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宪: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批判

  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观点与教育部长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观点正好对立,网上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但也有许多网民朋友嫌拙文(2.6万字)太长,希望读到压缩版。还有的网民朋友,没读完全文,就无的放矢,进行假想敌式的批评。为此,我特将原文观点摘要出来,供大家浏览,并希望能因此引起批评者阅读全文的兴趣。

  引言

  拙文起因于我对荷兰教育的观察。荷兰人口仅1600万,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三年培养的大学生,就相当一个荷兰国!但荷兰却一直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学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本身有问题。

  中国的高教问题,因果互关、因果连环,不是针对单一根源,开个简单药方(譬如弘扬大学自由精神、实行高校自治等等)就可解决的。

  目前,中国高教问题表现为大学生“两难”:一是贫困生上学难、二是大学生就业难。“上学难”反应了社会不公问题,“就业难”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问题。造成“两难”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终原因却皆与高教大跃进相关。当教育部官员高调批判“高教产业化”的时候,恰恰掩蔽了高教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也回避了其失职、失察之处。

  一、高教“产业化”、“市场化”口号本身没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难免会获得商品属性。高校教育,不同于九年义务教育,其主要任务是育才而非育人,在国家财力有限、高等教育尚不能普及的情况下,这种市场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有公平意义,又具效率功能。实际上,有些家庭甚至节衣缩食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也就是把上大学视为一种投资行为。

  既然高教产业化口号或市场化改革方向本身都没有错,为什么社会舆论对它指责甚多呢?这是因为中国高教改革中所实际实行的,并不是“市场化”,而是“惟市场化”或“伪市场化”。

  二、“上学难”的成因(上):高教“惟市场化”

  十多年来,中国大学学费猛涨了20多倍,远远超出同期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由此便形成了上学难。这种上学难的成因,主要在于排斥高教公益性的“惟市场化”趋向。

  承认高教具有商品属性,不等于否定高教的公益性;承认高教市场化的合理性,不意味着高校可以惟利是图,变成赚钱的机器;高教的市场公平原则,绝不能取代社会公平原则。真正的教育,无论育人育才,都应当是无私的、超越现实功利的,这与艺术品可进入市场、获得商品属性,但真正艺术永远超功利存在是一个道理。

  市场公平是有限度的,它只对能进入高教市场的群体来说具有公平意义,而对弱势阶层来说,它会剥夺其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权利,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国家必须在市场之外,靠公共产品分配,来补救市场缺陷、维持社会公平。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都是私立的,却都有针对贫困生的助学金。这便造成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在美国,供子女上大学负担最重的,不是贫困家庭,而恰恰是中产家庭。我们是社會主義国家,更应当保证高教的社会公平。

  中国城乡低收入阶层,或是贫瘠资源拥有者、或是改革代价承担者;确保他们的优秀子女能免费上大学、包括上名校,顺利成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不仅可以改变其家庭生存状况,减轻社会对贫困阶层承担的救助压力,更可以大大减缓两极分化趋势、减少贫富对立情绪。目前的高收费,让众多贫困家庭雪上加霜。上大学,原应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公平社会的桥梁,现在却成为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公的堑壕。这种局面当然应该改变。

  三、“上学难”的成因(下):高教大跃进

  目前各界就解决上学难问题形成共识,似乎只要政府加大投入,难题会迎刃而解。但实际情况却绝非这样简单。

  教育部称,他们从不支持高教市场化,那么,当初制定改革政策时,为什么不强制规定各公立大学对20—30%的贫困生一律免除学费呢?如果贫困大学生可免费入学、如果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可考取公益型大学,那么,今天又如何会出现上学难问题呢?

  2006年以来,由于大扩招路子走不下去了,全国重点、非重点大学校长一起加入了“哭穷”大合唱。无论这些大学“哭穷”是真是假,他们都把社会对高学费、上学难的责怨转移到了财政身上。但实际上,如果高教没搞连续翻番的大跃进,那上学难问题绝不会像今天这样难解决。正由于中国高校短短7年间扩招了四、五倍,贫困生数量也增加了四、五倍,这才使上学难问题,几乎变成一个“死结”;高教大跃进,实际上把国家给“套”住了。

  更严重的是,上学难“死结”没解开,就业难的“死结”又反过来使上学难的“死结”更难解了。譬如助学贷款,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条路实际上已被堵死了:许多大学生毕业后,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其欠债、逃债,实乃经济因素不能也。而面对越来越高的违约率,银行又如何敢继续放贷、高校又如何敢继续担保呢?

  大学生就业难使上学难问题的解决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今天已不是国家能不能拿出巨资解决上学难的问题了,而是国家该不该拿出这笔钱的问题了。眼下,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连九年义务教育经费都没保障、许多农民工子女长期失学,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动辄数百亿的投入,如果只能在失业大军中增加大学生的数量,这岂不是会在更大范围内浪费教育资源、影响社会公平吗?

  四、大学生就业难原因:高教大跃进

  教育部至今不承认就业难与高教大跃进相关,而总是向高教外部归因。当“大学生与农民工枪岗位”、“大学生争当殡葬工”、“名牌大学生卖肉、卖糖葫芦”等新闻已变成旧闻时,当大学生工资期望值,已降到最低工资线时,还能说他们的择业观有问题吗?需特别指出的是,一些专家所谓的西部岗位并不大量存在。他们只看到东部大学生不愿西去的实事,却没看到西部大学生面临的失业困境。

  就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同时,近年的人才市场上,却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招聘难现象。一些外企甚至因此而放弃在中国扩大投资的念头。在大学生数量剧增的今天,在各个专业都有足够数量对口毕业生可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招聘难,便只能用大学生素质严重下降、专业能力欠缺来解释了。面对这种“过剩”中“匮乏”矛盾,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相当比例的大学生,除了文凭是真的外,其内在构成素质几乎都是假的。这种没含金量的文凭,一旦通货膨胀便分文不值;毕业即失业,原在情理之中。

  五、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发展规律

  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规律。这道理和种田一样:合理密植、科学管理,麦子会获高产;而一旦超出土地承载力,则只能收获大批麦草。承载力都是有“度”的。扩招一旦超出大学的承载力,也必然会导致高教质量大幅下降,泡沫化、劣质化。

  中国高校中脱离实际的课程设置、远离实践的教学方式、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本来就问题多多,高教大跃进,把这些问题成倍放大折射出来了。许多高校,是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上什么专业,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不顾条件也要上。结果是临时拼凑课程、搭建班子,这样的泡沫教育,只能培养泡沫人才。大学生在经历了6年应试教育的磨难后,把大学作为补偿往昔峥嵘岁月的伊甸园,积极享乐、消极厌学,这也加剧了高教质量的劣化。

  认为有了高楼、有了钱就可添设备、聘教授,大学规模就可成倍扩大,这想法本身就是荒唐的。确保高校质量的,是能传承大学科学人文精神的教授团队。而这个团队恰恰是不能速成。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得好:“如果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何况我们增加的不是二倍,而是短短七年中,增加了五倍!

  六、高教大跃进误国害民

  高教大跃进的直接受害者是这一代大学生。大学四年,是人生黄金岁月、成才关键时期。但高教大跃进,却使许多大学生的这一段宝贵生命被白白浪费了。《中国青年报》一次问卷中,8777人中,竟然有51.5%的人认为,自己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有34.7%的受访者,对上大学感到“后悔”。许多人在大学混了四年之后,其原有素质,特别是刻苦精神和自律意识还比高中时退步了。

  这种结局,也践踏了市场公平原则:大学四年,花费数万,如此高投资,换来的却是低回报、甚至是零或负回报。当初,如果不上大学,家庭减少一笔巨额支出,他们还可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农民,为家庭增加点收入。而上了大学之后再失业,情况则变得更糟了。对那些已欠债累累的家庭来说,这种状况是雪上加霜,只能深陷绝望之中!如同假烟假酒是谋财害命一样,这种把伪劣教育产品高价出售的情况,同样也是“谋财害命”。

  高校也是受害者。高校从大跃进中获得的,仅是眼前经济效益,它因此而被严重损害的,却是其赖以生存的高教信誉或历史延续下来的学统文脉。随着社会对高等教育失去信心,新的读书无用论就会泛滥。高教大跃进恰好是在高校教师资队伍断层期进行的。高校舞台上唱主角的是文革后近亲繁殖学者。许多人先天失教、后天被宠,他们做学术带头人,只能带坏学风,使一些名校百年积累传承的优良学术传统、教授风范毁于一旦。

  一些教授,名在此校,身不在焉;一些讲师,人站讲台,心不在焉;他们往往对教学取应付态度,已缺少爱教书之岗、敬育人之业的精神了。在荷兰一所高校,我亲耳听到一名中国留学生期末大骂教授“简直是魔鬼”,因为这位教授对他一点情面也不讲。在中国的大学里,还有这样的严师吗?缺少严师,大学生是受害者;丧失严教传统,大学自身也是受害者。高教大跃进对大学自身造成的戕害,恐怕是今后十年甚至数十年难以消除的。

  七、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高教改革“伪市场化”

  昔日农业大跃进,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天高教大跃进,则是:“大学校长有多大胆,就贷多少款;能贷多少款,就盖多少楼;能盖多少楼,就招多少学生;能招回多少学生,就能发多少文凭”。表面上,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内驱力却大不相同。当年农业大跃进,属纯政治行为;当今高教大跃进,却有利益驱动,这就是所谓市场化运作方式。

  中国高教尽管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却从未向真正市场化方向推进。公立大学依然是计划体制架构,各种关键性权力和资源都掌控在主管部门手中,这使它们像改制前的国企一样:政校不分、权责不清、监管失控、腐败丛生;而与此同时,民营大学受到种种限制,无法与公立大学公平竞争。教育部既是众多公立大学的管理者,又是高教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其结果,是公立高校,既无内部约束、又少外部监管。这便使中国高教的所谓市场化,只能是一种在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保护落后、浪费低效的“伪市场化”。

  许多大学从各个渠道收取的费用都流向了哪里,恐怕校长都不清楚。大学的办学成本,完全不透明,是糊涂帐。伴随着扩建大跃进,许多大学校长,已变为高教经营商了,他们不怕多招生就怕少收费、不怕多举债就怕没人贷、不怕多圈地就怕批不下……。猛然暴富膨胀起来的中国大学,失去了往昔的矜持。从建筑到装修,处处充满着爆发户气息:“国际一流”的豪华办公楼、体育馆、大会堂、招待所、新校门——甚至观光电梯等等,都是中国高校特有的风景线,欧美大学那是相形见绌。世界上有如此纵容、鼓励浪费的“市场化”吗?

  八 高教大跃进的外驱力:地方政府政绩需要

  随着持续大扩招,高教大跃进已变成扩建大跃进了,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了。各地无论是否有条件,纷纷争上大学城;大学城变成地方政府、开发商与高校“合谋”的圈地项目,不仅占据并浪费了大量粮田,而且,也把高校圈了进去,使高教大跃进欲罢不能。现在,高教大跃进走到了尽头,许多大学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九、 高教大跃进生成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失职

  高教大扩招的最初动议,并非来自教育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部还是主张稳健发展高教事业的。但是,当大扩招开始实施后,教育部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在2001-2002年之后,没能及时刹车且继续支持大扩招,从而导致了高教大跃进的生成。如果当时教育部能冷静下来,不再下达或批准新的大扩招指标,由于全国的年招生总量没突破300万,则无论是上学难还是日后的就业难问题,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特别是,当各校都把工作重点从抓扩招扩建转到抓教学质量上来,也就不会发生所谓量增质劣的高教大跃进了。

  教育部没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高教大跃进已成为可用来炫耀的政绩工程了。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对高校本科教学进行评估,舆论称评估活动只是一场“轰轰烈烈造声势、辛辛苦苦编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大规模造假运动,并不为过。关键是它涉及到教育部主导的以赶超“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另外两项大跃进:硕博招生大跃进和学术科研大跃进。在许多大学里,这“三大”跃进的生力军都是同一拨教授。“三大”跃进彼此关联,一严俱“损”、一宽俱“荣”,便只能走走过场;在完全脱离实际可能的情况下,要鱼与熊掌兼得,只能视咸鱼为鲜鱼、将牛掌做熊掌了。

  十、高教大跃进危机解决的对策建议(上)

  ——高教缩量保质必要性和推进措施

  既然中国高教大跃进造成或激化的危机非常严重,公立高校缩量保质便势在必行。否则公立高校的生存危机将越来越严重。其一,国内大学热肯定会因就业难而降温;其二,伴随人民币升值,海外大学性价比越来越高;其三,中国高教市场即将开放,合资大学可能因其质量保障获得竞争优势;其四,2008年之后,高校适龄人口将逐年下降。随着优秀生源大批流向海外,国内一流大学会败给海外二流大学,某些二、三流大学会因生源不足难以存续,面临破产危机。因此,与其被动地等待市场惩罚、陷入更深危机,不如主动缩招保质,让中国公立高校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只要下面的制度建设到位,高校会自觉缩量保质的。这些制度包括:

  (1)、健全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

  大学生就业率统计途径,应以社保登记为准。在社保登记表上,填写统一的文凭或毕业证号码,通过与大学联网,是较容易汇总的。

  (2)、建立高校教学质量评估网站

  国内大网站,应给各高效建立质量评估网。其中设两部分内容:各校对其院系专业教学质量的自我评估和本校师生及往届毕业生、用人单位的外在评估。

  (3)、建立人大对高教质量评估制度

  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出面,制定对高教质量评估的简化指标,委托民主党派建立若干精悍、专业、高效、廉洁的评估专家组,对公立高校实行不打招呼的评估。评估不合格的专业或院系,则强制“关、停、减”。

  (4)、建立高校教学双向淘汰制

  双向淘汰,即以教学质量为依据的教师“优进劣出”淘汰制;以学习成绩为依据的学生“宽进严出”淘汰制。学生对淘汰结果可提出申诉,并有权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监督、投诉。凡查实教学质量不合格的专业或课程,可要求退还部分或全部学费,相应专业要关停、相应的教师导师则要被淘汰。这就迫使大学重视教学质量。

  (5)、财政应支持或鼓励公立大学缩招保质

  国家财政拨款,要与高校教学质量挂钩。凡缩量保质措施有力,专家、学生、社会满意的大学,国家应增拨经费,以示支持。但是,大学背负的巨额债务不能让财政偿还,而要通过市场运作解决。如将二级学院出售转让;吸引外资内资入股;将部分校区土地房产抛售等等。

  十一 高教大跃进危机解决的对策建议(下)

  ——高教体制改革和高教市场建立

  高校缩招的过程,是大学深化改革的良机。应借鉴国企改革和国外公立高校治理经验,建立高校董事会制度。董事会由国资代表、知名人士、民主党派代表、本校资深教授组成。教育部长不应再担任重点大学“总校长”的职务,不再办拔苗助长的蠢事,而是要创造条件,使各类大学都按高教规律办学,在公平条件下靠内功竞争,让教授们的教学与科研彻底摆脱浮躁环境。

  大力发展民营或私立高校。国外私立高校一般超过大学总数的1/2,我们的比例太低。目前,促进民营高校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政策性歧视问题。譬如,民营资本投资和经营高校应享受免税待遇,办学质量合格的民营高校应获得国家财政补助,民营高校师生应享受与公立大学师生的同等待遇等等。

  私立高校面向市场,质量和效率意识强,由此形成的竞争压力,会迫使公立高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目前大量繁衍的泡沫教授就失去了生存空间,公立高校也就可能抛弃“官本位”而向“学本位”回归。当“大学像大学、教授像教授”之后,假以时日,教学科研质量上去了,大师也就涌现了,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也不远了。

  《“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全文可到“曾宪百草园”查阅。

  作者:杨曾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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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

  1. 童非童 说:,

    2008年02月12日 星期二 @ 03:31:37

    1

    我觉得你说得道理很对,不过改进措施可能还欠缺点实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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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茅于海 说:,

    2008年02月14日 星期四 @ 06:41:49

    2

    杨先生:

    非常赞成你的观点!
    其实有很多问题倒也并不完全是搞“大跃进”才搞出来的,而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根本问题所造成。只是“大跃进”有一个放大的作用,把这些问题都放大了。
    我是在清华任教过40年的老教授,你的很多观点其实我们在过去就已经看到。清华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流大学,高质量的生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假如这些素质很高的生源,进了大学以后就以为进了保险箱,可以不努力,不刻苦,这样反而毁了一个人才,大学是应该负很大责任的。
    我过去解放前上中学采用的是“宽进严出”,高一5个班,高二4个班,高三3个班。这样既照顾了收入,也照顾了学校的名声。
    美国的研究生也有很高的淘汰率,我儿子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时,第一年以后有一个Qualify的考试,后来7个人淘汰了3个。这样高的淘汰率,能够不认真读吗?

    而今,在我们的大学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因为学习不好而离校的。

    现在应当执行的是“严进严出”才对。不容易进来,也不容易出去。

    我想“优胜劣败”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必须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不但是在校的大学生,也应当包括教授在内。也要经常淘汰。

    有一点需要补充的,就是教授的待遇问题。的确像你所说,并不是有了钱就可以请教授,但是也不可能用低工资就能请到好教授。过去新加坡就是以全世界最高的教授年薪去聘请最好的教授。中国好象离开这一步还很远。
    新加坡、香港等地区对于公务员也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我想,对于中国的教授,也应当采取类似的方针,就是必须提高教授的工资,好让他们专心于教学科研,而不要去花很大力气去搞“创收”。

    还有,。。。要说的实在是太多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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