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勇:武士道的虚妄

  公元10世纪,随着唐朝的衰败,日本王朝仿制唐律的律令制也逐渐松弛,进入新兴贵族藤氏掌握实权的摄关政治时代。律令制瓦解后,天皇不再掌握实权,地方庄园的庄主成为地方统治势力,各自培植武力组织,即由“家子”(同族子弟)和“郎党”(随从)联合而成的武士团。他们在相互斗争中发展壮大,形成武士阶层,进而削弱中央贵族权力,打下了武士政权的基础,形成武家社会,一直持续到1868年幕府灭亡。

  以武士阶层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武士初时是以效忠于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而存在的,武士对主君无条件地恭敬服从,尽忠是至高无上的训条。所以,武士必须牺牲一切,死心塌地为主君履行义务,报答主君的恩义。可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八百多年来对领主、地头的忠诚,如何能够迅速转移到天皇的身上呢?欲解开其中的奥秘,不得不从头来检视日本武家统治史上形成的的所谓“武士道”的内涵和实质。

  由于武家统治在日本持续了近九百年,所谓武家文化——“武士道”,对日本古代以及近代社会都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述及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武士道”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堂。“武士道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道理,概括言之,即武士训诫,也就是武士按照其隶属的阶层不同而必须尽到的不同义务”。(〔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傅松洁译,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三页。)其实,“武士道”并不是封建历史上存在的词汇,而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回顾总结封建时代武士阶层的道德规条、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核心精神所提出的概念。

  由于“武士道”并无成文法典,所以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总结其内涵、外延时难免杂糅很多民族情绪,以至于盲目夸大美化其历史意义,歪曲解释其精神本质,而对所谓武家文化的陋规、积弊、及其思想流毒视而不见,反称其恶臭为香美。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起源于佛教、孔孟之道、儒家经典和神道教,因为佛教的“心境平和”、“对命运温顺的态度”、“卑生并亲死”的心情给了武士道以启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秩序则是武士道最大的道德渊源。以上穿凿附会的无厘头式的结论不知道是如何得出,是如何把“武士道”与佛教、儒家思想扯到一块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怜蚁惜蛾”的佛教思想不知如何启发了好血嗜杀的武士道,“亲亲而爱物”、“孝悌为先”的儒家伦理秩序不知如何变成了以死心塌地当奴才走狗为荣的武士道,这些简单粗糙颠三倒四的攀附令人莫名其妙,不过诸君且看他的武士训练法,自然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武士就应当把儿子放入艰难险峻的环境中,才能让他们完成有如西西弗斯般的苦役……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所——如刑场、墓地、凶宅等处。少年们甚至热衷于这种游戏,在执行死刑的时候,当场观看那可怕的场面,过后,在黑板里单独一人到白天的刑罚执行地,在砍下的头上留下一个印记后再回来。”(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

  诸君领教过以上训练武士之道后,除了骇然想起日军在南京大屠殺中令人发指的砍头竞赛之外(有关百人斩的记载),不知还能做何感想。而新渡户稻造竟说这一切源自于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这种以变态为勇武,以血腥为美感,以凶残为坚忍的信条不知出自哪本佛教经文、哪套儒家经典。即便非要凭此以“知死”、“刚猛”来标榜整个日本民族,也仍然未免夸大其词,在日本历史上固然出现过一些好血好勇、死心塌地当奴才的死士,可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客豪杰、英雄好汉、忠臣义士多如银河沙数,又岂是日本武士所能望其项背。

  说“武士道”出自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倒是可以一拍即合,神道教是个追求现世的自恋狂式的宗教,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因果报应”,没有“”没有“”连供奉在日本神社里祭拜的“神”,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神社里的神位除了素镜一面,空空如也,信众们伏地匍匐顶礼膜拜的,只有镜中的自己。大概如此一来还可以美其名曰“认识你自己”吧。但武士们偏偏又不是那么认识自己,战犯头子东条英机本是武士世家,他自己也说过如果失败就要用武士的方式来结束,日本战败后美军要逮捕他,按照武士道传统,他本应“切腹”才对,可他却想用枪来了断,结果举枪自杀还未遂,被抓起来审判,最终死在绞刑架上。大反其常的还不止东条英机一个,十四个甲级战犯中,十三个是武官,都没有一个是“以武士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好血好勇”、“亲死卑生”的武士精神到了展示“大无畏”的关键时刻竟如此狼狈,这又算哪门子的武士道呢?

  这种笑话还不止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军组建了执行自杀式飞行任务的所谓“神风特攻队”。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分子将这些军国主义的替死鬼美化成为天皇效忠的英雄。如今,据英国《卫报》2006年3月1日报道,一位当年侥幸逃生的日本前“神风特攻队”队员、82岁的滨园重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有人说我们是自愿飞行,这完全是谎言。军部领导认为把这解释为飞行员的自愿行为要比说成是强迫行为好得多”。他在最后的遗言中写道:“妈妈,这将是最后的遗言。只剩下数秒钟了。那种认为我们笑对死亡的说法是一个神话。”对于右翼势力经常美化日本空军“神风将攻队”,《朝日新闻》主编渡部恒雄说:“他们说这些日军敢死队员勇敢并乐意去死,并在死前高喊‘天皇万岁’,这完全是个谎言。他们其实是待宰的羔羊,每个人都在犹豫不决。其中有些人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是被宪兵们推到飞机上去的。”如果新渡户稻造还没死的话,他大概还是“武士道”掰开两半,将这种尴尬的事情解释成勇敢活下去的“士道”吧,可是“勇敢”不足,“猥琐”有余,又当如何?难不成还是要回到佛教和儒家文化去扯一块遮羞布?

  当然,说“深受佛陀菩萨垂迹影响、广沐汉祖唐宗仁政恩泽”的日本神道与佛教教义、儒家思想没有一点关系似乎不太合适,只不过,主张善恶有报、因果轮回的佛教被日本人改造成了追求现世利益、承诺净土、保证往生极乐的“新佛教”,连拒斥名利的禅宗来到日本后也变成了养生保命的静坐健身法,在如此现实的宗教观念下,还有什么恶行不能为?在日本幕府统治的历史上,德川将军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娶尼姑庵的住持来当侍寝的御台所(将军夫人),这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历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说到儒家思想就更妙了,孔孟的仁心义性德行被抛弃的一干二净,徒剩一堆繁文缛节。美国皮里博士在《日本的真相》中提到:如果你让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在虚伪和失礼二者中间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虚伪。而新渡户稻造博士则心有不甘地自我辩护道:比如日本人对一些问题的虚伪回答,如“你是否喜欢我?”或者“你是否有胃病?”,他会毫不犹豫地虚伪地说,“我很喜欢你”或者“我很健康,谢谢”,有教养的美国人也会这样做的。

  看来,新渡户稻造似乎混淆了善意的谎言和以善为名行凶作恶的区别,不过,他的混淆思维恰恰与日本人缺失仁义核心的礼法规则是一致的,全然抹煞了形式背后的正义与邪恶之分。

  在内在良知的制御缺失的同时,也强化了外在礼法的约束,所以表面的“失礼”,不能按照礼法秩序行事,便被视为“耻辱”,是日本人生活中的大忌,哪怕内心歹毒阴暗,表面上也必须遵行礼法,否则就会觉得没有面子,没有尊严。同样的道理,只要外化的行动表现为符合礼制规范,则无论其动机和目的多么险恶,都可以堂而皇之为所欲为。所以明知是罄竹难书的侵略史,却要美化为“亚洲主义”、“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明明是强奸和性暴力,却要掩饰为“慰安妇”,明明是掳掠奴役中国劳工,却硬说他们是自愿的合同工,明明是强占了钓鱼岛,却还是要拿所谓的“旧金山和约”来遮羞,等等。孟子说,人天生皆有“四端”,其中一端就是“羞耻之心”,黑格尔说,羞耻心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自走出动物的范畴始,于步入文明史之前的蒙昧时期,便已有了“羞耻之心”,也由此可见“耻感”并非日本民族特有的德目,不同的是,最原始的外在道德价值“羞耻心”在日本社会里成了最高的德目,而且由于一直停留在表面上,没有经过内化转为心灵本质,于是最终成了唯一能约束外在行为的礼法规则。

  作者电子邮件:tdl2008(at)yahoo. com. cn

  作者: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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