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苗:旗帜鲜明地支持茅于轼

  谈及大学收费与否或者高低,这首先是经济问题,而并非首先是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问题。为什么是首先经济问题,理由当然是钱,而且不仅是钱,因为其中不可能逃避财政,中央的或者地方财政。财政,就必然有约束,不仅是法律规则的约束,更是财政和经济能力的约束。全世界不存在没有约束,且不受约束的财政。而且,判断一宗事情会否是经济问题,最简单的标准就是是否受到稀缺的约束。受稀缺约束,就必然转入经济问题,不受稀缺约束,只能说可能不是经济问题,而没准儿依然还是经济问题。

  不法政府,只能逃避规则约束,但逃不脱能力约束。所以,不受约束的财政依然受到能力的约束。滥发钞票也不能逃脱约束,由通胀导致民怨沸腾,还是约束。即使政府受到规则约束,被认定是一间好政府,爱民的政府,也不可能摆脱能力约束。这样,对政府作政治与道德判断可以彼此不同,但经济判断是永远的,这就是能力约束。好政府超出能力约束去做善事儿,依然还是办坏事儿;坏政府被能力约束而无为,这肯定是好事情。所以,做预算,做符合能力的预算,比如何执行预算要来得第一位。只有胡来的预算,通常才是摆脱预算约束的最恰当的理由。

  在教育的投资和经费上,第一位的是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是第二位的,这是其一;第二,受众最多的教育是第一位的,受众较少的是第二位的;第三,普世教育是第一位的,而精英教育是第二位的;第四,低龄教育是第一位的而成人年龄段的教育是第二位的。在这些排列组合后,我们一定会发现,高等教育一定是在所有教育段落中的排序最后。有在所有小学彻底免费教育实现和所有初中免费教育实现,其中一定包括对食宿的免费实现之后,还要对高中年龄段的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和部分食宿补贴。高等教育的资助,一定要排在这个顺序的后面。

  现在,国家在高等教育上的花费不是太少了,而是与义务的、基本的和普世的教育相比的太多了。包括以贷款名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资金也更多为高等教育占用,而且,即使那些投入的基本教育中的资金,也会被重点学校更多占用,而一般学校,尤其是农村乡镇的学校,学生的学习和住宿条件极为恶劣,包括教师工资等经费都不能得到国家保证。绝大多数教师的收入远远低于当地一般水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基本教育远远不及高等教育的现实,增加高等教育收费有正当的合理性。享受更多和更好一些的基本教育,包括高中,而缩减大学教育的资助,依旧是同一个上大学群体之外,还使得那些没能考入高校的孩子们受益。执意要求对大学生增加资助,而不愿大学提高收费,实际上用直觉上的道德正确这把刀子剥夺同一年龄的另一群体的受益,看似有着对穷人的呵护,实际上是绝杀另一群和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还要穷困的群体。打着道德正确的旗帜,谋的是自私的恶求。

  就如今这个世界的教育情况而言,9年的义务教育早已经不能满足进入社会谋生和发展的要求了。将义务教育提高到12年,让学生能更多更深入接受现代知识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这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所有人要面对的事实。而现在,我们还是停留在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而且可以说,即使如此,做得依然远远不够。比照贫困大学生的窘境,我相信,那些低龄且受教育全然不足而走入社会的孩子们,他们比大学生们更有理由享有国家提供义务的免费教育权利。

  提高大学收费,让能出得起钱的家庭多出一些钱,用以补贴更贫穷的大学生,在不增加国家经费投入的情形下,毫无疑问,可以改善贫困学生的窘境,这个道理没什么不对头的。将这样的救济用奖学金表示,纵然对学习不好的穷学生有欠,但使获益的学生以高成绩的理由巩固自己的尊严,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头。激励,本来就是金钱的本能,激励学生更努力、更认真学习,符合社会制造货币的用意,这更没什么不对头。货币从它被发明和被使用的一开始就是用来激励的,而不是专门处理救济的。

  观察今天这个社会,我发现,很多貌似为穷人说话、办事乃至站出来主持什么公道的,都在拿着另一把刀子在宰更不幸的穷人。“最低工资”是一例,《劳动合同法》是另一例,反对提高大学收费又是一例。不仅反经济、反市场,还要反人的本能,以改造人类本能为能事,为自己的道德责任,用比如什么“为穷人说话”来混事。包括鼓吹工会,神化工会对抗资本的神威,而诡秘地掩藏所有工会都是剥夺农民进入城市、进入产业、进入开放的最直接凶手,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证实的史实。

  作者:李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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