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勇:传统文化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自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满清王朝的军事防御显得不堪一击,国防脆弱的困境促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开始努力学习西方,开展“洋务运动”,发展工业,以提高军事力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是“洋务运动”并没有是满清强大起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又输给了日本这个“蕞尔小邦”,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意识到光引进坚船利炮不行,重要的是坚船利炮背后的先进政治制度,中国要“变法”才能图强,因此有了“戊戍变法”;可是变法维新只进行了一百多天就遭到慈禧为首的保守派镇压而失败了,梁启超等人逃亡日本后反省失败的原因,总结出来的教训是:“变法”不仅要建构政治制度,还要从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性格的层面来推动根本的变革,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文化。从此,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就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

  尔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儒家文化与民主科学被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两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以西方民主科学为武器,对儒家文化展开激烈的抨击。在这一充满矛盾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最主要的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力量冲突:一方认为儒家文化不可能与民主科学融通结合,另一方认为儒家文化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开出通往民主科学的道路。直至今天,反传统力量对儒家的讨伐与现代新儒家们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都从未停止。

  在传统与反传统两种力量此消彼长、交锋砥砺过程里,始终令人困惑的是,为何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同样在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能够迅速崛起,而先于日本向西方敞开大门的中国却不行?有些观点认为日本早在幕府时期就已经通过居住在长崎的荷兰商人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和文化了,可是中国在清朝闭关时代不也允许西方商人在广州经商,不是也算接触到西方文明了吗?中日两国同途殊归,两者现代化的成败,关键是真的在于深层文化因素吗?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儒家文化中的忠义观念和家族观念,被不少学者视为日本成功现代化和经济崛起的内在因素,他们认为日本现代化的成功肇因于传统因素的转化,因为忠诚和孝义观念能转为现代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成为“联结民族社会的坚强纽带”。例如,日本德川时代的“家”意识转化为现代公司的集团意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传统“武士道”的效忠精神也转化成为公司等一些群体的效忠,有利于成员对公司的向心力。所以日本企业员工较西方国家的产业工人更加忠诚于所服务的企业,企业亦如家庭一般使员工更加有归属感,因而工作也更加努力。(具体论述可参见《日本第一》,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著。)

  可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度看,同样存在于儒家文化中的忠孝观念,在反传统的语境中常常被视为捆住个体人格的封建锁链,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工业文明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绊脚石,因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有自由的个体、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优化配制系统,民主政治的成长又依靠成熟的自由经济体系,而传统忠孝精神与家族观念恰恰与此相悖。

  同样,儒家经典中“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和“道在庸常日用中”的实用主义思维,在中国反传统论者的眼中被贬抑为脱离真实生命的泛神论和缺乏纯理思辨价值、只是偏重经世致用的低水平思维,足以养成圆滑、庸碌的国民性,却难以导出现代科学;可是,一模一样的儒家教义,如果放在如何解释日本成功走向现代化的语境里,很可能就成为“刚健坚毅”、“积极入世”和“善于灵活变通”等优质禀赋的来源。

  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中日两国传统伦理中以“忠”和“孝”为基调的同质因素有意义相反的多重解释?在这矛盾重重的解释中,到底儒家文化扮演着什么角色,是否能转化为蕴育现代性的土壤?追根究底,中日两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当中的确存在着异质因素:

  日本人是以忠君为最高道德准绳,为了效忠于主君,不仅在必要时剖腹自杀,还要牺牲亲人,献出亲人的生命,在封建社会中的武士,当面临忠与孝的冲突时,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孝”而选择“忠”。(新渡户稻造,《武士道》)甚至认为“武士道”把义务和爱合而为一,是其高尚之处,说什么“连动物也能够出于本能的爱去死,就连收税人也会去爱给他们的爱以相应回报的人,而武士则与二者有根本的不同”云云。

  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是以“仁”和“孝悌”为最高道德准绳的,忠义次之。孔子说,“仁”就是“亲亲而爱物”,关爱亲人而后泛爱外物,“政”就是“孝悌”,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周易·序卦》也说:“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还有《论语》中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等等,都说明了君臣关系的“仁”和“忠”都是来自于家族关系的“孝悌”,在中国伦理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这一点看,中国人的伦理观念较日本人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更接近于西方的个人主义。

  如果西方个人主义思想是民主政治的来源,那么当我们以此为标准来检验日本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的时候会发现,中日两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存在的差异就在于中国的政治伦理观念比日本更加接近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

  然而近代中国的衰败已成无法改变的历史,日本虽然有着炯异于欧美个人主义传统的伦理体系,却迅速走上了强盛的道路,并以强悍的武力践踏了整个亚太地区,一直到二战结束,盟军占领日本之前,日本都还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农兵制国家。

  中国文化中的“孝悌”观念和实用理性虽然看似更加世俗化,更加接近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却没有在近代中国导出开明政治,而处于两个极端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和日本武士集团意识,却都能作为现代化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至此,我们不得不做出如下判断:基本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和民主政治之间没什么关系。就连所谓民主政治的文化根源——个人主义传统,都是值得怀疑的。一般来说,民主政治指的是由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倡导,旨在以制度的形式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权利的贯彻落实的价值体系与制度建构,说白了就是“不信邪,不怕鬼”,挣脱宗教势力的束缚,张扬个性,尊重个体价值,高举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实现诸如“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权利。可是,伴随着以反叛宗教统治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而来的个人主义思想真的算得上民主政治的基石吗?希腊城邦政治是民主政治的老祖宗,英国大宪章是近代民主制度的雏形,美国宪法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成熟模型,可是,这三者跟反叛宗教统治的精神似乎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希腊城邦政治是年代久远的东西;英国大宪章是贵族与国王之间互相妥协的产物,其产生的时间也在文艺复兴之前;美国的民主是出于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反抗,如果说其背后有新教伦理精神,那美国新教伦理的意义也只在于背叛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宗教精神本身的革新,清教徒也仍然是忠于上帝的,只是越过层层教会的控制,直接对上帝负责。法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倒真的是充满启蒙运动精神,可是这场革命表面上反专制,实际上摧毁了民主。

  尽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充分保护个体自由的政制确实有利于孕育出丰富的创造力,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国家竞争力,可是那保护个体自由的政制是否必须建基于个人主义文化是值得存疑的。如果硬要说西方的政治文明就在比东方有更多的个人主义传统,就太过于武断了。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指出:中国比美国更加“个人主义”。因为中国虽然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但实质上整个帝国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家庭之外;而美国人虽然视“个人主义”为一种“完美的品德”,反对中央集权主义,却自愿服从各种中介社会组织的权威,包括专业组织、社区团体、教会等,他们是社团主义的支持者,美国社会也普遍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

  可是说到社会信任度,谁又能断言中国社会历来没有高度信任和社团主义,在毛泽东时代不就曾经有过风风火火的农村公社和1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壮举吗?

  关于传统文化的不同阐释永远没有止境,传统文化到底在历史进程中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往往是由后人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塑造出来的,说得难听点,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和历史一样,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如列宁所言,面对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我们应该思考是,先秦、宋明的儒家老夫子们那些遥远的议论是怎样塑造了当时的历史,这些乱纷纷的历史又是如何叠加到我们的头上来。看穿历史风云,就可以避免在未来的道路上重蹈覆辙,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绝不能奢望先哲前贤能够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教导我们如何设计未来,现代化的道路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摸索寻找。现代新儒家们还在死心不息重复挖掘老祖宗那几副腐朽的棺木,试图从中找到现代化的秘笈,不是太高估了老夫子们的历史功绩吗?

  中国儒家文化就像一座远古的城堡,后来的朝圣者可以前往瞻仰观摩,或者当成艺术品来鉴赏,也可以不时发一下思古之幽情。但是,这座城堡只是静静地伫立在背后,我们可以看,也可以不看,我们身上的包袱已经太沉重了,风雨兼程、披星戴月地赶路很累,没多少闲情逸致去背诵之乎者也。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为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而争拗、斗法,也没必要搞什么“上午之乎者也,下午声光化电”的浮面折中,更没有必要绞尽脑汁以民主与科学为轴心来“调整”(accommodationandadjustment)孔仁孟义,那都只能无休止地制造冲突,造成内耗,拖缓前进的步伐。历来关于文化的争斗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文化大革命”已经给了我们无比惨痛的教训。

  记得周作人说过:“我们平日喜欢日本文化,虽然懂得少数贤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个国民上我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而且这种文化所表示者往往与事实背驰,我们即力加辨明,在常人看去难免以为是诳语耳,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终于谜似的不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是清谈而已,我既声明不懂,就此结束管窥,正是十分适宜也。”(周作人《日本管窥》)

  周作人这里讲日本文化只是清谈,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余杰说周作人的日本论“处处真知灼见”,果然如此,这可算是最精辟的一句了,以“声明不懂”道出了文化论的尴尬,固然令人感叹唏嘘,然而比起今天某些学人装腔作势读经典的态度来,可真诚多了。

  作者: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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