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宪:浅谈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

  讨论小说如何在商品社会中生存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假问题;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小说必然商品化、必然媚俗,则更属于谬言。但我认为,重要的任务不是对媚俗小说进行批判,做无效劳动,而是倡导正确价值取向,激励优秀作家创作无愧时代的经典作品。

  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社会原本就是一种常态存在,而计划经济社会,则属非常态存在。20世纪末,苏联的计划经济已伴随苏联解体消亡,中国的计划体制正在向社會主義市场经济转轨。近现代欧美俄的伟大小说,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大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时代;中国现代一批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同样也是产生于20世纪初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而苏联和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凡以计划经济为背景,譬如表现合作化、歌颂集体农庄的,都鲜有成功作品,更无法与这些经典小说相比。因此,我们怎能说商品大潮冲击给小说创作带来危机呢?

  认为目前小说创作中的粗鄙倾向,源自商品化的生存环境,这理由同样不充分。人类自有文学以来,“下里巴人”作品就以数量的绝对优势压倒“阳春白雪”;低级色情文学或所谓的“糟粕”作品,从来就在大众文化中占重要位置(古希腊喜剧中,阳具放到舞台上;大量带浑笑料,被我们净化了)。所谓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大都属于这类不入流的货色,譬如东北繁荣的二人转,譬如今日餐桌上或手机信息中泛滥的“段子”;而鲁迅的小说,从来就够不上这个“标准”。我们不能把文学史,视为文学的历史实录。当然,市场经济使小说媚俗化倾向加剧,这也是事实。通俗小说家要使小说畅销,就必然要迎合大众口味,就要媚俗。这毫不奇怪,但这也不自今日始。无论是19世纪的西方社会,还是1930年代的中国,大量存在的也都是粗制滥造的文学,都是充斥着色情暴力凶杀的通俗小说,在中国,还有各种言情侠义小说。任何一个时代,让所有小说家都有人道关怀、历史胸襟,都去表现崇高主题,都去作人类心灵的工程师,这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大可不必为众多庸俗小说的出现而烦恼,更不必为人体写作之类炒作而论争。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实很正常。但眼下另一种倾向却值得担忧:作家们似乎在争相媚俗,大家都以适应和遵循市场商品法则为荣,以放弃社会责任、不做宏大历史叙事为时髦。如果再这样几十年下去,我们这个时代留给文学史的将是一片苍白。道理很简单,后人评价当代文学,同样不以小说数量为标准,也不以是否有庸俗色情文学为尺度(我认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学水准,与色情读物多少并没有逻辑关联),而是看是否留下了真正传世的经典作品。因此,今天小说创作的问题,不是平庸作品多寡的问题,而是优秀的经典作品有无的问题。换言之,今天创作中的媚俗之作再多,也不紧要,但我们这块蕴含丰富文学基因的生活沃土,不能哺育出真正伟大的传世作品,却将使我们愧对前人,更愧对后代。

  面对这一历史要求,文学批评家首先要矫正并站稳自己的价值立场:现实存在的必然性,不等于历史价值的合理性;市场经济导致文学商品化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真正作家媚俗的合理性;文学史上传世的经典作品,从来都出自少数独立思考卓然脱俗追求崇高主题的作家之手。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庸俗泛滥才突出经典价值。正因为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在自由多元的创作状态中,文学品格、小说品味之高下才能凸现出来,真正的文学大师才能脱颖而出。文学评论界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呼唤这种高品味的小说,发现支持真正的大家。问题是,由于众多后学理论的搅和,当代一些有潜质的作家价值观念已经在众语喧哗中给搞乱了,创作中普遍缺少真正的历史意识和反思精神,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因此,让那些潜心创作的作家明确真正文学的价值追求、价值内涵,便是一个很紧要的理论问题了。

  这问题当然涉及到一些老生常谈。一般说来,文学批评有两个价值向度:内容的与艺术的,这属永恒不变的艺术真理。在艺术向度上的批评尺度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具有时代性。要允许小说家做各种创新试验,与时俱变,但我认为,无论怎样创新的艺术架构,它所涵盖或承载的价值内容却都应具有永恒性;设若没有这些永恒价值内容的支撑,任何艺术美学实践都是短命的。现代或后现代经典小说,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奖标准,都离不开对人类这些公认价值尺度的认同和张扬。这就是对人道主义的深度思考,对历史进步的深度关怀,概括地讲,就是一把人道尺度,一把历史尺度。当然,这两把尺度是有矛盾的,是很难统一的。但正因为难以处理,难以统一,才凸现出作家的水准,才有经典小说座次的排序,才有大家或大师的标准。

  因此,我认为,对那些拒绝或超越媚俗的真正小说家来说,他的创作内容应该有这样三个层次的价值追求:

  第一层次,是人道层次,在表现生活时,关心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批判社会黑暗势力,张扬人道正义价值。应当说,这是真正有价值小说的最低标准。当代许多优秀小说,都符合或达到这一标准,对此无须多论。

  第二层次,是历史层次,在塑造形象时,记录历史真实,揭示历史规律,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现当代生活的,能够进行历史价值分析。批判生活的非人道倾向,这很容易,但在这种非人道倾向背后,有些却可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巴尔札克的伟大,是他超越了自己的階級立场,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今天,一些人批判市场经济的恶,却怀念计划体制的大锅饭,称颂文革为阳光灿烂的日子,这就不及巴尔札克了。另一方面是表现历史生活的,能真实的全面的重现历史。中国近现代史,经过史学家的编纂,经过政治筛子的过滤,往往失去历史的真实面目。现代革命文学所记录的历史,从革命史角度讲、从张扬革命主调角度讲,都是正确的,但却难以反映全面的历史。1930年代,出现在《日出》中的中国城市,一片黑暗,是一个鱼吃鱼、人吃人的时代,但那十年,也是天津、上海(原发表时只有上海,承蒙林希先生赐教:《日出》创作背景是天津,特修正)崛起成为国际大都市,JDP翻番的十年!抗战八年的历史,可歌可泣,同时,国人屈辱十四年,也可悲可愤;曾出现过许多抗日英雄,更出现过众多卖国汉奸!百万日寇畅行无阻,数亿民众甘当臣民,这确实值得反思。文革十年,人人革命,人人都被革命,这是一个彼此自觉整人和被整的时代。德国法西斯,在国内只以犹太人为敌,中国红卫兵,却以整个传统文化为敌,以自己的师长为敌,这更值得反思了,因为中国是道德立国,是孝仁传家的!大跃进时代,伟大领袖和著名科学家都被农民哄骗,相信亩产万斤十万斤。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乔典运的《命运》开了好头,但却难有后继者。这十分遗憾。如果不记录下这段真实历史,后人会怀疑,会翻案的——实际上,今天已有新左派在翻案了。

  第三层次,是思辨层次,反思中国历史,反思中国国民性,使作品超越现实层面,能起到改造国民性推动中国文化前进的功效。这一目标,百年以来,我认为只有鲁迅实现了。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小说主题超越了历史叙事,超越了革命主题,更超越了人道关怀。鲁四老爷即便放到今天,也是好雇主,绝非黄世仁之流,但却导致了大悲剧;未庄革命之艰难,不在于能否打到假洋鬼子,赶跑赵太爷,而在于改造阿Q。今天反思鲁迅、反思阿Q,我们会得出许多崭新认识:中国抗战之艰难,就在于阿Q们去当汉奸当顺民了;中国文革的残酷,就是阿Q们也觉悟也积极造反了;今日腐败蔓延,就是因为阿Q混上文凭当了官,与假洋鬼子、与赵太爷们结成联盟,“咸与维新”了。这就是伟大小说的思想超越性。

  中国当代真正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历史意识、这种哲学思考。这种历史意识哲学思考的学术资源,靠从当代理论家、当代思想界那里汲取是很难的,因为当代理论家糊涂着呢!当代哲学界贫困着呢!这就需要作家自己成为史学家,成为思想家。20世纪中国出了一个鲁迅,鲁迅是我们民族的骄傲。21世纪中国,理应再贡献一个鲁迅。我这样说,倒不是如有先生所说,鲁迅多了文坛受不了,而是因为鲁迅的思想高度实在难以企及,能涌现一个,也够我们庆幸的了。但对于真正作家来说,关键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能写出仅次于鲁迅的小说,你也够伟大的了。

  以上所说,皆卑之无甚高论。但不强调甚至放弃这些价值目标,却是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失职,是小说理论家的失责。随波逐流,跟在作家身后进行媚俗炒作起哄,忙着给俗鄙文学披上新潮外衣,这都是批评界的耻辱。因为无论在哪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界、理论家都是远离市场的,都是要恪守基本价值立场的。正是在这种语境中,笔者重提这些常识性的观点,便不属多余了。

  作者是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作者:杨曾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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