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

  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贵族階級中分化出来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他们以前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出身於贵族階級。这使他们自然地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对於自己的民族,对於俄国社会,具有几乎是原发性的责任感。在当时的俄国,贵族階級是俄国社会的支配階級,这个階級对俄国社会有支配权,同时它也要为俄国社会负责。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是贵族中更具有青春热情、更具有敏锐社会感受力的一部分贵族青年,文化知识赋予了他们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思想视野。赋予了他们为俄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发展而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文化是甚麽?对於他们,文化就是能够把分散的、狭隘的、个体的民族成员在思想感情上联为一个有机的民族整体的力量。他们的政治地位是由他们的出身带来的,他们的经济地位是由他们的遗产带来的,文化只是他们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他们的社会作用的标志。

  沙皇政府赋予了俄国组织形式上的统一性,但却没有赋予俄国民族思想感情上的统一性,当时俄国的民众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狭隘的生活空间,只有在文化中、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才能感受到自我与整个民族的精神联系。这形成了俄国文化、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文学”、“艺术”以及所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都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技艺性的东西,技艺是个人的、取得物质实利的手段,而文化、文学、艺术则是能够把整个民族在精神上联为一体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个崇高的事业。

  在俄国,社会发生过多种的震荡,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大都是坎坷不平的,但在俄国民众的心目中,文化、文学、艺术却一直保持着它的崇高性和庄严性,他们把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徵,而知识分子也把自我的事业作为一种崇高的事业,把自己的苦难视为民族的苦难、人类的苦难,从而在自己的事业的追求中感受着自我的生命价值。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上的“大气”,那种精神气质中的崇高感,我认为是渗透在他们的这种文化观念之中的。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是狭隘的、庸俗的,而文化、文学艺术则是把人从狭隘、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把人提高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中的一种途径。

  在俄国,人们几乎没有对文化的雅俗之分,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是“俗”的,而精神则是崇高的,作为这种精神的表现的文化、文学艺术也是崇高的。文化和崇高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人可以也必然是俗的。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则是崇高的、严肃的。这赋予了俄国知识分子一种崇高感,一种人格的魅力,文化塑造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人格也创造着他们的文化。在这种文化观念中,文化滑头、文化小丑、文化小贩是极少能够容身的,而那些真诚地关切着民族的前途、俄国的命运而又在社会实践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栖息地的知识分子则会自然地集中到知识分子的队伍当中来。

  这种文化观念在根本上不同於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是为社会的支配者出主意的人。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始终更近於一种法术性的东西,它是可以被社会的支配者所运用而达到他们的社会治理目标的法术。知识分子是社会建筑图样的设计者,而把这个图纸变为实际的社会建筑的则是政治家。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脱离开政治家而独立地作用於社会,一切的文化都是包含在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之中的。除此之外,文化就是纯个人的,是知识分子自娱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一种生存方式,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创造的文化产品,不能不是崇高的,越是优秀的产品越是崇高的,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文化产品则自然地分向两途:为社会亦即为政治的,为个人的。前者具有崇高的性质,但与自我生命的存在形式没有必然的联系,是知识分子从社会的需要出发设计出来的,是为别人着想的;後者则是纯个人的喜怒哀乐,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没有精神上的联系。後来的科举制度则进一步把文化作为知识分子个人才能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用文化表现自己的才能,朝廷则根据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才能的大小而任用他们,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替朝廷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人。也就是,文化是个人的才能,这种才能本身无所谓崇高和粗俗,崇高和粗俗是在文化的运用中被界定的。运用於高尚的目标,它就是高尚的;运用於粗俗的目标,它就是粗俗的。而中国知识分子就利用这种才能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上去,获得社会的更多的经济报酬。

  儒家文化的社会性在这种形式下广泛地被运用於粗俗的物质实利目标,内俗外雅,在治国平天下的大旗下实现的是个人升官晋爵的目的。文化自身的崇高性荡然无存,儒家文化在表述内容上的崇高性与掌握它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人格失去了必然的联系。这种把文化作为纯粹的个人才能、知识分子以这种才能获得社会的赏识并取得相应经济报酬的文化观念至今仍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持有的文化观念,这使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酵素。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感到的更多是知识分子的聪明,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

  第二,在中国,文与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文人与战士是严格区分的,而在俄国,文人与战士是同体的。思想情感与斗争精神是同体的。普希金和十二月党的诗人们,都是士官学校的学生,他们是文人,也是战士,战士的精神同样贯穿在他们的文化活动中。在当时的俄国,贵族階級是俄国社会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的保卫者,战士是一个荣誉的称号,是一个高贵的职位,是一个社会成员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标志。我们几乎可以说,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发展,也就是一个战士在精神上的发展形式,战士的品质精神化了,人的精神战士化了,战士的意志支持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则丰富着战士的精神意志。它最终成就的是思想的战士、精神的战士,而不是有思想的懦夫,有感情的庸人。

  俄国的文化,不论是甚麽风格的,你总能感受到它们的进取性,感受到它们的意志的力量。俄国的知识分子总在追求着甚麽,总在为一个目标而奋斗,他们在作品中所追求的,也就是在社会上所追求的。在俄国,不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在前苏联时代,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都没有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旗帜,他们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仍然以战士的勇敢保卫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原则。我们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条件下产生的是大量被冤枉的好人,而俄国产生的则是反抗专制主义统治的战士。他们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支撑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且在每一个文化领域中仍有世界级的文化成就。十九、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有过政治上的黑暗时代,但却没有文化上的黑暗时代,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为俄国文化发展奋斗的文化战士和精神战士。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产生伊始,就与战士是分体的,知识分子是出主意的人,战士是为国王卖命的人。知识分子把战士视为没有头脑的傻瓜,战士视文人为胆小怕事的懦夫。弱不禁风在知识分子身上不是一个严重的弱点,而是一个光荣的标记,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被视为君子(知识分子)必备的作风。战士的勇敢,战士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战士的顽强的意志力量,都不是中国文化中自然具有的基本精神内涵。汉唐时代的知识分子,曾与战士有一度的结合,那时的文化产品也有一种战士的气魄和战士的精神,但越到後来,文和武有了难以跨越的界限。这种文武分流的文化观念,实际上一直贯穿到现当代的中国文化中。我们也有大量描写战争、歌颂战士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自身所贯注的精神却不是战士的,它们自身不具有为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斗争、而呼号的战斗精神。

  俄国文化的发展,逐渐把大量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包容在自己的内部。但是,这些平民知识分子的加入并没有改变由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一些贵族知识分子为俄国文化所建立的文化传统。这些平民知识分子不断通过这种文化传统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中去,成为整个俄国社会和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动力,而不是把文化变为自己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物质实利的谋生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文化和俄国知识分子中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即与宗教意识的结合。这种倾向,也是在贵族階級知识分子中首先产生的,也与战士的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既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亲身叁加过战斗的战士,但他也是一个具有宗教热诚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在列夫·托尔斯泰这里是融为一体的。他的宗教意识不是逃避现实的思想表现,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软弱无力,而是把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这种超现实的人类关怀,可以说是俄国文化与俄国知识分子的第三个重要特徵。它不但使俄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经常夸耀我们的实践理性的性质,但实践理性却是使一个民族粘着在现实物质世界的一种文化力量。充满实践理性的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获得有实质意义的发展。实践经验总是在现实物质世界中打圈圈的。它自身没有飞跃的能力。使人类文化发生质的飞跃的是超现实的人类关怀,是带有宗教意味的精神追求,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关怀,没有这样的追求,一切实践的活动都不可能具有持续的精神动力。一个皇帝,把自己的政权巩固住了,就不再有必不可少的政治追求;一个富人,有了庞大的财产,就不再发掘新的经济潜力;一个知识分子,考取了进士,就不再追求新知。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其中也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内在精神力量的主要原因。我认为,直到现在,这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弱点。人格的魅力,是在文化产品中渗透着的知识分子坚韧追求的精神力量,没有超现实的民族关怀和人类关怀,就没有知识分子坚韧追求的精神力量,也不可能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

  在二十世纪,我们中国的文化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发展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在我们的各个文化部门,都有了甚至过量的知识分子在工作着;在任何一个专题项目上,都有了几部、几十部乃至几百部作品付诸出版。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些大量的文化产品却没有产生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的民族仍然只是活在目前的物质实利的追求之中,甚至我们知识分子的自我,也把物质实利的追求作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追求,把人文学科仅仅看作政治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附属手段,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看到的仍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大大小小的聪明才智,一种运用语言,编制各种知识的能力,一种让别人知和让别人用的知识,只要有时间,我们的知识分子人人都可以写上十几本乃至几十本书,但我们却无法在其中感受到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从这些文化产品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社会的、人生的“知识”,但却没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知道得很多很多,中国古代的我们知道,外国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的比任何一个外国的知识分子都更多更细,“科学”、“民主”、“自由”、“法治”,这种学说与那种学说、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但有的仍然有,没有的仍然没有,我们没有一种精神的动力把知道的转化为拥有的,把不知道的转化为知道的,我们面对自我的处境仍然感到束手无策。我们从我们自我的内部生长不出一种精神的力量来。“没劲”仍然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感觉。

  人格的魅力,精神的力量,不论在我们的主观的世界上,还是在我们面对的客观的世界上,仍然是最最缺乏的东西。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能像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从支配社会的贵族階級的感觉中获得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格魅力,那种精神意志,也无法从战士的训练中,从宗教的教育中获得它们。但是,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合法的公民,一个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

  首先,我们得以一个公民的意识意识自我。我们微小,但不渺小。我们贫穷,但不低贱;我们力小,但不软弱。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合法公民,我们必须拥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拥有的一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我们能够追求我们理应追求的一切的全部资本,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之中,生活在人类之中,我们理应关切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我们的任何事业都是与整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生命必须在整个民族的事业和整个人类的事业中获得它应有的价值。我们不能匍匐在任何别的人和别的事业的脚下爬行,我们应该也必须站起来行走,为我们自己,也为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我们不能被边缘化,我们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处於世界的中心,只要它是一种有意义的追求,一种有价值的劳动,就是与整个民族、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不必哀求,不必寻找怜悯和同情,不必由别人授多一个徽号,我们得像别的民族知识分子一样独立地追求一个神圣的目标,一个政治家、实业家、工人农民职员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没有力量独立实现的,同时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一种目标。否则,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了。我认为,这种公民意识,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重建自己的精神人格,也是重建中国国民人格的基础。

  作者:王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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