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华:六月遐思——法国大革命前的状况和今天中国的状况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有一段为法国启蒙哲学和法国革命辩解的话,让人读后,自然而然地会生发出这样一些感悟:一,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形跟现在的中国何其相似?伟大的中华民族在社会制度建设上与世界水平相比今天落后了几百年!二,黑格尔真够伟大,他在普鲁士专制制度下,竟然能够以这么生动的语言鲜明地表达他对社会进步趋势洞察、对普遍人权的肯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宣告和认领。

  黑格尔写道:“我们好心地责备法国人攻击宗教和国家。可是我们必须对法国那个可怕的社会状态、贫困状况、下流景象心中有数,才能认识这些攻击的功劳。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冒充虔诚的人、唯恐自己的赃物被剥夺的暴虐之徒可以说,他们攻击了宗教、国家和道德。他们攻击的是什么宗教!并不是路德改革过的宗教,——而是最无耻的迷信,教权,愚蠢,出卖良心,特别是在大家贫困的时候浪费和贪图世间的财物。他们攻击的是什么国家!是大臣和他们的宠姬仆妇的最盲目的统治;于是就有一大群小霸王和游手好闲之辈把掠夺国家的进项和人民的血汗看成一项神圣的权利。无耻和不义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道德是只适合于违法乱纪的。我们看到个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毫无权利,在良心上、思想上也是同样地毫无权利。”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市民社会的宽容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今天,只要不是在官方会议的讲坛上发表正式演讲,私下里大家已经可以无话不谈,再不用避讳乔装打扮了的便衣、密探、卧底、线人。对于专制落后的尖刻痛骂、对于贪污腐败现象的谴责讥笑、对于国家整体人文水平落后的叹息焦急、对中华民族前途的悲观忧虑,已经不是个别异议人士的超前思想,而是像空气一样流动于人们的生活中。人心虽散,还没有形成对一个积极目标的共识,但是对于现实中丑陋的认识,却几乎是众口一词。

  黑格尔写道:“在国家方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革命,他们所希望的、所要求的是改良,不过主要是主观的要求,——希望政府革除弊政,任用能从事改良的正直人员;他们认为应当出现的积极的事情是这样一些:君主应当受良好教育,大臣应当是正直的人,王公应当俭朴,等等。法国革命是由各种成见的顽梗不化、主要是傲慢、十足的轻率、贪婪逼出来的。”

  中国现在也是这样,大家都是回避革命而希望改良。希望执政者哪怕是出于为自己的下场考虑的政治谋略,能理性地反思我们60年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对于那些为天理良心不容的反人道主义的犯罪有一个坦诚的认错——对五七年反右运动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有一个交待,对二十年前对天安門事件的处置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有一个交待,对那些当年被打成右派而苟活和屈死的人们有个交待,对20年前在坦克机枪下屈死的冤魂们有一个交待,给受到牵连而遭遇各种痛苦的人们一个安慰。再不要自欺欺人地论证专政比宪政更先进,再不要把中国人民当猴耍,认清人类社会大势所趋,先把民主宪政的目标明确下来,然后,领导人民向着这个方向做有序的努力。

  然而,这些如此和平、圆融的设想,都被原则地拒绝。绝对权力展示给中国人民的,恰如黑格尔所描绘的,是“各种成见的顽梗不化、主要是傲慢、十足的轻率、贪婪”。去年将杨佳判死刑,已经让人们无奈地泪往肚里流,如今又有女杨佳手刃淫官,叫多少人民伸大拇指?各级“大臣们”低智而无德的统治,逼得人民不得不用“草泥马”去反抗“被和谐”;用“8×8”来突破网络警察对二十年前六月那个流血敏感日的过滤。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确实是不想革命,但是,正像法国大革命的不期而至那样,中国如果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延续黑格尔描述的法国大革命前那种“最盲目的统治”,那么中国会不会也被逼出来一个出人意料,并且发育不良的革命来?谁也不能打保票。

  黑格尔继续写道:“他们针对着这种可怕的混乱所提出的主张,总的说来是认为人人都不应当是门外汉,——不应当是宗教上的门外汉,也不应当是法律上的门外汉;这样,在宗教上就没有一个教阶,一群与众不同的、选拔出来的教士,在法律上就也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等级和社会(也没有一个法官阶层),唯有他们认识永恒、神圣、真实、正确的东西,能够命令和支使其他的人;相反地,人们的常识就有权表示自己的赞同,作出自己的判断了。……那些人用自己的天才,热情、聪明、勇敢英勇地争取到了这种从事主观认识、洞察、信服的伟大人权。”

  是的,中国当今的良知知识分子,也像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思想者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可以运用并且正在运用这个话语权,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民众作思想启蒙的工作,在聪明而勇敢地支持人民维权的过程中,使民众首先具有普遍人权意识。让人颇受鼓舞的是,就连执政者最主要的喉舌部门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也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含蓄但无可置疑地表现出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网页上,正在就邓玉娇案在做着一项网络民意调查:“女服务员刺死官员,算正当防卫吗?”有三个选项可供网民选择:一是“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该定罪”,二是“属于防卫过当,但也不能叫故意杀人”,三是“不好说,此事还有待斟酌”。这种民意调查的直接作用有二:一是给人民表达自己的意向提供渠道;二是聚拢民意给专制腐败的强权形成压力。而知识分子在类似的情形中,都可以像法国启蒙思想者那样,“以自己的天才,热情、聪明、勇敢英勇地”运用自己的有限话语权,推动中国社会向着真正的民主、自由、文明、富强进步。

  2009年5月30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作者:刘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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