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恶俗歌曲”之外的恶俗

  自从中国音协倡议抵制“恶俗之风”以来,不管事实上的“抵制”情况如何,社会舆论却显得如火如荼。尽管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但能够直面这样的现实,说明了目前中国范围内一些流行的时尚并非不可逆转。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民众对是非曲直的判别力完全超出了某些人的想象。不过,我相信这样的“抵制”也仅仅是嘴上的功夫,既没有提纲擎领的理论基础,又缺少深刻的社会文化反思,所谓的“抵制”,充其量不过是有些人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机会,以此表明自己的某种态度而已。

  一些不宜表明的心理当然可以不去说透,而对于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即使用“恶俗”来定论也毫不犯忌。令人颇为慨叹的是,今天的恶俗之风已经不是哪个行业的问题,如果以音乐界为起点去追根溯源,人们轻而易举就会发现,无论是演艺界还是学术界,凡是涉及到的社会文化领域,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流俗聚集点。只要回顾近年来对13亿中国人精神生活最具影响的文化事件就应该看到,易中天、于丹等人的走红,“超女”的大红大紫,以及由金庸武侠小说派生而出的武打片、帝王戏等等,是多么声势浩大。虽然粗看起来这些事件风马牛不相及,但只要以“恶俗”的标准考量,就不难发现横穿在其中的主线条正是大众文化。

  毋庸讳言,作为文化现象,包括网络歌曲的泛滥当然是迎合了国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几千年来,中国人总有个梦想,翘首期盼出现一个“好皇帝”,好让爱民如子的明君拯救自己于苦海,以期永享太平。每每大失所望之后,又会把愿望寄放在历史故事、歌谣等形式上而自娱自乐。这些年,康熙、雍正、乾隆等人的光辉形象在中国传媒大放异彩,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们的“勤政爱民”,恰恰忘记了这些专制者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任何被视为反抗者的劳动人民的种种罪恶。鲁迅说过:“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变迁,他的后代却望着一个个远去的王朝背影大加礼赞。学者们不辞劳苦,把历代封建帝王的功业和统治理论统统灌输到了受众的心田,这种不觉为奴的奴性,让人连叹息的心思都没有,只剩下瞠目结舌了。

  一个现代化意义的社会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既然可以允许有人崇尚自由,就应该允许有人热衷为奴。何况国人素有宽厚仁德的教养,如果失望于朝廷,则寄希望于替天行道的侠客出现,在臆幻中让他们除暴安良,伸张正义。司马迁因仗义为李陵辩护而入狱,痛感满朝同僚无人施救大声咒骂而遭宫刑,以致使他呼唤侠义,写《史记》也不忘为游侠树碑立传。嵇康的所为更富有创举,他看不惯司马昭的残暴,又深感无力扭转乾坤,把毕生才情全部用在了歌舞曲乐上,纵有“婉彼鸳鸯,戢翼而游”的靡靡之音,奈何《广陵散》韵律广为流传,遁世的结果却使他成了一代圣贤。

  不知道司马迁和嵇康的传记、音乐当时是否属于高雅范畴,至少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审视他们,诞生这样的文化经典有些悲怆之感,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既然是优秀文化,继承和弘扬就是义不容辞之举。就算《品三国》、《论语心得》与《广陵散》一样有奇技淫巧之嫌,“超女”、“选秀”等娱乐节目低俗无聊,那么时至今日,谁又能找出更适合当代国民口味的精神食粮呢?

  其实人们听歌看电视往往不会死抠文字,大多是取其大端注入自己的心思,借以抒发情感。这种借题发挥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社会道德滑坡、人心冷漠,向往幸福生活的心态积重难返;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纷纷得出教训,怪自己不够老成圆滑,爱憎分明的结果只能招致祸端,不如装疯卖傻,跟着俗流起哄也落个轻松自在。

  关于这样的话题,古今中外很多人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远的就不用说了,近期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说:“‘百家讲坛’本意就是给初二水平的学生看的,超过这个水平的人可以不看,但不要在那里唧唧歪歪。”也许陈先生与易中天有同病相怜之处,但他忽略了传播平台的作用,如果真是“给初二的学生看的”,把节目安排在“少儿频道”多好,何苦像商家推销产品那样当作品牌来推广?且不说大学教授为什么去讲初级文化的知识,一个具有几千传统文明的国度,其顶级的传媒机构拿初中二年级的知识在全国推广,并得以社会各界的追捧和称道,这样的社会文化水准真让人一声叹息。

  当然,学者的讲述以及网络歌曲等和电视剧、武侠小说一样,都无外乎是迎合社会心理之作,稍有心智的人也不会当真。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媒体把这些东西灌输给受众的时候,便成为了一种比“恶俗歌曲”更恶俗的旋律。如此这般,难说不会引导人们步入司马迁和嵇康那样的歧途。俗话说:谎话讲一千遍就是真理。所以这自然不能怪受众无知,既然想说的不能说,想听的不能听,也就只能对那些低俗的废话情有独钟了。

  来源:凯迪周刊

  作者: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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