立合同或协约,以便在做某些事情上统一行动便是证明。之所以要达成共识,就因为人们的思想本来就是不一致的。达成共识的途径只能是讨论、争论和辩论。人类历史不止一次证明,那种以一种思想来强制统一其它思想的做法,没有一例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再次,在某些政治家看来,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先控制人心。这是强调思想一致的另一个理由。然而,控制人心,往往是最不得人心的。而最不得人心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吗?诚如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说:“人的心是不可能完全由别一个人处置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因为这个道理,想法子控制人的心的政府,可以说是暴虐的政府。”(《神学政治论》第27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前苏联政权就是一个极力“控制人的心的政府”,控制不了,便实施残酷的镇压。这有前苏联最著名作家亚历山大. 索尔仁尼琴从“从骨头和肉里,并且还是从活生生的肉里,从今天还活着的蝾螈的肉里,拣出一点东西”和由“二百二十七人(名单从略)在一起口述、回忆和书信中”所提供的“资料”而“建造的纪念碑”(笔者按:即指《古拉格群岛》一书)可以作证。然而,前苏联政权“长治久安”了吗?“万寿无疆”了吗?

  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一种宗教,当然可以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甚至某种神祗,这是人们思想自由的体现,是无何非议的。但以国家机器作后盾,强制要求全社会完全一致地信奉某种主义、某种学说、某种神祗,并同其保持高度一致就不合适宜了。诚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所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别说其他什么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能运用权力强制人们接受。运用强权强制别人接受某种思想的做法,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是依靠理论的逻辑力量,才在上个世纪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在苏联等社會主義国家,由于运用强权强制那“处于健康清醒状态中”的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结果却使马克思主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事实上,即使在同一政党、群体、宗教内部,其成员的思想也未必能完全一致。共产党员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却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是既一致,又是不一致的。如,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人其中包括毛泽东、鄧小平,在很多时候也没有与党中央、与党主席或总书记保持一致。革命早期,毛泽东与当时担任党的第一把手的陈独秀就没有保持一致。而后与党的第一把手王明、李立三也没有保持一致。鄧小平也是如此。他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后,既没有与党主席毛泽东保持一致,也没有与党主席华国锋保持一致。事实说明,连提出强调这一要求的伟人都做不到,更遑论广大凡夫俗子。又如,某些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全国确立唯一的、共同的信仰。但伊斯兰教内部又分成不同的教派,互相指责为异教徒,同一宗教内部也出现了类似不同宗教之间的纷争。连自愿选择某种主义、学说、神祗的人们,其思想和信仰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更何况作出各种不同选择的人们呢?

  本来,按照人们思想的天性,是不可能做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但硬要人们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严加惩处,其结果不是思想殭化,便是思想贫穷,更导致讲假话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与“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者受到惩罚时,便以受惩罚者为鉴,本来不一致也要假装一致,以假话满足上面“同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要求,以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于是,大家说同样的假话,不说还不行;彼此知道是假话,不信也不行。人们都讨厌说假话,又都需要说假话。由于大家都说假话,法不责众,也就不必担心说假话会被揭穿或受到惩罚。相反,极少数说真话者反被视为异类,成了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以致被善良的人们誉为民族英雄。

  其实,说假话,本属个人品质问题。但许多人普遍说假话,就发人深思了。记得李瑞环同志在任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普遍发生的事情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经常发生的事情要从规律上找原因。”仔细想想,人们为什么普遍说假话?还不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说假话的机制,强迫人们说假话吗?其实,正是社会的说假话机制造就了一大批言不由衷、表里不一、双重人格的人。说假话的人越来越多,公众场合的活动也就自然成了“假面舞会”了。既然说假话公然流行盛行,那么,还有什么不能造假呢?精神转化为物质,假话转化为假货,也就在情理之中势所难免了。由此看来,社会造假之风源自社会说假话机制;而说假话机制恐怕与要求人们的思想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脱不了干系。人人痛恨假货,屡屡“打假”无效,就是因为没有层层追根溯源,真正打到“点子”上。

  再说,要人们的“思想”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提法,势必剥夺人们公开地、善意地批评“党中央”的民主权利。诚然,党中央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也符合事物客观规律性。因此,在实际执行中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党中央”也是由人组成的,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中央”的领导成员,或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或由于调查研究不够,情况不明,缺乏严密的论证,或由于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等诸多原因,有时也会制定有一定缺陷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另外,任何政策都必须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情况变了,政策也必须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可是,在人们必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高度保持一致”的约束下,人们压根就不敢对这些制定伊始就是错误或有严重缺陷的政策及时善意地提出不同意见,议论其失误和缺陷,指出其弊端和危害,以使错误的政策得到及时纠正,使有严重缺陷的政策及时得到改善和调整,使已过时的政策适时加以废止。而只能解说和诠释,证明其如何“英明正确”。否则,便把人们对政策的善意批评和意见当作反党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问题加以兴师问罪,造成严重的后果,导致蒙昧主义横行,并严严实实地封上了人们批评、质疑权力家的嘴。这种状况是有碍于政治文明的,大有改变之必要。

  我们这个民族,过去吃“政治口号”的亏实在太多了。痛定思痛,不能再吃一百个豆不嫌腥,仍捧着一些不合适宜的提法不放。那么,说一千道一万,人们的“思想”到底应该同什么“保持一致”呢?笔者以为,最好还是不提类似句式的口号为宜。实在要提,不妨提,人们(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必须“同全国人民的福祉”或“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保持一致为好。这种提法不仅有利于思想生产者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国家之瑰宝,民族之至亲。也有利于民族整体思想素质和思维能力的提高以及思想繁荣和政治文明的进步。

  2004年5月27日晚8时半

  作者电子信箱:ycyu99@ sohu. com

  作者:于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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