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四大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要现代化,国民精神现代化至关重要;而国民精神现代化的核心是理性精神的充溢。但纵观中国历史的脉胳,理性精神真是少的可怜,而充溢其中的是非理性精神;这种非理性精神在现实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四大主义”。

  一是权威主义。权威主义在中国可谓源渊流长。国家有国家的权威——皇帝;家庭在家庭的权威——家长;学校有学校的权威——孔圣人;而且各村庄也有各村庄的权威,在庙里供奉着,五花八门;就连厨房等也都有自已的权威——灶神爷。真可谓权威遍地,权威的神通大无比。这种权威主义“情结”导致的结果是:1、容易产生盲从现象。因为有权威存在,所以自已最好不要去思考,免得浪费时间;凡事跟随权威就是。2、容易产生依附心态。因为权威是万能的,又是神圣的,所以,寄托于权威是既“合理”又让人充满“希望”。3、容易产生反抗和斗争“情结”。一旦权威的神话破灭,权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时,权威主义“情结”所表现出的另一面就是反抗和斗争“情结”。当然反抗和斗争的目的并不是彻底地不要权威,而是为了树立另一个新的权威;而且这种为权威而战的心态在客观上往往会导致“过火”、“过激”行为。

  二是血缘主义。血缘主义的核心是“基因中心论”;基因中相同成分的多少是决定关系远近的唯一标准,并且血缘统治地缘和业缘。血缘主义的泛化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是:1、情大于理,法律意识淡薄。中国人常讲,凡事要合乎情理,但细究“情理”二字,终究是情在先,理在后。“游戏规则”固然重要,但面子与人情更不能不要;所以,“游戏”中自然是情为重,而“规则”次之。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意识的淡薄也就成了必然。2、契约意识是无根草。血缘是天然的“契约”,这种天然“契约”的价值将高于任何后天契约的价值。3、竞争精神缺乏。基于血缘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则只能是“和气”而不是竞争;因为大家都是“一家子”,何必竞争。

  三是机会主义。对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一般地解释是人类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性和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由于政治上的人治传统和小农经济的固有特性,使机会主义在中国处处泛滥。其直接的表现是:1、重短期行为,轻长期行为。2、重局部最优,轻整体最优。3、重个体最优,轻团体最优。由于钻空子意识太浓,所以,造成团体的监督成本高昂,不易形成理想的合作。目前,中国改革中所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等现象就是机会主义的典型表现。

  四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在中国也是根深蒂固,这里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平均主义的影响主要有:1、在心理上易于滋生人们的嫉妒心态。不“平”则“鸣”,看见别人突出,就心理犯忌。2、在行动上往往产生“枪打出头鸟”行为。人们常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深层次原因就是平均主义的兴风作浪。3、在分配上总是倾向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种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的直接后果就是生产上的无效率,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上述“四大主义”与现代化所要求的理性精神可谓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现代化要求自主、平等、合作、法治、竞争、勤劳致富等,而“四大主义”所表现的恰恰是相反的一面。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存在物质建设上的巨大任务,而且有着精神建设上的艰难曲折。国民精神只有砸烂“四大主义”的枷锁,国家才有可能顺利驶入历史的快车道;否则,现代化的物质成果在“四大主义”洪流的冲击下将难以得到有效建设;同时,任何外来的“主义”,也将会在“四大主义”的“淹泡”下,而变的奄奄一息,或是名存实亡。所以,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但要想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前提是必须成为一个理性的民族。

  作者是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和“三农”问题。

  作者电子邮件:gssgw007(at)sina.com

  作者:宋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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