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全 程东坡:唐太宗唯才是举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我封建社会的光彩夺目的一幕。形成“贞观之治”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唐太宗善于用人和善于发现人材,却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贤不弃仇唯才是举

  公元六二六年,李世民一当上皇帝,就向他的臣下申明他用人的规矩是:“设官分职……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贞观七年,他再次申明:“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不论远近、亲疏、新旧,乃至昔日之仇敌,唯才是举,量能授官。这就是唐太宗用人的基本政策。

  魏征在我国历史上素以犯颜直谏、刚直不阿著称。他曾是李世民的政敌,投唐以后,他当过太子李建成《李世民的哥哥》的洗马官,还劝说李建成早点把李世民除掉。这种情况,在他的对头当了皇帝以后,一般说是很难幸免于难的。但是,李世民不因仇弃贤,在他登基以后,却提拔魏征当了谏议大夫和侍中。一直到死,他都是唐太宗的左右手。魏征先后陈谏二百余事,匡正唐太宗的错误,以敢于摸逆鳞而受到唐太宗的青睐。甚至在他活着时,唐太宗就曾慨叹道,自己取天下主要是房玄龄之功,治天下更是得魏征之力。他死后,李世民痛心疾首,亲制碑文,说自己丢了一面“明得失”镜子。唐太宗如此赏识魏征,是因为他看中了魏征忠直不二、以社稷为重的品格,以及精于事理的才干;魏征所以能在唐太宗手下“大展宏图”,也是因为他看出唐太宗从谏如流,励精图治。正如他向唐太宗说的:“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在李世民平定海内、争夺天下的战争中,唯才是举的方针就已在积极贯彻。李靖、尉迟敬德等战功卓著的骁将,都不是李世民的元从宿卫,但却都得到了他的重用。慰迟敬德既在隋朝任过朝散大夫,又当过割据一方的刘武周的偏将。投降唐朝后,因同降的人中有的叛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怀疑他会叛变,将他囚禁,有些人说他骁勇绝伦,建议李世民把他杀掉,以绝后患。李世民却说,敬德要是打算叛变的话早就叛变了,立即释放了敬德,而且赐以金宝。李世民对敬德说:“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这时,王世充与李世民大战,世充部将单雄信直逼李世民,幸而敬德跃马大呼,将单雄信刺下马,李世民才幸免于难。从此,李世民对敬德更是深信不疑,宠遇日隆。

  李世民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也都来了。因此,“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从这一认识出发,他选择人材又十分小心谨慎,决不滥封官员。贞观元年,中央机构的文武官吏才六百四十三员。这样一支干练的官吏队伍,为唐太宗成就事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赏不私亲

  罚不阿贵

  有功则赏,有罪必罚,赏罚严明,历来是那些有作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驾驭臣下的主要手段。唐太宗本人就说过:“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但这一方法要运用得当,尤其是赏不私亲,罚不阿贵,却并非易事。

  李世民曾被他父亲封为秦王。他就是靠秦王府僚属力量夺得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刚一结束,这群人就一个个以功臣自居。公元六二六年九月,即玄武门之变后的三个月,唐太宗当面确定功臣的爵邑。太宗怕勋赏不当,又叫个人自报,“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首先起来反对:“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面对这样一个宗亲的挑战,太宗并未徇私赏赐,而是向他指出晋阳起兵后你虽然率兵先到,但并未亲临战阵;让你平定关东,你却全军覆没;刘黑闼军起你也是望风披靡。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定社稷之功,好比汉之萧何,理应功居第一。经太宗这样一说,诸将也就只好说:“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如果说赏不私亲还比校容易做到的话,那么要做到罚不阿贵就更困难了。长孙无忌是太宗文德皇后的哥哥,位居皇戚国舅之尊。他在一次被太宗召见时,竟然带佩刀入殿,看门官也没有发现,而带刀入殿是违背戒律的。国舅犯了法如何处置?一向善于诌上压下的封德彝,居然认为看门官未发现,罪当死;而犯法的当事者长孙无忌却是“误带入,罚铜二十斤”。这个极不公平的处分,太宗也表示同意,但却遭到了大理寺少卿(司法官)戴胄的驳斥。戴胄认为,如果说无忌是误带入,那么看门官未发现也应属失误。现在一个判当死,一个罚铜二十斤,生死天渊之别,怎么能服人?太宗感慨地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于是免除了看门官的死罪。

  知人善任各得其所

  唐太宗总结教训时说,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尽管是励精图治,但并不信任群下,一切自决,结果劳形苦神,还是不能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太宗认为:“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他用人方法是:“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太宗曾令封德彝推举贤才,而封德彝却久无所举。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是“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十分生气地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人治理国家,难道还要到别的朝代去借人吗?应当为自己不能知人而忧虑,怎么可以诬蔑一个时代没有人材呢!可见,唐太宗不仅相信人材就在当代,而且只能是:“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唐太宗非常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大旱,太宗叫群臣讨论对策,中郎将常何一下子提出二十多条建议。太宗很奇怪,一个不怎么读书的武将怎么能提出这么多可行的建议呢?一问,才知道是马周起草的。太宗马上派人去叫马周,亲自考察,发现真有才能,立即封他作官。常何因为推荐人材也受到奖励。

  为了随时掌握各地都督、刺史在官的善恶得失,太宗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作为罢免或升迁的依据,这可算得上煞费苦心了。

  几十年的共事和平日留心观察,使唐太宗对臣下的优缺点了如指掌,因而能“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使这些人各得其所,效其死力。房玄龄之多谋,杜如晦之善断,魏征之忠谏,李靖之将略,都未见用于隋朝,而在唐太宗手下,或运筹帷幄之中,或决胜千里之外,或显才文翰书墨,个个“大展宏图”,这与唐太宗和知人善任是密不可分的。

  《旧唐书》的作者在评论唐太宗用人时曾说:“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贤,不拘阶陛。”这里不乏封建史臣的溢美之词,但剔除这些褒奖之词,不拘一格选拔人材,的确是唐太宗用人的一大特色。

  通联:河南省西华县委政法委

  作者:刘忠全 程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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