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思想解放从民主开始

  5月11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30周年。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精神遗产,又一次成了舆论关注热点。

  30年前那场大讨论,今天看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放在当前“第三次思想解放”呼之欲出的背景下,“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提供有益借鉴。别的不说,从这场大讨论的形成过程来看,便让人颇受启发。

  我注意到,作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的发表不无偶然因素。据文章主要作者胡福明的说法,这篇文章最初的写作完全是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并未受任何人的指使。写作此文时,胡福明不过是南京大学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光明日报》原理论版编辑王强华也提到,约来这篇稿子只是正常编辑行为,“就是报社编辑直接跟他之间的一种交流,没有经过哪个领导”。

  换个角度来看,该文从创作到发表直至引发一场思想解放,又是一种时代的必然。文章固然在于批评“两个凡是”论,却也可看作来自民间的声音,客观反映了民众的意见。也因如此,文章不仅吸引思想理论界和公众舆论的热烈参与,更受到高层领导的关注与直接介入。在这里,政府和民众形成了高度共识,从而共同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也就是说,就发生机制而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触发点来自民间,具有“自下而上”、朴素的民主风格。而站在全局视野来讲,决策层不仅对时代吁求了然于胸,且能够迅速作出反应,抓住契机、“以点带面”发起大讨论,赢得改革的舆论共识。如此来看,这场大讨论或可视作执政党尽心竭力汲取民意,以民众普遍诉求为执政依归的典范。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实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任何社会改革都应听取民众意见,获得社会共识,体现民众诉求。不独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如此,政府制定大政方针与日常行政,也都应当以民意为依归,在民主的机制下运作。正如胡福明日前接受访谈时提到:“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民主运动。……正因为有了这场民主运动,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30年。”他更进一步阐明:“思想解放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这一番话指向的,正是30年前那场思想解放的一大精神遗产。

  当然,和30年前的历史环境不同,当前的舆论传播机制和民意表达方式有了巨大的革新。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让公民有了更为多元的合法表达渠道,也使政府汲取民间智慧和聆听民众吁求有了更为直接便捷的手段。这样的时代特征,或可用“网络民主”一词概括之。从这点来看,今后社会思想解放的发生机制和呈现方式或将不同于以往。比如,广东等地开始发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声音。但可以预料,现在不大会重现那种“一语惊天下”的集束式效应,而更可能以多点触发、百花齐放的面貌呈现。

  如今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也决定了稍嫌粗陋的民主问策和决策机制,恐难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例如,从一些省市官员频繁问计于网民,约略可以看到那场大讨论的理念背影,然则这种方式毕竟只能获取部分民意,解决部分问题,而难以再像当年那样“由点及面”,统合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因此,总结和借鉴“真理标准大讨论”经验的同时,还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迎合时代的新要求。这就是,以科学的、长效的民主机制汲取民意、执政施政。

  思想解放从何处开始?历史的经验是,从民主开始。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就在于进一步建设和推动民主机制,丰富和发展30年前所取得的精神成果。

  2008年5月11日,发于12日《新民晚报》

  作者: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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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思想已自由 说:,

    2008年05月13日 星期二 @ 07:13:58

    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真理就是真理,不需要检验,难道检验了就是真理,不检验就不成为真理了,十分可笑的命题。比如说:人肚子饿啦要吃饭,这是从小就明白的真理,难道说吃了饭才知道,不吃饭就不知道啦?可惜当年没人敢提出质疑,因为命题的提出者,是一个满手鲜血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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