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熊:鲁迅在人格上的畸变和升华

  鲁迅是复杂的。

  留日求学时期,鲁迅是反清游行中一个打头扛旗的角色,人称拼命三郎,不过那是在日本,没有多大风险。当时,有很多学生加入了同盟会,或者其他反清秘密组织,而鲁迅却未见有这方面的记载。同盟会曾在激进学生中秘密招募暗杀者,鲁迅因为前一阶段的出位表现,被大腕儿们找去要求加盟,结果鲁迅拒绝了,理由是家有老母。

  我赞成鲁迅的选择,要是放在我身上,我也不会答应。那时候,暗杀基本上是有去无归,假如我够胆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斗争方式。再说,本来这种事就应该寻求”自动报名”,动员人家去作”死士”,这种方式太不地道,有悖于人的生命尊严。

  鲁迅的自爱是无可指责的。但他除了履行保存自己的天职外,并没有退一步选择其他对敌斗争的事业,而是回家供奉老母去了。这时候,鲁迅的表现就很平凡,很良民,一点儿也不牛B.

  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人都去打枪。但文人如陈独秀也不是一个打枪的角色啊,在革命的文斗之路上,他干得蛮欢的。岳王会是他组织的,暗杀团他也参加了,为革命东奔西走,几次险些丢了脑袋,如果说谁牛B的话,我看这才叫牛B.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把他在五四前后的创作和文化活动,称作为”听将令”,将者何人?陈独秀也。以鲁迅这样的性格,要让他自发地服从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在他对于这位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钦服中,应该有很大的成分,是因陈在辛亥前后的作为而生(事实上连蔡元培、李大钊也是如此),他做到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有意思的是,七八年后,鲁迅却对陈独秀很不感冒了,起因也和前面的一样,只不过结论相反而已。根据当时所占有的资讯,鲁迅认为陈独秀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面前怯了场,而拉起枪杆子与蒋介石进行殊死搏斗的朱毛红军,才是他的真爱。在从冯学峰那儿听到了朱毛转战史后,鲁迅曾酝酿着要把它写成小说,惜乎未能如愿。喜爱硬汉子,是他与世人共同的美学倾向。

  在从日本回国后的初期,还有一段办文学刊物未成的过渡,我们可以用很雄壮的词儿来描述这些平凡事儿,比如说,鲁迅选择了拯救国民灵魂的道路。虽不是第一线,也可以理解,因为总得有人处在第二线呀。办刊的事情泡汤以后,他便回家乡养母兼教育救国去了,这样当然很人性,也很聪明,但在那个乱世,就很一般,有看客的嫌疑。这时候,他的灵魂与他的状态是相称的。那个伟人鲁迅还没有诞生,还是那个俗人周树人在心灵的泥沼中挣扎。不管后世的膜拜者怎么美化,用了多么巧妙的词语为他转圜,事实终归是,他躲在绍兴独善其身,只是在辛亥起义确实成功后,才率领学生们上街欢庆光复。

  这个时期的鲁迅的人格状态,难于避免是萎顿的和有缺陷的指责,他置母命于个人幸福之上,与朱安结婚,却终身不与她同居。延续大半生的性苦闷,大概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不能真实地对待个人的欲望,他的人格,还没有坚韧到能够捍卫自身权利的地步,这同少年时代经受的家道变迁合在一起,造就了他日后阴郁的性格。他若有志于改造落后的国民性,首先面对的敌人乃是自己。

  辛亥革命改变了鲁迅的命运,靠走后门,他由绍兴调到京城,做教育部佥事,这个官职,类似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角色。他在残卷古碑中消磨生命,也打熬着师爷兼历史家的眼力。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把他拉入了激荡的文坛,他的文学天才打这儿才得以喷薄而发,现代白话小说的历史从他笔下开始,他一生的历史地位似乎奠定了,然而,他的人格演进之路这时候才真正开通。他是五四个性解放的鼓吹者之一,又是它极大的受益者。在时代的狂飙急流中,鲁迅心灵的皱褶一扫而空,过往人生的被动状态也宣告终结,时势放任他尽情地享用厚积薄发的妙处。这是他一生中最轻快滋润的岁月,它以鲁迅最终赢得了月亮的爱情而收尾。就在这段岁月里,他作出了选择,要与清末民初长作看客导致的人格萎缩决绝,走上梦幻中的”真的猛士”之路。他要直面人生,愿意为此担当责任,从《纪念刘和珍君》开始的抗争,即是明证。

  蒋介石发动的对共产党人的横暴屠殺,激起了历史上最坚韧的军事反抗,也全面唤醒了鲁迅的良知。他第一次主动出击,步入了道义斗争的前沿。他在文字中以政府的反对者身份出现。

  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后,一生中真正的考验到来了,这是死神的考验。先是人权同盟的秘书杨杏佛被刺,传说中下一个轮到的,将是鲁迅,或者是林语堂。鲁迅没有接受许广平和友人们的劝告,照样前去参加杨杏佛的追悼会,出门前,他放回口袋中的钥匙,以示不作回来的打算。那一天,林语堂没有出席。平日上街,许广平总被推到街道对面走,因为鲁迅并不希望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暗杀中牵连妻子。以后,他的学生柔石等五位作家又惨遭枪杀。这一切危险,都挡不住无所畏惧的哲人用笔作狮子吼。伟大的具有英雄美学意义的人格,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诞生的。我们所读到的那些臻于化境的杂文,就是从这个臻于化境的心灵里流淌而出的。

  三十年代的鲁迅对看客心理抨击甚力,他是最有资格来做这事儿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曾有漫长岁月,鲁迅是被迫的看客之一。人类心灵中时常发生的怯懦,应该得到我们的正视。壮烈如文天祥,也曾在狱中设想保全名节回乡归隐;英勇如彭德怀,在作湘军间谍被捕入狱后,也曾在毒打中想说出真实身份一死了之,只是先熬过今天,明天再说。横空出世如毛泽东,也在与世长辞之前, 淌下留恋尘世的泪水。所以,人类的软弱并不奇怪,奇怪地是那种硬要在人间造圣者的诡异心态。

  鲁迅小说的成就,也远被高估了。除了《阿Q正传》,其余的都是一些习作,由于鲁迅老辣深刻而被罩上了虚幻的光环,它们大都有主题先行概念化的嫌疑。再拿《阿Q正传》来说,就算充任”世界级”的大作吧,又能好到哪儿去?其实鲁迅对自己的小说是有一个清醒的评价的。那是在他拒斥诺贝尔文学奖话题之后,他说过,不信我们随便找一本西方小说,那里面的描写,是我们能达到的么。后期鲁迅不写小说只写杂文,原因也很简单,江郎才尽。

  鲁迅是否应该为文革的过激负有责任?我看很好判断,你只要看一看当今中国文坛那些言必称先生如何如何的鲁迷们,哪一个不是具有偏执狂情结的二球?”一个也不宽恕”,这句反人类文明、与多元时代相悖的名言,居然被专家们公然到处传扬,可以想见鲁迅的激进主义毒素之深。说它与文革那套无关,鬼才相信。

  还有一桩著名的虚拟实验:假如鲁迅活到了解放后,最后结局将如何?过去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说法,他过不了反右那一关。现在我不这么看了,那样未免太小瞧了毛泽东。我倒是想到了更乐感的可能性:以鲁迅对待论敌梁实秋等人蛮不讲理的霸权话语来看,如果他得了势,多少梁实秋、徐志摩、梅兰芳式的人物的日子不会好过,一个导师就够受的了,何况再来一个。以他对待苏联一贯的轻信来看(李大钊也是这样,他对西方关于克格勃镇压旧知识分子和贵族的报道,打死都不相信,倒是陈独秀较为冷静),1958年,他会和毛泽东及钱学森一道,为亩产十万斤作权威性论证。这后一种,比前面的一厢情愿可能性更大。

  作者:郭飞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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