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毫无目的的残酷

  一九八六年,在文革结束十周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名作《动物农庄》。读罢之后,最初产生的强烈冲动就是,将这篇小说译介给国内读者,或许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反思历史的参照物。两年后这篇小说终于得以在上海一家杂志发表,结果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本出版于半个世纪前,译成中文不过六万余字的小书在国外早已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先后被译成三十九种文字,至一九七二年仅英语本销量就已达到一千一百万册。而在一个最应受到理解的国度,它却遭到未曾预料的冷落。惊异之余,颇有点说不出的无聊。当时的情形是,西方的各种思潮,尤其是个人意识的解放正风靡大学校园,学者们也正热衷于对东方文明的文化批判,沉浸在把社会又一次划分为精英和非精英中。对当时大多数人而言,小说揭示的主旨显然是过于明晓而浅显,因而也就不值得一谈了。书籍的确有它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篇政治寓言小说,以隐喻的形式,写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被背叛,自然还有革命的残酷。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它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管理自已的家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猪们逐渐侵占了其他动物的劳动成果,成为新的特权階級;动物们稍有不满,便招致血腥的清洗;统治的需要迫使猪与人结成同盟,建立起独裁专制;农庄的理想被修正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动物们又回复到从前的悲惨状况。明眼的读者自可看出,此书不属于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蕴含教训的传统寓言,而是对现代政治神话的一种寓言式解构。

  对于书中所揭示的革命后一切都没有改变,以及操纵语言歪曲真理的现象,人们尽可持不同看法。事实上,此书自经出版,对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顿过,社會主義国家自不待言,西方国家的知识界也是众说纷纭,右派认为它是抨击苏联社會主義,左派认为它也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使我感到震撼的是,书中描写了无数次杀戮,这些杀戮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不可理喻。在一九五四年英文版的前言中,伍德豪斯在谈到这些杀戮时用了这样一个评语——“毫无目的的残酷”。

  这使我想到已经过去的文化大革命。

  要说残酷,自然非文革莫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文革的残酷程度即使称不上空前,也排得上前茅。通过一九八零年特别法庭的审讯,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种种阴谋,他们利用权力残酷迫害他人的罪行早已昭然于天下。迄今出版的大量文章和书籍证明,在对这伙人的揭露方面,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不遗余力的。今天,人们公认的看法是,林彪、四人帮所作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有缘由的,即为了搞乱国家,以便乱中夺权。因而对他们来说,文革中发生的一切“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需要这样,他们不这样倒是不可理解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一切归罪于这伙野心家的政治阴谋,甚或仅仅归之于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就很难理解文革中出现的普遍的疯狂和荒诞,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将依然会停留在简单的水平上。

  有朋友曾说,文革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他说这话时是指在若干年后,对文革学的研究将养活许多吃学术饭的教授、副教授们。此言也许不妄,然而我总觉得有点轻松和可怖。对于那些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来说,这不只是一段记在纸上的冷冰冰的历史。显而易见,文革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道德人心各方面对我们民族性的暴露和检验是彻底的。说到底,文革是一场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历史运动,二十多年前的人们投身其中的狂热并不亚于今天年轻的追星族和摇滚歌迷,而且他们还被时代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肆意发泄的权利。从大量揭露的材料看,除了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件,许多针对普通人的骇人听闻的迫害都具有底层的自发性(尤其在文革前期),或毛泽东曾经所称的“痞子”性。这就不仅是少数几个坏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了。

  这里,我想举两个事例。据一些出版物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红卫兵在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北京大兴县的“四类分子”进行批斗打杀,从一个大队发展到四十八个大队,在三天时间里,共有三百二十五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害,年龄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其中被满门杀绝的二十二户。另一个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七日,湖南道县曾发生由社队干部组织的滥杀无辜现象,共有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用枪杀刀砍、沉塘活埋、投洞绳勒等手段杀害,其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绝大多数,年龄最大者七十八岁,最小者仅十岁,此外还有三百二十六人被迫自杀。此刻,在引用这些近乎枯燥的数字时,我感到生命有如蒿草的脆弱和轻贱,我很难从数字中想象他们在临死时的恐怖神情,他们最后一刻的活生生的感觉。这两件事例之所以特别令人惊心,是因其中所表现的残忍显得是那样没有道理,那样如同一场杀人游戏。从受害者一方看,他们有别于被迫害致死的“走资派”或武斗中死亡的两派群众,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就被打翻在地,成为社会的最底层,大多数人此后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一直安分守己,规矩度日。作为一个个体,他们并不对政权构成任何威胁,甚至也无能力得罪任何人,这一点当时的人其实都很清楚(真正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倒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这一点后来的人也总算清楚了)。但即使如此,社会仍是容不得他们,文革中这些既无反抗能力更无反抗意志的人还是被剥夺了生存权,连初生婴儿都不能幸免,成了那个时代的祭品。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尚不知凡几,迄今披露出来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让人不解的是,即使是为了巩固专政,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与政权的巩固已没多大关系的人也是毫无必要的,然而事实还是发生了。从迫害者一方看(也包括那些参与杀戮的普通群众,如此规模的杀戮当然不会仅仅是几个“坏头头”所为,由于法不治众,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无法追究,他们中大多数人今天应该还好好活着),无论是一些基层掌权者,还是普通的群众,参与这种杀人游戏并不能使他们自己获得名利,光耀门庭,时至今日仍很难令人明白,对于这些基层群众,如此的残酷究竟有何意义?能达到什么目的?是出于愚昧?恐惧?抑或是出于随大流?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他们个人都是毫无意义的,除了可能产生的一时的快感外,他们从中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说明目的的虚妄。中国历史上缘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多矣,但像这种借“階級斗争”的名义,大规模有组织地针对底层民众而又毫无目的的残酷,却无疑是文革的一大特色。

  文革期间有一条著名的语录,“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条语录以其独断论的话语方式,曾鼓舞了千百万人投身运动,在斗争中冲冲杀杀。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恨事实上大多是无缘无故的,甚至于连恨都谈不上,有时仅仅是由于残酷能给人带来快感和自我的确立,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唯其如此,这种残酷才显得特别可怕和荒诞,直指人心。记得有一年冬天,在我儿时生活的山区小城,唯一的中学校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朗朗读书声,人去楼空,几个留在学校的十四五岁少年无事可做,突发奇念,想知道核桃树(当地盛产的一种树)叶的味道,按今天的说法,即想找点乐子,他们把关在“牛棚”里的几个老教师叫出来,让他们爬在地上,口含树叶,然后问他们苦不苦,回答自然是一迭连声的不苦。也许是觉得无聊,学生们又让老师叫自己“爷爷”,仍然是木然地叫,狂然地笑。对这些老师来说,这种孩子气的恶作剧或许要比在大庭广众面前坐喷气式,阴阳头,戴高帽,衔稻草好受一些,但他们内心的灾难却是一样的。有时候,在轻佻的折磨中有着比严肃的迫害更为恐怖的东西。

  岁月漫漫,记忆历久弥新。因为在这些学生中,就有我一个。尽管我当时尚小,只是在旁观看,可那种情景使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一直在思索它的内蕴,想弄明白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今天听起来这就像卡夫卡的故事,无论迫害者还是受害者,大家都明白他们(自已)是无罪的,但双方却配合默契,因为没有目的,所以整个过程带上了几分戏谑,就像大兴、道县事件中那些参与者一样,是不会太认真地打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愈来愈相信,对我来说,唯有这件小事才代表了文革的实质。这或许也算一种“文革情结”吧。今天,视文革为一处矿藏,几辈子也挖掘不完的人,大概为数仍是很多的吧。惜乎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尽管文革已过去了二十年,至今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尚处于原初阶段,很少见到真正深刻而有见地的文章,有些话至今尚不能说,而能说的往往又是将昔日的凶残化为一笑,诸如书店里、小摊上那些记述文革的奇闻逸事。这种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迅速的集体下意识遗忘,有意无意的掩饰,让人不免感到遭遇如此劫难的民族是否真的活该。

  不错,以文学为例,揭露和控诉文革的小说、诗歌、电影、回忆文章、纪实作品等可谓卷帙浩瀚,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至少也说明了人们在不断思考,但伤痕文学基本上是站在绝对的善恶分明的立场上,将一切罪恶全部归之于林彪、四人帮,控诉其别有目的的残酷。尤其读叙述老干部遭受迫害的文章或作品(这类文章和书籍是目前最多的也是最易出版的),悲悯之余,我常常会想,如果不是那么多掌权者同老百姓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引起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有谁知道文革还会被定性为一场浩劫,而不是完全必要的某次运动的“扩大化”呢?还有谁会注意到大兴县、道县那些冤死泉下,连名字都不会留给后人的普通人呢?反思文学似乎将人们导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由此产生的文化热至今不绝如缕,但将一切归之于民族的文化传统,诅咒黄河文明的延续,如八八年那部风靡一时的电视系列节目所揭示的,则又使人有厚诬古人放言空谈之感,让古人为我们承担罪孽终究不够磊落。其实,即使封建的帝王也至少明白“家天下”的道理,不会毫无必要地把一个“莫非王土”的国家搞乱,以迫害子民为治国伟绩。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与传统文化无关,甚至也与封建意识无关。今日之大言言谈文化优劣者,大抵皆类于这种凿空之论。

  我觉得,在文化比较问题上,与其总是求异,不如求同,看看同一时期别的国家有无相同的情景。要比也不能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比,道理很简单,试问有几个红卫兵读过四书五经?如果按照汤恩比的方法,以文明作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来考察历史,那就应当看到,传统文化早在本世纪中叶就已产生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断裂”,汇入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在被罗素所称的这另一个文化圈里,尽管语言和习俗不同,但在历史命运、社会心理、政治意识等方面,却大抵是相似的。就我们国家如何才能更顺利地步入现代化而言,对这一世界文化的长处和弊端进行研究,似乎要比研究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切题。在我读过的书中,有两本书曾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本是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一本是俄罗斯作家索忍尼辛的《癌症病房》。两书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革命是否一定会变质?历史运动与残酷是否必然一致?这种残酷对人类到底有何意义?昆德拉的小说处理的就是一个关于残酷的主题:一个曾遭受过政治迫害的男人误把毒药给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当他得知后,他并无任何良心上的不安,而是一走了之。书中的情形,如受父母牵连的孩子被剥夺入学权利,街道退休老人组织干涉他人的私生活,看病要托关系走后门,以及人们说话的用语、口气,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男人在思考这桩行为时,拿自己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相比,他发现自己的谋杀十分轻松,“没有任何动机,从中什么也得不到”。这句自白与书中那些孩子把猫的舌头割掉,用钉子钉进眼窝的细节,正是小说的点睛之笔:他们不由自主地采用了生活中所熟悉且畅通无阻的行为方式。索忍尼辛的小说叙述的则是另一个残酷的事故,主人公为治癌从流放地来到一个城市医院,他被捕完全是由于莫须有的原因,“有点象儿戏”,但却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书中有一个细节,主人公出院后去了动物园,看到猕猴笼内空空如也,说明牌上写道:“由于某游客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致使住在此处的一只猕猴双目失明。那个狠心的人竟将烟末子撒入猕猴的眼睛。”主人公为此悲愤莫名。小说结尾,主人公躺在列车的行李架上,脚尖悬在过道上空,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他的内心独白——“平白无故”。

  两部小说都以相似的细节,揭示了历史暴虐的毫无必要和人性邪恶的不可理喻。如果说这也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那么,文革与此是相似的。除了给迫害者带来自视优越的快感外,它的残忍的唯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这种残酷已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特征。

  认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因果律和效用论之上的常识。有了这常识,动机才能成为犯罪学的基础。如果一旦世上都是毫无动机的谋杀,把我们的思维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因果律就会失效,任何健全的司法制度都将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的绝佳题目。事实上,人类在残忍这点上并不比动物更进步,人与人之间许多仇恨和残忍都是无缘无故的,在许多方面往往超越了因果律的范畴。正如昆德拉在同样一本书中借主人公的话所说,“所有的人都暗暗希望别人死。”“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力量从远处进行暗杀,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灭绝。”他的话或许过于阴暗,好在法律是论迹不论心的,至少由于害怕惩罚,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必非做不可,那种毫无目的的暴行才不会轻易付诸实现。只有在受到保护和鼓励的前提下,人性的邪恶才曾被释放出来,制造出盲目的仇恨和残酷。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政治文化中,无疑有着某种释放残酷的机制。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文革为这种悲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北京大兴县惨案的同一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敬》,指出:“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推论起来,这里的“吸血虫”和“人民的仇敌”是指那些早已驯服、毫无权利的最底层人,而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要斗倒的各级“走资派”。时至今日,人们仍能从这中间嗅到血腥的气味。当最高统治层发出号令,任何无缘无故的仇恨和渲泄便都被赋予了階級斗争的充足理由和不受惩罚的法律保证,大兴、道县那些无辜者既然可以毫无目的地出于对领袖的爱被公开杀戮,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对自己老师的施虐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了,他们的戏谑不过是对当时社会政治行为的一种模仿罢了。

  回首三十年前事,亦如风雨亦如烟。徘徊于荒草萋萋的往事之中,我感到一种无处凭吊的悲哀。三十年前发生的一切依旧像淤泥堵塞在胸口,使我难以呼吸。就为了一个虚妄的目的,有必要在历史的祭台上献出那么多毫无意义的牺牲吗?也许这就是《动物农庄》中的动物们最后萦绕在心头的无声的询问。

  为什么?

原载于《今天》杂志一九九八年冬季

  作者: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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