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诗:中国人的姓氏

  1、原始之姓

  当今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而中国人的姓,又都是从父姓,即延续父亲的姓。这和当今日本人以及英、美人的姓(surname)大体上一样。然而,我们中国人最原始的姓,即王充在《论衡·诘术篇》中所说的“古者有本姓,有氏姓”的“本姓”(clan name),却和今天的情景恰恰相反,则是从母姓,即延续母亲的姓。这从“姓”的字形、字义、字音上,完全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姓,在金文中直接写作:“生”:“生”就是姓的本字。这仿佛同“夬”是“快”的本字一样。(见李镜池《周易通义》第85页,中华书局1981年9月第一版)由谁生的,即姓之本义。后来加了女字旁,更清楚地表明它的含义。而且姓的读音起初也读作“生”。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卷十六“姓”条云:姓,象形也,从生从囧 ,象人生所自出之门户也。你看,这个解释绝不绝。《说文》释姓亦曰:人所生也,从女,从生。

  由此可以推断,我们的祖先曾经历过原始公社氏族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那时的人们是随母亲姓的。由于当时每个氏族公社拥有一个共同的女祖先,全体成员都是她的后裔而随其姓。成年女子留在本氏族内而与其他氏族的男子实行群婚,因此,“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

  汉字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所以从汉字的一些字形上,还明显地暗示着我们的祖先,的确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古姓中的姬、嬴、姒、姜、姚、妫、妘、姶、姞、嫪等姓,皆少不了女字旁。这就告诉我们:最初,氏族成员姓什么,完全是按由谁生的女方来决定的。

  现在,我们可以给“姓”下一个定义了。早在远古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有了姓,它是氏族或部落的一种标记,是代表其共同血缘关系的,同一始祖母生下的子女及其后代,皆通其一姓。例如,周王朝始祖后稷,乃姬姓,这是恒久不变的族号。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里与其有血缘关系的鲁国、晋国、郑国、卫国、北燕、虞国、虢国、吴国、随国、巴国、息国、郜国、曹国、荀国、贾国、滑国、耿国、霍国、阳国、顿国、唐国、沈国等,统统都是姬姓。

  为了区别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姓,在姓名学中,我们把原始之姓称为“古姓”或“本姓”之外,又把它称为“族姓”,而台湾学者潘英在《中国上古史新探》中,又把“族姓”称为“姓族”,你说好玩不好玩。

  2、族姓的起源

  人的姓也好、名也罢,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看,那不过是人的代号。“姓”是氏族部落的代号:“名”是个人的代号。那么,人为什么要有这种代号呢?这问题似乎荒唐可笑,但是,细细考察起来却饶有兴趣。我们知道,人类进化到彼此间有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要进行一定的交往、活动,非得有一种称谓不可的时候,人的代号就产生了。鲁滨孙在无人荒岛上生活,曾遇见土人到岛上举行人肉宴,并从他们手中救出一个将要被杀的土人,作为自己的奴隶;为了和他交往,便为他取名“星期五”。人的代号的产生那是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产生的,应该在文字产生之前。

  而族姓的起源,当是原始社会的事。原始社会按其演变、进化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群时期、血缘家庭公社时期和原始公社氏族时期。原始公社氏族时期又包括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相继的历史阶段(见林耀华《原始社会史》第2页,中华书局1984年4月第一版)。依据现有资料推断,我国族姓的起源,大约在原始公社氏族时期的初级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阶段。虽然,原始社会没有文字,不像后来的历史诸阶段都有遗留下来的文献材料可资参考,但是,从我国上古时期保存下来的史料中,还是可以大致领略到有关族姓起源的一些情况。

  族姓起源之一,和个人出生的情况有关。人是在怎样的气氛或文化背景中出生的,他就怎么得姓。当然,人们的出生情况不尽相同,所得之姓也就有差异。夏禹是“姒”姓,那是因为母亲脩己吞食了薏苡而生育了他,所以夏禹姓“苡”。“苡”字也就是“姒”字。《史记》记载:商的始族契,姓“子”,也有一个传说:契的母亲是有娀氏的女儿,叫简狄,也是帝喾的第二个妃子。有一天,她和其他两个女子同到水边洗澡,忽然看到一只黑色的鸟生下一个蛋,简狄就捡起来把它吃了,结果因此而怀孕,生下的孩子,便取名叫“契”。那个蛋,古文称作“卵”,也就是“子”,因此契是“子”姓。至于舜的姓,是因为他母亲“握登”生他于姚墟,所以姓“姚”。尧姓“伊祁”也是“从母所居为姓也”(皇甫谧之语)。

  族姓的起源之二,是从祖先父辈的名字演变而来。《山海经》中的“氐羌乞姓”,就是袭用父辈的名字作为姓的特殊例子。据顾颉刚《史林杂识·氐》考证:“氐人”即“互人”,见于《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吕思勉《读史札记·鬼方考》说:“灵恝”的“恝”,“与乞姓之乞,音同字异”,只是同音而写法不同罢了。这就表明:“氐羌”是伯夷的父亲,又是炎帝的后代,本是“姜”姓,到“灵恝”以后,改用“灵恝”的名字“恝”作为儿子的姓,只不过“恝”写成了“乞”,便成了“氐羌乞姓”。

  尽管,这些资料很难梳理或甄别,读起来也颇费力,但是我们还是从中窥见了族姓起源的些许秘密。

  3、图腾与族姓

  所谓图腾,就是与一个群体或宗教集团有特别姻亲关系的一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并被认为它就是这一群体或宗教集团的神话般的祖先。图腾(totem)一词,原是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动植物,通常不能被那些认为自己就是这一图腾后裔的氏族成员所捕杀或进食。图腾崇拜的产生,应该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事了。那时,人们对图腾怀着极大的尊敬,相信氏族起源于自己的图腾,人死后灵魂也就会转化为图腾。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历过图腾崇拜的历史,中国也不例外。从近代的一些民族中仍可看到图腾的残余。例如,我国东北地区的鄂温克族的鄂伦春族,曾以熊为图腾。他们曾禁止猎熊、吃熊肉;后来此禁虽被打破,却依然禁吃熊脑、眼珠、心、肝等,因为他们认为那是熊的灵魂居住的地方。“熊”、“罴”、“貔、”虎“,大概都是氏族图腾的记号吧。同时,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的姓,往往就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只是由于遥远的图腾崇拜,早就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里,所以姓谱中的乔姓、熊姓、虎姓,是否源于以上之图腾,已很难确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伏羲,是风姓;此“风”字,即“凤”也。这在甲骨文和古书中均有佐证。卜辞中也常假借“凤”为“风”,特别是商代,“凤”、“风”两字就是一个字。那么,古人眼中的“凤”到底是什么样呢?《说文》释曰:“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像也:麐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啄,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由此可知,大昊的“风”姓,就是一种神鸟的图腾。

  商汤的母亲吞了燕卵(子)而姓“子”,其姓与玄鸟有关,所以商王朝的商族,就是以鸟作图腾的。《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商卜骨中,就有鸟字。而西周初期“殷矢氏”所铸铜器如“令簋”、“令彝”、“大 ”,都在铭文之末缀有鸟形族徽。《史记·殷本记》曰:“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惧。”可见,鸟神之威严,在殷人意识中极为重要。子姓的内涵,暗藏着鸟图腾的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

  林耀华在《原始社会史》中曾指出:“由于与母系制相适应的图腾崇拜在进入父系制后已被祖先崇拜所代替,因而图腾与父系氏族名称已无必然联系了。然而某些氏族名称仍然与图腾崇拜的对象如自然界的现象或动植物等有关。也许母系氏族所使用的名称,在转变为父系氏族以后还沿用下来。”(见其书第339~340页,中华书局1984年5月第一版)虽然,进入父系氏族制以后,图腾崇拜已经式微,但是一些残余形式还是保留了下来,商人的“子”姓就是最好的例证。

  4、褒姒何姓

  一提起周幽王所宠爱的后妃——褒姒,人们大都知晓幽王数举烽火、以博褒姒之笑的故事。然而,褒姒到底姓什么呢?如果认为褒姒应该姓褒,那就大错特错了。

  褒姒,实则姓姒。她是周幽王攻打褒国时,由褒侯献给周幽王的美女。

  原来,上古时期,无论男女都有自己的姓,即族姓;它当然是同一血缘关系的标志。然而,在人们的称谓中,男士并不称姓,但大家都能知道,那是隐藏在称谓之后的:屈原姓“芈”,孔丘姓“子”;而“屈”与“孔”非其姓也,只是他们的“氏”。只有女子与人们交往时,才要称“姓”。这一文化现象有着很特别的社会意义。

  姓,既然是一种族号,那么同姓就意味着同宗、同祖。殷商时代,虽已有不甚严格的同姓不婚的习俗,但总的说来,同姓还是可以通婚的。从西周开始,周人实行了严格的同姓不婚的礼制。《礼记》云:“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同姓不婚的制度化,的确是我国文明史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的祖先早就懂得了近亲血缘婚姻对后代遗传的不利: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左传·昭公元年》);

  “取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因此,周人结婚前首先要“男女辨姓”。例如,齐国的“崔杼”要娶臣属“东郭偃”的姐姐为妻,东郭偃就坚决反对:“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国语·晋语》)。东郭偃是齐桓公的后代,崔杼是齐丁公的后代;桓公、丁公同是姜姓,因此同姓是不能结婚的。姓,正是有着这种“别婚姻”的重要作用。女子嫁人只能嫁异“姓”男士;只有这样,人伦关系才得以尊重。

  战国以前,女子一嫁再嫁,她的“姓”始终不能变。秦穆公的女儿怀嬴(嬴姓),开始嫁给晋惠公太子圉(即怀公,姬姓),因此取名“怀嬴”;后来又改嫁晋文公重耳(姬姓),成为晋文公的妾,又取名“辰嬴”。不管她的称谓随她的丈夫怎样变化,但是母家之姓——嬴,是万万变不得的。

  由此得知,商纣王宠妃妲己,姓就是“己”;周幽王贵妃褒姒,那是褒国人,其母家之姓应是“姒”。

  5、黄帝赐姓

  远古的三皇五帝,常常赐姓给他们的后裔或臣民。赐姓的兴起,为中国姓氏文化的发达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那么,起初是依据什么来赐姓的呢?

  有的是依据出生的情况。《帝王世纪》载:皋陶生于曲阜。由于当时曲阜属于偃地,故赐皋陶之姓为偃。

  有的是依其德行而赐姓。少昊的儿子中,有一人有德业,即赐为曼姓。陶唐氏之后有叫“刘累”者,因其能畜龙,孔甲赐其姓为“御龙”。

  有的则是吹律定姓。所谓律,就是用竹管或金属管制作成的定音仪器。据说,吹律定姓肇自黄帝。那么,黄帝给哪些人吹律定过姓呢?汉朝的王符在《潜夫论·志氏姓》中说:“夫吹律定姓,惟圣能之。今民散久,鲜克达音律。”汉人已经难以通晓远古的音律,我们今天就更无从稽考。然而,黄帝二十五个儿子所得十二姓:姬、己、任、僖、依、酉、滕、箴、荀、姞、嬛、祁,其中总归有一两个是吹律定姓的吧?不管怎么说,吹律定姓这一传统,的确让后人继承了下来。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下就有一条:“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为京氏。”

  汉人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张、王、李、赵四大姓,乃黄帝所赐。但是,有人却持否定态度。高亨先生在《老子正诂》中谈到李姓时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无李姓。陈鼓应先生却不以为然:“在先秦典籍中没有提到‘李耳’,或由‘老聃’两字转出亦未可知。‘耳’和‘聃’字义相应。‘老’和‘李’古音同,‘李’姓或由‘老’姓转出,如荀卿转为孙卿。”(《老子注译及评价》第10页,中华书局1984年5月第一版))陈鼓应的考证较为慎重,也并非没有道理。另,金文中即有李姓,吴镇烽编《金文人名汇编》有“李廆壶”,李廆,春秋战国时期人(见其书第103页,中华书局1987年2月第一版);所以张、王、李、赵四大姓乃黄帝所赐,还不宜轻率否定。《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下》即有这样的话:“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

  以上就是赐姓刚刚兴起的一些情况。黄帝之下,代代自有后来人。你黄帝赐得,我曹操李世民朱元璋就赐不得吗?所以,二十五史中,赐姓之举随处可见,五花八门而蔚为大观矣。

  6、说 氏

  所谓“氏”,并非我们今天常说的此人姓张氏、彼人姓王氏的“氏”;这个“氏”是上古时期人们称谓中的一种特殊称号,而且在我国姓氏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战国以前,“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是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常把“姓”和“氏”混为一谈,致使后人越发分不清楚。

  姓,是向上追溯的族号,故称族姓。秦始皇嬴姓,是因为秦国始封的老祖宗“非子”早就姓嬴。此姓甚至可以追溯到商纣王的臣子“恶来”,以及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伯翳”(又作伯益),伯翳至非子已有19世纪之远。

  氏,则是姓的分支,是比现代家庭还要大的一种小集团的称号,并用来向下区别子孙的繁衍。例如,姬是周人之姓;鲁、蔡、曹、卫、滕、晋、郑、吴等诸侯国皆为姬姓。其中的鲁国,姬姓之下又分为后氏、众氏、臧氏、孟氏、南宫氏、公子氏……。子姓是宋国的姓,宋国子姓下面又分为宋孔氏、祝其氏、韩献氏、司马氏、鱼氏、怀氏、黑氏、桓氏……如此等等。

  姓则是千百年不变的,“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而氏的变化却很大,往往隔一两代或较短的时间就可能发生变化。春秋末年楚国的伍子胥,本以伍为氏,他在吴国被杀后,其子逃于齐,改为王孙氏。晋国的士会,开始受封于随,便以随为氏,称随会子;后改封于范,便以范为氏,改叫范武子。至于“士”氏,则因官当到“士”这个职位,才以士为氏。因此,春秋时期,父子不必同氏,一个人可以有几个氏,却只能有一个姓。因此,同氏,并不意味着同姓同宗。春秋时几个诸侯国里都有“孔氏”;宋国的孔氏属于子姓,其后逃亡于鲁,孔子即出于此一支;卫国的孔氏属于姞姓,《左传·哀公十一年》有孔姞可证;郑国的孔氏属于姬姓,乃子孔之后;陈国的孔氏却属于妫姓。

  姓是区别婚姻可否的重要标志: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因此,姓有同姓、异姓之别。氏,乃是身份显赫低微的重要标志。晋文公重耳氏“晋”,由氏法可知他是诸侯;鲁国大夫公子彄氏“公子”,便知他是高贵的卿大夫。女子称姓是为了“别婚姻”,男子称氏是为了“明贵贱”,所以《左传》记载的255年的历史中,已没有一个男子称姓了。到了后来,人们仅知道孔丘姓孔(实则氏孔),而不知道他真正的姓(族姓)是“子”,仅知道屈原姓屈(氏屈),而不了解他的姓实际上是“芈”。

  在姓氏学中,我们把“氏”又称为氏姓,以别于族姓。我们现代人的“姓”,也就是由氏姓发展而来的,这在战国时代便已确定。例如,今天居住在台湾省的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依然姓孔,正是承袭春秋时期孔子的“氏”而来的。

  7、氏 与 宗 法

  氏的兴盛,应归功于宗法制度的建立。自周武王灭商以后,社会等级愈加分明。周天子成了天下的宗主,自称是上帝的长子,是上帝赐给他土地和臣民,因此而行施所有权。他的王位便由嫡长子世袭,其余同姓诸子皆被分封为诸侯,并赐给大大小小的国土。诸侯的国位也由嫡长子世系,其余同姓诸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并赐有采邑。卿大夫也由嫡长子世系,其余同姓诸子被分封为士,也赐给更小的土地——公田。士下来是庶人,庶人也从士那分得土地,但仅能使用而不能占有。天子分封同姓诸侯以外,又分封异姓诸侯,诸侯在国内也分封土地给异姓卿大夫,卿大夫也把更小的土地分封给异姓的士。

  氏的体系的系统化乃至完备,正是同这种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左传·隐公八年》云:“胙之土而命之氏”,意思就是分封土地的同时,赐给他们氏。因此,得氏的人也是有身份的贵族。除庶人、平民无氏外,士、卿大夫和诸侯都有氏。

  周武王分封“微子”于宋,微子的后代便以国名“宋”为氏。诸侯本身即以国为氏,如鲁国之君即以“鲁”为氏,郑国之君即以“郑”为氏。国君之子称为“公子”,公子之子称为“公孙”。国君、公子、公孙都属于“公族”,公族统统以国名为氏。例如,《左传》中记载的“践土盟书”,对参加过这次盟会的诸侯的名字,是这样记载的:“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所谓“晋重”,即晋文公“重耳”,“晋”是其氏,“重”是其名字的省称:“鲁申”,即鲁僖公“申”;卫武,即卫成公之弟“叔武”,当时卫成公出居在外,其弟奉盟,叔武是公子,也就以“卫”为氏。其余可类推。然而,公族也只包括各诸侯国国君的近亲三代以内,而公孙之子就不属于公族,当别分为一支。由于公孙之子离其祖父已经很遥远,便以祖父的“字”为氏。例如,宋桓公的儿子“公子目夷”,字子鱼,其孙公孙友,公孙友的儿子就用他祖父公子目夷的字为氏,称作鱼苕、鱼石。郑公子去疾,是郑穆公的儿子,字子良,他的儿子叫公孙辄,他的孙子良霄就是以“良”为氏的。

  公元前563年,执掌郑国大权的“子驷”、“子耳”、“子孔”、被五个宗族聚集了一伙不得志的人造反后所杀死。这五族的头头就是“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及“子师仆”。他们都是士,分别以尉、司、侯、堵、子师为氏。这就是见于史书中的“士”称氏的非常稀有的例证了。

  以上所述诸侯与士称氏的情况还都还比较简单,唯有卿大夫称氏的情况颇为繁杂,有什么嫡夫人之子与庶子、妾子之别,又有同姓、异姓之分,所以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中说:“氏之所由兴,其在于卿大夫乎。”至于具体的氏法,那真是五花八门。

  8、氏 法 种 种

  汉代的学者,对姓氏制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王充在《论衡·诘术篇》里认为“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应劭在《风俗通义·姓氏篇》中说,氏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謚,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而王符在《潜夫论·志氏姓》中列举的氏法与应劭基本一致。可是,到了宋代的郑樵,他在《通志·氏族略》中把氏法又总结为三十二种,实质上其中许多是互相重复的。现在,我把主要的氏法先概括为十一种,也只是归纳的方便罢了:

  ⑴以部落种族名为氏。寒浞氏“寒”,是以部落名为氏。夷羿,也称作羿;其氏为夷,原来也是种族的名称。夏朝贵臣“靡”,曾侍奉羿,羿死后,他逃到有鬲氏。这个“有鬲氏”也是部落名,靡的后代,便以有鬲为氏。

  ⑵以器物名为氏。殷商子民十三氏中的长勺氏、尾勺氏是以酒器为氏,而陶氏是以陶器为氏,锜氏则以盛器为氏。看来,以器物名称为氏,是一种较古老的氏法。以后的盎氏、镜氏、杯氏、鬴氏、砚氏,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⑶以图腾为氏。楚国“斗伯比”生子文。《左传》说:子文是虎乳哺育成人的。虎身上有斑纹,于是其后代就以“班”(即斑)为氏。这一氏法,显然与个人图腾崇拜极为密切。《风俗通义·姓氏篇》中列举的三鸟氏、五鹿氏、白马氏和青牛氏,都是以图腾为氏的。

  ⑷以名为氏。后稷的孙子鞠陶,出生时有文在手曰鞠,乃取名为鞠,其后便以鞠为氏。郑穆公的名字叫“兰”,他的后代便以兰为氏。

  ⑸以字为氏。公孙之子用他祖父的字为氏,前文已述。郑国的公族,常以父亲的字为氏:子产的父亲字子国,所以子产称国氏;子游的儿子叫游楚,子然的儿子叫然丹。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条中说:“若嫡夫人之子,则以五十字伯仲为氏,若鲁之仲孙、季孙是也。若庶子、妾子,则以二十字为氏,则展氏、臧氏是也。”这又是一类。

  ⑹以号为氏。樗里子,名曰疾,是秦惠王的弟弟,因住渭南阴乡的樗里,故号樗里子;其后便以樗里为氏。《战国策·魏策》有梧下先生,他家有大梧树,因以为号,其后便以梧下为氏。

  ⑺以谥为氏。此专指以国君的谥号为氏。周宣王名曰静,死后谥曰宣,其后就以宣为氏。楚国的昭氏、庄氏、景氏,宋国的桓氏,都属于此类。宋国有戴、武之族,分别出于戴公、武公之后;郑国有七穆之族,同出穆公之后;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同出于桓公,亦称三桓之族。这些,都是以谥号为“族”称,其中又包括若干“氏”在内。

  ⑻以官爵为氏。鲁昭公的儿子叫公衍,他的后代便以公爵的“公”为氏。公乘是秦国二十等爵位之第八,久居此爵者,子孙便以公乘为氏。中行桓子就是荀林父,是晋国的大夫,因他于鲁僖公28年将“中行”,自此以官职“中行”为氏。屈原的后代有三闾氏,也是以官为氏,因为屈原曾做过三闾大夫的官,掌管昭、屈、景三族的贵族。

  ⑼以国为氏。公族统统以国为氏,已详前文。另一种情形是,本人出奔他国,然后以本国国名为氏,以示不忘祖国;敬仲奔齐,却以陈为氏。其他如郑丹、宋朝、楚建、郳甲等,都属此类。

  ⑽以所居为氏。有以所居方位为氏的:鲁庄公儿子名叫遂,字襄仲,居东门,就以东门为氏,所以他又叫东门襄仲。此类氏法可以追溯到禹时的处士“东里槐”及黄帝臣子“北门成”。有以所居地名为氏的:殷比干的儿子避难于长林之山,便以“林”为氏;鲁国有一地名曰勺,有人便以“勺”为氏。有以所居水名为氏的,如淮氏、浦氏、沂氏等。以采邑为氏,也是以所居为氏的一种方法。例如:步阳,晋公族卻氏之后,食采邑于步,遂以“步”为氏。齐国大夫东郭贾,字子方,食采邑于大陆,故号大陆子方,其后就以大陆为氏。

  ⑾以职业为氏。晋国有叫屠蒯的,“屠”即屠宰,“蒯”是庖人;职业为主屠宰者,遂以“屠”为氏。巫咸的“咸”、师旷的“师”,都是以从事的职业为氏的。

  以上所述,⑷、⑸、⑹、⑺、⑻类,只是区分的细致而已,本质上讲,还是以祖先名号或氏族英雄名号为氏的,并与⑴密切相关。以国为氏,本质上讲,还是以所居为氏。

  有了以上的归纳、概括,我们对种种氏法基本了然于胸。对于史书上列举的一些所谓的特殊氏法,就较好分析、辨别而归类。

  例如,并非王子以王子为氏。郑大夫有王子伯廖、王子伯骈,齐大夫有王子城父,都以“王子”为氏,而本人并非王子。吴大夫伍员,将他的儿子寄托在齐国,改称王孙氏,也属此类。此类氏法,还是可以归为以祖先名或氏族英雄名号为氏的。

  再如,去掉某字偏旁为氏的:周武王第三个儿子邘叔,他的后代曾以国名“邘”为氏,尔后去掉邑(阝)字旁为于氏。以草名为氏的:晋国有人叫蓬球,“蓬”是氏,也是草名;楚国人好以草名为氏,如莠氏、蒍氏、蓝氏之类。这两类仍可归于以所居为氏,只是有些微的变化而已。

  还有以德行为氏的:晋国赵衰待人如冬日之可爱,于是他的后代遂以“冬日”为氏。《穆天子传》云,周穆王嬖宠“盛姬”,其早夭,穆王哀痛不已,便改其族为“痛”氏。而桥氏的来历是这样的:黄帝葬于桥山,群臣守冢不去者,以桥为氏。这几个例子,仍逃不出以祖先名或氏族英雄名号为氏、及以所居为氏的规则。

  氏法之如此繁荣,真有叫人眼花缭乱的感觉,还是赶快打住吧。

  9、族姓的末日

  氏的繁荣昌盛,也正是族姓末日的来临。虽说史籍没有明文记载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但从考古材料和有关史料得知,族姓到了战国时期已基本消亡。

  族姓,既然是社会结构中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那么这种血缘关系一旦解体,它也就不复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结构急剧变革的时期。我们知道,井田制是上古时期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农村公社,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农村公社,实质相类似,也不仅仅限于土地的划分和分配原则。根据古书记载,它与族姓制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作为代表社会基层组织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井田制,到了战国时期业已衰微,族姓之消亡也就大势所趋。

  商代到西周前期的青铜器和少数其他器物上,常常可以见到的“族氏铭文”,写得比较象形,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作“族徽”。族氏铭文的器物很多,占到已发现的有铭文青铜器的一半左右,这表明血缘的族氏组织在那时是非常普遍的。然而,西周中期以后,这种族氏铭文逐渐罕见,最晚之例是在河南省郏县太仆乡的春秋初年的青铜器上见到的。族氏铭文的消失,体现出血缘纽带的松弛;不过春秋时期,传统的族姓仍维持着,金文中所见女子名,都标明了族姓,例如,《鲁大司徒匜铭》和《杜伯鬲铭》中的姬姓、祁姓。族姓的观念至战国时期才逐渐淡薄而消失。

  战国前期,正是史多阙文的时代,对于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都已无从详晓。起码在战国中期以前,由于长期不复使用族姓而使它失去意义。因此,《孟子》中已只提“姓”与“名”怎样,而不提“姓”与“氏”如何;可见,此“姓”已非族姓,当然是氏姓了。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曰:“战国纷争,氏族之学久废不讲。秦灭六雄,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继灭亡,国已不复存在,其族姓还能生存吗?虽然秦国一统天下,其王族本身姓嬴,那也只不过是族姓的最后一条尾巴罢了,已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另外,周初大规模的分封,本是按照宗法制建立的,即“封建诸侯,以藩屏周”。诸侯国的设置起了拱卫周王朝的作用,但诸侯的强大对王朝也并不利。无论是对王朝来说,还是对诸侯来说,分封的原则贯彻下去,只能使君长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小,政权日益分散削弱。随着宗法制的废弛,分封亦走向衰落,所以也就再无从谈什么“胙之土而命之氏”,最终必然使氏固定下来,而不再大量不停地增加。

  战国时期这种固定下来的“氏”,一直沿用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姓”,它也就仅仅成了家庭公名(family name)的标志。所以,战国时期的姓名形式,与我们今天的姓名形式已完全一样。尽管它已走完两千多年的历史,依然雄赳赳气昂昂,不见一点衰老和灭亡的迹象。

  10、最早的古姓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最早的古姓是伏羲之风姓;持此观点之代表者,即范文澜(见《中国通史》),甚至到了2002年6月,华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袁义达 张诚著的《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仍沿袭此说。

  我觉得,这一说法大有商榷的必要。

  首先,太史公行遍天下,做实地考察以后,知道各地方的“长老”也仅仅“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这就是说各地方的“长老”们所传说之最远者,也超不过黄帝、尧、舜;再往前追溯,连传说也没有。因此,太史公虽然处在三皇、五帝之说法盛行的时候,可是他只敢写一篇《五帝本纪》,对于伏羲,却一个字也没提!信史这样审慎的态度,真让人大可回味。

  其次,所谓三皇的传说,毕竟是神话的传说。回顾史学史,顾颉刚所倡导的“古史辨派”,尽管讨论时曾有过激之处,但在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历程中,却起过推进作用。此一推进作用,质言之,即将古史中的神话成分摒除于历史范畴之外,使人们认清,后代传说的古史是如何“累层地造成的”。英国近代史学大家柯林伍德曾举例说:此种神话性的古史,有如古巴比伦的创世纪诗,Hebrew scriptures中所叙述的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起源,与中国盘古开天地之说在本质上正复不殊,决非现代历史家所能信据。(见《余英时文集》第一卷1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第三,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之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梁氏这篇论文,历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

  我觉得,要确认中国最古之姓,还是得从炎帝、黄帝开始,最为科学。从《国语》中得知,炎帝居于姜水,得姓为“姜”;黄帝居于姬水,得姓为“姬”。有趣的是,姜水和姬水都在陕西省境内。姜水——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渭水上游宝鸡一带;姬水——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陈絜在《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中说:“在东周人看来,诸如姒、姜、董之类的古姓,起码在夏代就已存在了。”炎帝、黄帝皆在夏代之前,此论述中之“姜姓”,仍是一佐证,甚可注意。(见其书第40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一版)

  将“姜”姓和“姬”姓称为最早的古姓,似乎较为中肯。

  11、现代姓氏无根可寻

  20世纪80年代的五角丛书中,有一本《中国姓氏寻根》(胡尧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 年5月第一版),当时很诱惑了一些读者。实际上,略有一些历史常识和姓名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现代人的姓氏,几乎是无根可寻的。

  1988年8月14日《新民晚报》副刊曾发表过嵇庆的文章:《我的姓》。他说:“原来,我们的老祖宗是鲜卑族,是纥嵇氏,后来被魏孝文帝改成姓嵇”:“我们在报上、电视上凡是看到姓嵇的就会兴奋得叫起来,因为我们500年前说不定是一家人嘛!”

  这种冒认祖宗的“幼稚病”,可谓“姓氏寻根派”,且颇具代表性,但并无什么科学依据。

  我们知道,中国姓氏的源渊、分支以及变更过程,乃十分复杂。一般来讲,若其家族无家谱可稽查考,很难寻根;即使有家谱,人们也往往喜欢同根本和自己家族没有丝毫关系的皇亲贵族攀亲,这也是中国家谱的致命弱点。谢国桢在《南吴旧话录·跋》中说:“江南大族,依托豪门,造作家谱,以势凌人。霸占民产,欺诈小民。当时无耻文人若袁铉辈专以造赝谱为业,此可见明清时代江南之陋习,经久而不能改者。”明清时期,假的家谱已盛行于江浙一带,更值得我们注意。

  因此,所谓同姓者也绝非同宗同祖。其主要原因有:

  ⑴避难避仇而改姓。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曾对中国历史做过很细致的统计:“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只有三个黄金时代。其他的四千余年,几乎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有战争。”有战争,老百姓就得避其难,甚至皇亲贵族也要避其仇。背井离乡,更改姓名,乃家常便饭。例如,今台湾省台北县新庄镇的赵氏,即为北宋皇族赵若和之后裔,赵若和子孙因避难,曾改为黄姓。还有大家熟悉的司马迁之后裔,因避难而将司马氏改为同姓和冯姓二支。

  ⑵姓随音变。《十驾斋养新录》载:“韩灭子孙分离,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

  ⑶冒姓。安禄山本姓康,冒姓安。

  ⑷赐姓。郑和原姓马,由明太宗朱棣赐其姓。

  ⑸避讳改姓。《续通志》云“文颜博本姓敬。其先以避后晋石敬瑭讳,更姓文。”

  ⑹入赘随其姓。《明史》载:“陈友凉,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清人陈盛韶《问俗录》亦云:“小人老而无子,弱女及笄赘一婿,以承禋祀,守丘墓,分守家业,仰事俯蓄,无异所生。族中人亦不以乱宗为嫌。于是有约定初生之男从妻族,再生之男从夫族者。有生从妻姓,没从夫姓者。”

  ⑺随养父姓。《北齐书》载:“高隆之,字延兴,本姓徐氏,……为姑婿高氏所养,因从其姓。”

  ⑻中国人的文化心里是家族意识较为模糊。诚如柏杨《家园》所说:“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宗族观念很重,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却很模糊。西方人一向被认为没有宗族观念,但西方人的家族意识反而强烈,常能列举他们家族几代祖先,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就美国而论,一般人差不多都能追述第一代移民,甚至兴高采烈地介绍他们在欧洲的祖先,即令身系海盗。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出生时祖父已去世的话,恐怕连祖父叫什么都不知道,对曾祖父事迹还能津津乐道的,万不出一。”

  ⑼随作家笔名之姓。当代著名杂文作家何满子,原名孙承勋,其孙氏家族,是江南世族,乃三国孙权之后裔。因其以笔名行世,子孙也跟着姓何。(见高克勤《印象中的何满子》,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1 月3日)

  由于以上诸多而复杂的因素,今天,一般的家庭或家族,是难以弄清其姓氏源流的,也不必为此煞费苦心。就如嵇庆的嵇姓,是否源于鲜卑族纥嵇氏,也很难断定。起码还有源于以下两姓的可能:①会稽氏。夏帝少康即位后,曾封庶子无余在会稽主持禹庙祭祀,称会稽氏。越王勾践即为其后裔,只是到了西汉初年迁徙列国大姓,会稽氏被迁往嵇山,便改为嵇姓。②奚姓。古代“嵇”、“奚”同音。当然,也有可能根本就不源于纥嵇氏、会稽氏、奚姓而另有其谜底。嵇庆也不必非要为自己的姓氏寻根求源;见了同姓,也不必自作多情:我们500年前说不定还是一家人哩。

  可见,中国姓氏发展到今天,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明图腾、辨贵贱、别婚姻、标地望。还是那些作家、艺术家来得爽快,并非要专守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姓氏,洒洒脱脱地叫什么废名、冰心、巴金、琦君、流沙河、郑愁予、司马长风、三毛、丹扉、无鸣,照样我行我素。

  12、中国姓氏知多少

  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是中国。大约在5000年以前的炎黄时代,就有了中华古姓。而我们中国人的姓,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日本在公元5世纪晚期才开始有姓;而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也只有400年;到了1935年,土耳其人方以法律形式规定人们使用姓;直到1997年,蒙古国政府才立法规定,国民必须取姓(以前仅有名而无姓)。

  上古时期,最古老的姓,本是代表着氏族血统的根系,往往就是其氏族的图腾,最早应起源于母系社会。范文澜认为,中国第一古姓,是“风”姓。但我认为,“风”姓不足为凭,应该是炎帝、黄帝的古姓:姜姓和姬姓。先秦时期的这种最古老的姓,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认为:“文献所见的先秦古姓大概有 29个或30个。”即黄帝时13姓:姜、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祝融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己姓见前,合计为20姓;另有舜为姚姓,其后陈胡公别为妫姓,禹为姒姓,契为子姓,伯翳之后为嬴姓,东方则有风姓、漆姓,西北则有怀姓、隗姓、允姓等少数民族族姓。(见其书40 ~41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一版)

  氏,则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符号,从夏朝中期开始,氏已成为姓的支系,先秦时期保存下来的氏,有近千个。直到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姓、氏才混合为一,汉朝以后,姓和氏不再有严格的区分,例如,司马迁写《史记》时,已不大讲究姓的古义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公布的数字显示:当时大陆11亿人口中,汉族所拥有的姓氏,仅3600多个。我对这一数字总是耿耿于怀,又疑心重重。另据1993年5月28日《南方周末》董乐山《何必“苦恼”》一文称: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大陆姓氏有5662个。2006年1月,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袁义达研究员,用两年时间调查涉及全国1110个县和市,得到了2﹒96亿人口的数据,共获得姓氏4100个。这一组数字,是颇具权威性的。

  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收录中国姓氏1232个,宋朝的《通志·氏族略》补校为2255个,近代邓献鲸《中国姓氏集》已收录5652个,台湾学者王素存《中华姓府》又收录到7720个,20世纪90年代,袁义达《中华姓氏大辞典》竟然收录中国古今姓氏11969个,异译、异体字姓氏3136个。袁义达先生仍在收集和整理中国人的姓氏,至今为止,所收录到的尚未出版的中国古今姓氏,已超过22000个。

  13、台湾人的姓氏

  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从未有过正确完整的姓氏统计,但在电脑科学归类处理日益发达的今天,台湾已率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据1978年杨绪贤教授的统计,台湾姓氏合计为1694个。其中单姓1611个,复姓75个,三字姓4个,4字姓4个。2005年据台湾当局“内政部”最新统计:台湾地区共有姓氏1898个。(见《新民晚报》2005年5月26日《岛内姓氏之“怪”》)大陆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姓氏统计资料仍在电脑归类处理之中,据专家估计,汉族总姓氏约在3600个;另据1993年5月28日《南方周末》董乐山《何必“苦恼”》一文称,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大陆姓氏有5662个。大陆总人口占有姓氏量若与台湾的数字相比,真是差距很大。(另,目前全台湾共有5825个姓氏,见1993年2月14日台湾《联合报》记者董智森的《少见的姓多怪》。采诗按:此数字可能不够准确。)

  据台湾省文献会的调查统计,前百家大姓皆为单姓:陈、林、黄、张、李、王、吴、蔡、刘、杨,许、郑、谢、郭、赖、曾、洪、邱、周、叶,廖、徐、庄、苏、江、何、肖、罗、吕、商,彭、朱、詹、胡、简、沈、施、柯、卢、余,翁、潘、游、魏、颜、梁、赵、范、方、孙,钟、戴、杜、连、宋、邓、曹、侯、温、傅,蓝、姜、冯、白、涂、蒋、姚、卓、唐、石,汤、马、巫、汪、纪、董、田、欧、康、邹,尤、古、薛、严、程、龚、丁、童、黎、金,韩、钺、夏、袁、倪、阮、柳、毛、骆、邵。

  这些大姓,几乎悉源于大陆。如陈姓的发源地是河南颖川、江苏下邳、广陵及山东东海等处,其支脉庞大,遍布全国;而林姓发源地则在淇河之西,另有山东济南、江苏下邳诸支脉,而迁于福建者则以莆田最盛。

  至于高山族人的姓氏,原本与汉族不同,如姓洋、双、宜、力、标加、兵等等,连历史学家也难逐一考证其出处。但据说在清朝时,乾隆皇帝曾赐给高山族以金、钱、廖、王、潘、黎、卫等七姓,再加上高山族人与其他民族的互相通婚而关系日益密切,大部分高山族人的姓氏逐渐地与一般汉族姓氏无异。

  近年来,台湾探亲族大量涌入大陆之后,寻根祭祖已成为一种时尚。如台湾叶姓族史研究家叶经华先生专程回河南叶县寻根;台湾钟姓宗亲会理事长钟维炫先生回河南长葛县钟姓始祖地寻根;台湾郑氏敦宗睦族以郑丁贵为团长,更是浩浩荡荡而寻访郑氏发祥地——河南荥阳。

  清朝时,淮军有个叫“阿贵”的将领,他不识字,却因战功累升为总兵,许多人问他姓什么,他却表示不知道,而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战争中拾获的孤儿。此事被淮军大帅李鸿章知道后就找他来:“我桌上有纸公文,你在上面挑个字,就当做姓吧!”他随手一指,竟是个“者”字,所以被赐姓为“者”,而目前台湾仍有其后裔生活在岛上。据台湾姓氏专家陆炳文的研究报告:最令姓氏研究专家担忧的是,新竹市有个洗衣店老板姓“闸”,此姓在台湾仅此一家。他又仅有个独女,所以结婚后将来必然会绝传。全台湾这种独此一家的姓氏约有一百个。有人竟戏称:他们已被当作“稀有动物”!的的确确,他们已被台湾当局依法纳入重点保护之列。

  14、香港人的姓氏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族谱,其中以广东及香港新界各族之姓为最多,新界各姓氏族谱的搜集尤为完备,共二百多种。对有关新界各族姓氏源流和迁移历史等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香港居民多来自中国内陆,在明代以前已定居的计有邓、彭、廖、陶、侯、吴、文等姓,至今已成为望族而著称者,有邓、文、廖、侯、彭五姓。据1994年夏季笔者赴广东实地考察,当今香港另一显赫大姓——黄姓——即光学大王黄克竞家族,其望族即源于广东新会。香港当今显赫大姓陈姓,其一支即陈经纶家族,其望族亦源于广东新会。由于海外华侨80%左右均源于广东江门五邑,并且是由香港走向世界各地的,所以,香港的许多显赫大姓,均源于江门地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为何张、王、刘、李、赵这些内地的超级大姓,在香港反倒不及内地人数之多?据笔者研究历史及移民资料推论:早在元顺帝时,蒙古人和色目人惧怕汉人南人造反,曾将广东汉人南人中的张、王、刘、李、赵五姓大族屠殺大半,至明代此五大姓在广东即已稀少,而终究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可参考吴晗《朱元璋传》)

  就行政区划分而论,中国姓氏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历史悠久的文明中心地区,姓氏相对复杂一些,如北京、陕西,在抽样的25000人里,有姓氏450个左右,而在发展较晚的广东、福建,同样是抽样25000人,姓氏则不足300个。

  15、你必须姓吝

  2003年秋季新生开学,我点名时,居然碰上机电专业032班的一位男生,叫吝龙龙。我甚感此姓奇怪,并疑心很可能是将“蔺”误写而成。待我询问其原由时,果然如此。

  吝龙龙的父亲是西安市临潼区铁炉乡师家村北尧组村民,其大名叫蔺安良。吝龙龙生于1987年农历7月5日,当时报户口时,该区马额派出所户籍管理人员(德国政府的此等官员,全是清一色的语言学及姓名学专家),竟然连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都没读过,嫌“蔺”难写,就写成了“吝”。当时家长争辩:同一本户口,居然父子不同姓?户政官员答曰:这娃必须姓吝!后来,吝龙龙又有了个妹妹,和哥哥是同一个姓,叫吝倩。

  无独有偶。我校2007年春季新生,工艺(1)班的吝盼飞,亦属此类。其老家在陕西省蒲城县党睦镇蔺家村吝家一组,也是户籍官员的无知,将其“蔺”姓硬性改为“吝”姓!

  查《中国人名大辞典》,没有“吝”姓;再查陈明远、汪宗虎《中国姓氏大全》,赫然列其上:“较罕见姓,但南北皆有”。

  16、保护稀有姓氏

  羊城晚报2005年1月25日广东新闻载:佛山土著“鸡”姓仅存两姐妹。姐姐叫“鸡二妹”,已过古稀之年,妹妹叫“鸡美英”,已年近花甲。看来,此稀有姓氏在佛山失传,也是渐行渐近的事了。笔者呼吁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或制定相关政策,保护稀有姓氏不失传,乃当务之急。

  保护稀有姓氏之不失传,实乃保护中华文明之根,保护文化的活化石。中华民族之有姓氏,乃世界之最。大约在5000年前的炎帝、黄帝时代,姓就确定为世袭,而由父系传递。日本人在公元5世纪晚期才开始有姓,而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也仅有400年,到1935年土耳其人方以法律形式规定人们使用姓,直到1997年,蒙古国政府才立法规定:国民必须取姓(以前仅有名而无姓)。据袁义达先生收集和整理的中国古今姓氏,已超过22000个,可是我国1990年进行的第四次人口大普查,公布的数字显示:当时的11亿人口中仅有3100个姓氏了。同姓名的根源即由此而生:人口基数大而姓氏太少。可是,我们的领国日本,人口仅有1亿2千多万,而姓氏就多达11万个!

  我国历史上,对于稀有姓氏,常常采取优待保护的政策。徐连达《唐朝文化史》载:“隋唐时期还有一些少见的稀姓。如勒姓、是姓、步姓、苑姓、连姓、指姓、掌姓、油姓等等。这些都见于林宝《元和姓纂》中。唐代在科举考试时,对稀姓有优待。主考官通例是在录取新进士时,从许多举子中拣选出一二名稀姓的人挂于名榜之末尾,用此来标榜王朝选用人才广及四海,即使是少数稀姓之人亦在皇恩普沾之列。”(见其书25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台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对稀有姓氏加以重视。姓氏研究专家陆炳文说:台湾共有1694个姓,其中约有100个是全台湾只有一个人的姓。为此并戏称之为“稀有动物”,依法纳入保护之列,尤其有一些是女性,怕其姓可能真的会绝种。

  虽然,我国近两次人口普查的姓氏资料尚未全部公布,笔者就手头所掌握的稀有姓氏试列举一二:

  广东单姓有:八姓、潦姓、陀姓、旋姓,复姓有刘傅、刘观、康有。

  安徽有:咎姓、开姓、转姓。安徽和辽宁有山(音亚)姓。

  四川土著姓,就有字典里查不到的字:外面一个“广”字,里面一个“米”字,遂宁市安居镇和内江市安岳县均有此姓。四川还有虎(读猫)姓。

  浙江有玲姓,浙江宁波还有复姓:闻人。

  甘肃有单姓:伞、死。

  江苏复姓有:虞苏、轩辕;单姓还有:买。江苏徐州有拾姓。

  河南土著姓有:“、”姓,即“主”的异体字,“|”姓,即棍的异体字。河南还有岁姓、难姓。

  山西有油姓。

  山东菏泽也有油姓。

  湖北有让姓。

  云南有茶姓、盐姓。

  重庆北碚有百姓。涪陵还有一个“抑”姓,相传为三国时司马懿的后代,“抑”是懿的异体字。

  台湾有单姓:妈、乳、豹、蚋、铙、出、镜、毒、酱、母、龟、胖、头、某、鸡。上海有单姓:亿、死、铅、锅、针、老、女。

  北京有:爨(cuàn)姓。北京和内蒙都有娜姓。

  陕西有“令狐”姓:此复姓之“令”,是立在“狐”的头顶上的。陕西泾阳还有“第五”姓。陕西长安县有醋姓。西安灞桥有上姓。陕西旬邑县有门姓。

  作者: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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