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守道:方孝儒的主义

  学生时代,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活动中读过一本《革命烈士诗抄》,其中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印象特别深刻。作者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气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师说,夏明翰诗里所说的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夏明翰就是为了坚持和捍卫共产主义的信念而献身的,夏明翰的英勇献身是现代意义上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老师还指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是一种崇高的品质,世界上只有共产党员才有这样的品质。听了老师的教导以后,我对共产主义就特别地向往。对共产党员,尤其是对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就无比地崇敬。后来,读到谭嗣同、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人的事迹,发现这些人也得到人民群众很高的评价,也被称为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学生时代,对“仁”和“义”没有太多的注意,只是简单地认为,“仁”和“义”就是仁慈、道德、真理、正义,就是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不惜牺牲生命去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从此,我不知不觉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献出生命的人都是崇高的,伟大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及读明史,有个叫方孝儒的人引起了我的思考。他的故事因此而改变了我的上述观念。此人被明成祖朱棣所杀,死得悲惨而壮烈。《明史?列传第二十九》记载:“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儒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儒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儒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儒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方孝儒矢志不移、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气概跃然纸上,惊心动魄。面对朱棣这个杀人魔王,方孝儒为什么能这样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显然,在方孝儒的心目中一定有着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一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个东西就是忠臣的名节。这股力量就是名节高于一切的信念。方孝儒认为,臣民应该无条件地忠诚于皇帝,皇帝的旨意不能违背,皇位只能由长子继承。弑君篡位是大逆不道。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和利益,每一个臣民都应该”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他的信念,是他的信仰,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信奉的主义。他要不惜生命地坚持这个主义。

  方孝儒是为坚持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而死的,他实践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按照传统的观念,他完全可以称为仁人志士,可以进入伟大人物的行列。然而,当我读到另外一段文字之后,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据另文记载,当方孝儒说完“死即死耳,诏不可草”以后,接下来是这样的:“文皇(成祖)大声曰:”汝安能遽死?既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儒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儒,孝儒不一顾,乃尽杀之。行刑延七日,然后出孝儒,磔之聚宝门外。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入狱及充军流放者数千。”朱棣此举因创造了世界刑罚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灭十族而名垂史册。

  方孝儒为了成全自己的名节,为了成“仁”,为了取“义”,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竟使八百多个无辜者死于非命,给几千人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方孝儒要成的那个“仁”,要取的那个“义”,要坚持的那个主义,真的值得用八百多个人的生命和几千人的苦难去交换吗?这个主义是伟大的、崇高的吗?方孝儒是一个值得人们引为榜样和楷模的英雄吗?

  什么叫“仁”?什么叫“义”?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研究和阐释“仁”和“义”的著述汗牛充栋。原来关于“仁”和“义”的含义,自古以来就各有各的说法,谁也没有给它下过确切的、万古不移的定义。谁掌握了最高权力,谁就有“仁”和“义”的解释权,谁就可以对“仁”和“义”的内涵进行增添、删削和修改。不同的执政者对人们在“仁”和“义”的理解上都有不同的要求。“仁”和“义”是与时俱进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朱元璋的删改《孟子》,康熙的钦定《四库全书》,无不是在“仁”和“义”的问题上做文章。用一句顺口溜来说,“仁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同一个在“仁”和“义”的名义下被处死的人,往往会有两个称号:罪犯和英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中国,尽管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很多,但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仁义家、道德家的,几乎没有。什么叫“仁”?什么叫“义”?竟是一笔糊涂账!

  尽管“仁”和“义”是一笔糊涂账,但方孝儒心目中的“仁”和“义”却十分明确,那就是:绝对地忠于皇帝,维护皇帝的权威,誓死捍卫皇帝的正统地位。有人也许要问:当时,朱棣已经自称为“朕”,已经大权在握,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了。忠于朱棣其实也是忠于皇帝,方孝儒为什么只忠于朱元璋、朱允文而不肯忠于朱棣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根据他的那个主义,朱允文是正统的皇帝,朱棣则是违背了这个主义的一个“逆贼”。他只能忠于朱元璋、朱允文,宁死都不能与逆贼同流合污。

  那么,一个人是不是应该绝对地忠于皇帝?皇帝是不是只能由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当下去?一句话,方孝儒的这个主义合理吗?值得人们用生命去无捍卫吗?

  我们不妨看看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朱元璋出身于安徽凤阳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小时候读过两年书,粗通文墨。从他留传下来的手迹看,他的字写得还不错,有时兴起,还诌过几句诗,可见,他的悟性颇高,是一个聪明人。由于他既聪明,又识字,少年时代便成了小伙伴们的头头。朱元璋自小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主儿。他根本不把乡规民约、信用道德当回事。少年时期带领小伙伴们偷别人家地里的红薯、芋头、花生、豆子几乎成了习惯。朱元璋曾经给人家放过牛,却监守自盗,与小伙伴们合伙把一头小牛杀了吃掉,将牛尾巴插进岩缝中,谎称小牛钻进岩缝里去了。朱元璋的这些劣迹,曾经被作为“佳话”广为流传。十七岁那年,凤阳发生旱灾,许多人外出逃荒,朱元璋则头发一剃,去庙里当了和尚。朱元璋当和尚,并不是为了修身养性,皈依佛门,而仅仅是为了糊口。当和尚化缘,比普通百姓乞讨无疑要容易得多,面子上也好看得多。从这一点上,足以看出朱元璋的工于心计。佛门的清规戒律,他从来就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他依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二十四岁那年,朱元璋终于不甘寂寞,投奔到独霸一方的郭子兴部下,大开杀戒,开始了他的打天下、坐天下的生涯。朱元璋无所畏惧、铤而走险的性格初见端倪。七年的佛门生活,佛家大慈大悲的教义,对他的心灵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他深谙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游戏规则,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十六年后,朱元璋凭着他的机智、胆略、奸诈和心狠手辣,击败了对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人的欲望是很难满足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志得意满,他还要他祖宗当皇帝,让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当皇帝,使朱家政权千秋万代永世长存。为了确保江山永固,当然就要设法做到在他的治下没有人想造反,没有人敢造反,没有人能造反。为此,朱元璋苦心孤诣地采取了四项措施。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把自己的父亲、祖父、曾祖父追封为皇帝。把自己的儿子全部封王,坐镇全国各地。而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开国元勋,没有一个封王,只有7个人被封为“公”,而“公”的地位和待遇,远在王的地位之下。古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之说,朱元璋以为,全国各地手握生杀大权的全是朱家的父子与兄弟,朱家的江山从此就铸成了铜墙铁壁,就固若金汤了。然而,事物并没有像朱元璋设想的那样发展。他的儿孙们在他所营造的超级温室中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自私、越来越穷奢极欲、越来越为非作歹。他们只知道吃喝玩乐、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到第14代朱由检身上,朱家王朝终于灰飞烟灭了。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所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对老百姓进行洗脑。元末长期军阀混战,群雄割据的局面,使得整个社会法纪缺位,道德沦丧。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人常常被人们视为英雄豪杰。这种思想观念对统治者来说,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这种思想观念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对朱元璋的统治肯定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消除不稳定因素,朱元璋精心建立了有利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他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全民的学习运动,但学习的不是文化,也不是科学技术知识,而是皇帝制定的上谕。他规定每个村子都要选派一位年纪较大的人,每月至少六天,天黑之前沿着街道闾巷一边摇铃,一边高声朗诵皇帝制定的六谕:要孝敬父母,要忠于皇帝,要尊重长官,要教育子女,要关照邻居,要安居乐业,不要为非作歹!他没有要求各地建学校,却下令全国每个村子都要建“旌善亭”与“申明亭”,类似现在的表扬栏和批评栏。旌善亭用来表彰村民的“善行义举”,把“好人好事”公布在亭中,予以表彰,有点类似现在的评先进、选模范。至于什么该表扬,什么该批评,当然是以上谕的标准来衡量的。申明亭用来处理村民之间的较小的、够不上告官的纠纷,这些纠纷由村子里遴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人裁决。村里的“坏人坏事”,在亭中公布,以作警示。另外,每年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聚餐,叫做“乡饮”。进餐前,由“德高望重”的人宣读皇帝的最新上谕和朝廷的最新法令。同时宣布本村平时不遵守规矩的“顽民”名单。被列为“顽民”的人,等同罪犯,将被押送县衙,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如果“情节严重”,“顽民”的家属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所采取的第三项措施,就是将全国所有的老百姓严加管束,全体臣民只准老老实实,不准随意活动。自小就不把乡规民约、政府号令当回事的朱元璋,自己当上皇帝以后,却制订了严而又严、细而又细的法规制度。伴以严刑峻法在全国强制推行。稍有不慎触犯了法规制度者,无不受到严惩。朱元璋创建了一套“引凭制度”。“引”是一种由官府出具的文书,类似现在的执照和证明。这个制度规定:商人要有“商引”,盐贩要有“盐引”,卖茶要有“茶引”,没有依法取得“引”的人从事上述活动者,以奸盗、走私论,处以死刑;百姓外出要有“路引”,没有官府发放的“路引”而擅自外出者,一经发现,即予逮捕定罪;行医、卜卦的人,只能在本乡范围内活动,超越本乡范围活动的以犯罪论处;所有的人,不论到哪里去,干什么事,必须让周围的人知道,不准私自行动。违反者,任何人可以把他拘捕交给官府,处以充军;所有的成年男子,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地方谋生,都必须报告乡邻和当地官员,否则以奸人论处;农民只准在一里路的范围内活动,并且要早出晚归。这些规定,必须人人遵守,互相监督,每个人都有揭发、检举别人违反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朱元璋还规定,所有的人都要互相监督,揭发、检举别人的人给予奖励,包庇、纵容、隐瞒别人违法犯罪的人则以同罪论处。在这个制度下,所有老百姓的一言一行,无不处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任何犯上作乱的活动也就不可能出现。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所采取的第四项措施,就是清除异己,巩固权力,严刑峻法,实行恐怖统治。

  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和子孙的统治地位,在全国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清洗。朱元璋是平民出身,他的权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他在郭子兴部下掘到了权力的第一桶金之后,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同时也染上了权力的毒瘾。他深知权力的作用,也深知权力膨胀的奥妙。当然,他也知道几乎所有的人都乐意当皇帝,想当皇帝。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他知道当皇帝并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本领,只要心狠、手辣、只要敢造反、敢犯法、只要随机应变、不择手段,就具有了当皇帝的素质,就有可能成为皇帝。每一个有才干、有野心的人,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和机遇,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成为朱元璋第二。基于这一认识,为了防微杜渐,他把掌握了一定权力的人和有可能取得权力的人,全部视为潜在的政敌,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他要把潜在的危险消灭在萌芽之前。在这六次清洗中被杀的军、政官员总数近15万人。其中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仅仅因为地方政府为了应付朝廷需要的统计数字,有关人员携带了盖有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将修改后的数字及时填了上报。朱元璋便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职全部处死,副职以下官员则打一百棍后充军边疆。方孝儒的父亲方克勤当时任济宁知府,也因此而被杀。(当时全国有13个布政使司,141个府,192个州,1013个县);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仅仅因为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伙同他人贪污,便对被告刑讯逼供,并以“藏贿于民”为借口,将六部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和富裕户被杀者8万多人。值得指出的是,在此案中被杀者的罪状,判决前都没有公布,更没有宣示罪证。案件结束以后,该案的主审法官吴庸又被朱元璋为“以平民愤”而处以磔刑;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文武官员在5万人以上;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中,京城各军府、卫所的各级军官近两万人被杀。这近两万人,也是在被杀之后才罗织罪名的。朱元璋到了晚年,为消除对朱家政权的潜在危险,在诛灭异己时,宁可错杀,不让漏网,杀人连借口都不找了。明初的所谓“四大奇案”,可以说,无一不是冤案。洪武末年的官场,有幸存活下来的,只剩一些奴才和走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朱元璋对军官的滥杀,为朱棣后来推翻朱元璋指定的接班人朱允文创造了条件。

  朱元璋大刀阔斧地干完这几件大事以后,人人谨言慎行,个个如履薄冰,整个中国万马齐喑,波澜不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景象。朱元璋自以为奠定了朱家政权万世长存的基础。可是,事情并没有沿着朱元璋所设计的方向发展。正是他的这些铁腕措施,使得他的儿孙们个个穷奢极欲,为所欲为,只知享受,不知天高地厚,并且一代不如一代,每况愈下。号称大明帝国的庞然大物,终于被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李自成所推翻,被满清所取代。

  有人说,朱元璋最痛恨腐败,是惩治腐败最力的皇帝。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对明朝的史料稍作浏览,就不难发现,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以权谋私者,是最大的腐败分子。《明史》载,朱元璋“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他的登基典礼,他以及他的后妃、王子的生日、葬礼等庆典活动,其奢华程度之高,铺张浪费之大,动用人数之多,仪式之复杂繁琐,为汉晋以来所未有。他的儿子全部封王,王并不仅仅是一个头衔,一个荣誉称号。王的权力和待遇不可小觑。明朝对王的待遇有这样的明文规定:每个王每年的俸禄为10000担大米,国家给他提供官邸并配置武装警卫人员。警卫人员的数量最少的为3000人,多的达19000人,警卫人员的费用全部由兵部(国防部)承担。王的服装、车骑、仪仗比皇帝低一等。所有的大臣不论职位多高,见了王都要下跪。王的大儿子称世子,世子的大儿子称世孙。世子和世孙穿一品官员(国家最高级别的官员)的制服。王的其他儿子封为郡王,郡王的大儿子称郡王世子。郡王世子的大儿子称郡王世孙,他们穿二品官员的制服。王所有的儿孙都授给军衔:儿子授“镇国将军”,孙子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授“奉国中尉”。王和他的子孙们的俸禄终生享受,去世时,丧葬费用由国家开支。可以看出,王是凌驾于所有官员之上,不受任何官员管束的特权人物,实际上是仅次于皇帝的小皇帝。封建时代,妇女不得做官,朱元璋的女儿没有封王,但可以享受儿子一样的俸禄。明朝的官员分九等,最高的为一品(宰相一级),俸禄是1040担,正七品(知县)的俸禄是90担,最低的九品,俸禄是36担。朱元璋一个子女的俸禄相当于10个宰相、或110个知县的俸禄。朱元璋共有42个子女,有学者曾经计算过,这42个子女的俸禄加起来,超过了全国全部官员俸禄的总和。在所谓的“反贪”行动中,朱元璋杀了数以万计的贪官,但他的儿孙一个都没有因贪污和贿赂受到过任何处分。诚然,朱元璋确实杀了不少贪官,但他所杀的贪官仅仅是他所杀掉的全部人数当中的极小的部分。并且他惩贪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是实行恐怖统治的实弹演习。朱元璋的惩贪,与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沾不上边的。那个时候国库里的银两,除了用于强化专制统治的国家机器以外,就是供朱元璋家族挥豁,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除了杀人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朱元璋是一个惩治腐败最力的皇帝?

  有人说,朱元璋最同情劳动人民,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相反的根据倒是很多。朱元璋从来就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跟随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开国功臣,除了汤和因全身瘫痪并失去说话能力而没有被朱元璋杀害以外,其余的全部被他处死或逼死,并且大多数是满门抄斩。在“空印案”中,他把全国各级政府的一把手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杀掉。在“郭桓案”中,不但把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杀掉,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凭空制造了一个“藏贿于民”的借口,将全国各地的“富户”财产抄没、户主处死。这是真正搜刮民财、公开抢劫。能够干出这种事来的人,哪里还有人性可言?可以说,朱元璋是一个嗜血成性、杀人如麻、人性丧尽、近于禽兽的人物,是一个最无耻、最残暴的暴君。在这样的暴君身上,找得到一个同情心的细胞吗?

  朱元璋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也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他人性缺失的本质。据史料记载,朱元璋除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外,内宫还置有数千宫女供其玩乐。这些宫女全部是从民间强行选征来的。朱元璋的这一基因,代代相传,有名的《游龙戏凤》和《拉郎配》,就是发生在明朝的真实故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于朱元璋称帝前8年,但朱棣的生母是谁,连朱棣本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搞不清楚。这足以说明,朱元璋远在称帝之前,就妻妾成群,多得乱套了。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朱元璋死后,竟用活的妃嫔殉葬,这是战国时期就已经废止的残无人道的野蛮行为。朱元璋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乐。

  朱元璋陵墓工程之浩大和精致,也是世所罕见的,其地面建筑的规模远远超过秦始皇陵。

  朱元璋的所作所为表明,朱元璋是一个极端自私者,是一个最大的腐败头子,是一个丧失人性的暴君,他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灾难,他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是一个历史罪人。

  至于朱允文,由于他在位总共只有三年,而这三年他一直在为保全自己的皇位而疲于奔命,无暇他顾,其作为,其政绩几乎不值一提。但从他的心路历程来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而不择手段则与朱元璋是毫无二致的。朱允文是朱元璋的孙子,懿文太子的儿子。由于太子早已去世,朱元璋一死,他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时年21岁。他在继位之前,虽然不存在“希望与困难同在”,却有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问题。他的一些称王已久的叔叔,个个权势熏天,飞扬跋扈,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角色。有的对他的指示不屑一顾,有的甚至对他的声誉和能力公开表示质疑。他们随时都可能挑战他的皇位。朱允文还是皇太孙时,就曾担心地问过黄子澄这样一个问题:“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朱元璋去世时,他就担心他的那些叔叔如果会聚京城,就有可能闹出事来,便下了一道诏书,要“诸王临国中,毋奔丧,王国吏民悉听朝廷节制”,并称这是朱元璋去世前的遗诏。继位之后,朱允文急不可待地把“削藩”列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建文元年,在半年之内,便以谋逆罪把周、代、湘、齐、岷五王废为庶人。以至“削除诸王大权,引起诸王震恐,人人自危”。当年七月,燕王朱棣即以“靖难”为名公开发兵反叛,拉开了夺权与反夺权大战的序幕。战争持续了三年,激烈而残酷,双方死伤几百万人,最后以朱棣夺取皇位、朱允文自杀而告终。

  朱允文在这场“卫国战争”中有一件事颇值一提。齐泰、黄子澄是朱允文最信赖、最得力的两个大臣,这两个人对他忠心耿耿。但当他需要他们时,便委之以重任,当他打不过朱棣,想与朱棣媾和时,就按照朱棣的要求把他们撤职。如此反反复复,他们两个人于是几起几落。表面上看,齐泰、黄子澄很受朱允文的敬重,但实际上在朱允文的心目中,齐泰、黄子澄无非是一件简单的工具、棋盘上的卒子而已。

  那么,朱棣怎么样呢?在想当皇帝、专制独裁和要让子子孙孙永远当皇帝这一点上,他与朱元璋并无二致。朱棣当上皇帝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什么都不怕,就怕朱允文复辟。由于朱允文一直下落不明,他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搜了两年,仍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于是不惜耗费巨资,派遣太监郑和带领数以万计的人马和几百艘舰船,几下西洋,到国外查找。查找朱允文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朱棣去世。朱棣身上的人性细胞有多少,看过方孝儒一案,心中就有数了。

  朱元璋是中国皇帝的一个典型代表。中国皇帝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是极端的独裁专制者,都是把国家据为己有的极端自私者,都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者,都是穷奢极欲、荒淫无耻者,都是想子孙万代永远当皇帝奴役百姓者。皇帝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人们效忠吗?这样的人的意旨值得无条件服从吗?国家的政权值得由这样的人世世代代掌握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然而,方孝儒的主义恰恰就是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肯定!

  方孝儒出生于1357年,朱元璋当皇帝时,他已经12岁了,他父亲被朱元璋处死的时候,他27岁,朱元璋死的时候,他42岁。他曾几次面见朱元璋,可以说,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他是亲见亲闻甚至是亲历的。他对朱元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一般而言,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对朱元璋这种人是会非常反感的。可是。方孝儒对朱元璋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死心塌地地忠于他。可见方孝儒忠于朱元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觉得朱元璋是个好人,或者觉得朱元璋做了好事,对朱元璋有什么好感,而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是一个皇帝。是什么促使他不分好坏、不分善恶、不分美丑地盲目效忠于皇帝呢?是他思想深处的那个主义。这个主义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毒化了他的神经,使得他不可能从道德的角度、人性的角度、人民利益的角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去审视、去衡量身为帝王的人物。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方孝儒的那个主义不是崇高的、不是伟大的、不是正确的。相反,方孝儒的这个主义,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主义,是开历史倒车的主义,这个主义,应该全部否定。由此,我们发现,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主义,并不是所有的主义都是崇高的、伟大的。并不是所有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而献身的人都是英雄。世界上有崇高的、伟大的、正确的主义,也有错误的和邪恶的主义。为坚持错误和邪恶的主义而献身的人,要么是魔鬼,要么是笨蛋,绝对不是英雄。

  方孝儒对他所信奉的那个主义之所以如此坚定不移,与中国封建时代的愚民教育是分不开的。纵观中国历史,没有哪个开国皇帝的宝座不是用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夺取的。但没有哪一个开国皇帝愿意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是用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夺取而来的。他们总要编造出一些离奇的神话或冠冕堂皇的理论,说帝王是神的使者、龙的化身、天之骄子,世之奇才,是英雄,是豪杰,是圣贤,是救星。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自上苍,来自神授,帝王为所欲为是奉天承运,是替天行道,是普济众生,是为国为民。帝王们编造这些谎言、这些奇谈怪论,目的就是要所有的臣民从思想上承认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是合理合法的,是天经地义的。使臣民对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以及对他们的胡作非为不致质疑和反抗。臣民必须绝对忠诚于皇帝的说法,就是从这些奇谈怪论中衍生出来的。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皇帝放一个屁都是圣旨,老百姓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理论最符合帝王的利益,起到了帝王利益守护神的作用。历代帝王给它披上真理的外衣,不断地把它强化,把它规定为臣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把它编成教科书,制作成腐蚀人的精神的乳汁,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灌输给所有的臣民。在谎言与棍棒的交互作用下,在立体交叉的、连续不断地浸染和熏陶下,众口销金,三人成虎,久而久之,这个愚民的理论终于成了封建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信奉的一种主义。方孝儒是喝着这种乳汁长大的,最后成了这种理论的身体力行者。

  朱棣登基之时,是坚决反对方孝儒所信奉的这个主义的。在朱棣看来,这个主义是一钱不值的狗屁。不但一钱不值,而且反动透顶。朱棣认为谁有本事打天下,谁就可以坐天下。朱棣信奉的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主义,是刀把子里面出皇位的主义。朱棣还认为,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江山是朱家的江山。谁当皇帝,完全是我朱家的私事,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义,连小义都谈不上。但朱棣是不是自始至终地反对那个主义呢?当然不是。他当时如果不反对那个主义,他就不能“合理合法”地当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这个主义就不能再反对了,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还要让它发扬光大,要臣民奉为圭臬,谁也不准对它说三道四。

  方孝儒所信奉的那个主义,是帝王们创立的,这让人感到帝王们很有创新精神。但把它推翻、砸烂的也是帝王,这又使人觉得帝王们也富有革命精神。矛盾吗?不矛盾。不过,此帝王不是彼帝王。创立这个主义的帝王是已经当稳了帝王还想继续当下去的帝王;而推翻、砸烂这个主义的帝王是暂时还没有当上帝王而想当帝王的准帝王,即推翻前代帝王并取而代之的后代帝王。后者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开国皇帝。明成祖朱棣,可以说是明朝的第二个开国皇帝。由此可以看到,帝王们是实实在在的功利主义者,同一件东西,自己用得着或者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给它贴上正确、美好、甚至神圣的标签,高高祭起;自己用不着或觉得对自己有害的时候,就给它戴上错误的、丑陋的、邪恶的帽子,随手扔掉,以至彻底砸烂。有趣的是,帝王们这种出尔反尔、朝三暮四的行为,常常被人们冠之以“政治头脑”、“政治魄力”、“领导艺术”等称号。

  主义,魔术般的主义!

  不久前,看到一篇谈齐奥塞斯库的文章,发现此公深得中国帝王之遗风,堪称玩主义于股掌之间的高手。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的前共产党总书记,是一个满口馬列主義,从头发到脚指甲全都用“人民”、“革命”、“社會主義”和“共产主义”包装了的人物。罗马尼亚在“选举”总统时,他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以“百分之百”的得票率当选。在齐奥塞斯库当政的日子里,罗马尼亚的所有传媒,无不对他歌功颂德,无不声称他是无产階級的先锋战士,无不声称全体人民对他无比忠诚和无比热爱。可是,集党、政、军、文、财、法大权于一身的齐奥塞斯库,其政权在人民觉醒之后,几天之内就轰然倒塌,土崩瓦解。齐奥塞斯库立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若大的罗马尼亚,他竟找不到一个藏身之所。他的那些“光辉著作”立即成了人们的笑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以后,人们发现,“人民的儿子”、“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齐奥塞斯库除了有豪华的官邸外,还拥有多处别墅,他的卫生间里的有些器具,竟是用纯金制作和装饰的。他口里喊的是建设社會主義,批判修正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号召人民为无产階級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艰苦奋斗,自己享受的却是资产階級挥霍无度的生活。

  当然,方孝儒是个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害人者。方孝儒的悲剧能避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他如果不触怒朱棣这头野兽,朱棣的兽性就不会如此疯狂地发作。就不至于有八百多人惨遭屠殺,几千人被千里流放。如果方孝儒能够为这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着想,如果他能牺牲自己的“名节”,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不致这么严重。悲剧发生与否,完全在他的一念之间。

  决策者在必败无疑的情况下,选择投降不是耻辱,是明智,是善举;反之,是愚蠢,是犯罪。方孝儒在需要他进行选择时,他作了最坏的选择,他犯了罪。

  方孝儒维护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他死于两个封建专制者之间的一场火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殉道者。他的死,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方孝儒不足道,他所信奉的主义更不足道。

  方孝儒的那个主义叫什么?叫封建专制主义。

  作者:汤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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