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海:什么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近来我一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我从许多学者的文章中品味出一种自鸣得意。我注意到他们在大谈特谈这样的话题:中国传统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最后良方以及二十一世纪乃中国之世纪等。通过这些话题很容易地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已经有了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世界具有最后征服力等。

  也许我天生过于忧郁和悲观,对于类似的认识,我一直很不以为然。我注意到这种自鸣得意之乐观态度似曾相识。远者,如《资治通鉴》“隋纪五”中所载:“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每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近者,如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故事。豪言也好,壮举也罢,大体上多体现着一种浮躁的心态,带有骄狂妄纵、自高自大的嫌疑。其最终反映地或许就是对自身认识上的盲目、浅薄和文过饰非,包括对自身民族、国家、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未尝不是如此。

  比如我常想我们中华民族其实大概是不可以称为伟大的,虽然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棗比如秦皇汉武等时期称为伟大或许并不为过,而从其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称其为悲壮或许更确切些。因为中华民族从其根本的意义上讲实质上就是“汉民族”,这不仅仅由于汉民族居住区域上的广大、对中华民族之经济文化上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和人数上的绝对比重,而且由于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汉民族”这个最传统、最保守的农耕民族,与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游牧民族争夺中原政权的历史,是“汉民族”并不幸运的命运史。

  汉民族形成于汉代,她的名称也起始于汉代。她有一个完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祖先,即周初的诸华、诸夏,也就是华夏族系。虽然其在成周之世时并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建国者仅有晋、卫、齐、鲁、宋、陈、郑、许而已。然而,在齐桓、晋文的强力征伐下,东夷、荆吴、百越三族系先后同化于其中,并进而演化成汉代强大的汉民族。她给汉民族留下的是一部辉煌灿烂的民族发展史。然而可悲地是,自汉代开始,汉民族便开始演绎自己的悲壮史。首先是在汉之初,作为中原政权拥有者的汉民族是颇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凌辱的,最明显的标志是汉高祖的平城被困和其后不得不采取的和亲政策。虽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韬光养晦之后,汉民族曾迎来汉武帝的伟大征伐,从而暂时结束了汉民族备受凌辱的历史,并迫使部分游牧民族同化于其中,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随着晋室的内讧而来的,恰恰就是中原政权易主于北方游牧民族这一对于汉民族来说无法否认的悲剧。

  此一时期内中原的汉民族因此而充当起下等民族的角色。《资治通鉴》“梁纪十三”中的这样一段记载应足以唤起我们对汉民族在这一时期凄惨处境的认识:“欢(指东魏丞相高欢,擅权于东魏)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这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最高统治者的表演;而其下属又是如何看待汉人的呢?《资治通鉴》“梁纪十三”还记载着这样的文字:“贵(北齐御史,鲜卑族人)与敖曹(高敖曹,北齐大将,汉人,以悍勇名冠一时)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敖曹鸣鼓会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谕,久之乃止。”何为“一钱汉”,是说“汉人”只值一钱而已。在这里,如果说刘贵的态度反映出当时游牧民族对汉人的极端蔑视,那么,高敖曹在这一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极其压抑的心境,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汉人的生存环境。

  隋的建立虽号为汉民族的复兴,但杨氏家族是否为纯粹的汉人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对于封建盛唐来说,虽然人们一般也认为其为汉民族最扬眉吐气的时代棗因为出了太宗李世民这样一个绝世的君主,但就李氏家族的民族成份问题,史家多有异议。有人以唐时大臣多出于游牧民族、所用之兵更多属游牧民族,而其生活风俗也多与汉民族异,比如太宗在杀死元吉后纳其妻为妃、玄宗娶子妇及则天以女性而称帝等原因,认为是华夷混合的国家,而非纯汉民族的时代。其后至五代时期的李克用家族、石敬塘家族及刘智远家族等皆为沙陀人,而其相继成为中原政权的主人。宋虽恢复了汉民族对中原政权的控制,然而宋惩唐代武人之祸,矫枉过正,重文轻武,从而养成汉民族文弱之风。既见侮于辽、夏、金,更导致蒙古政权对中原的统治,从而使汉民族遭受到历史上最无法否认、也是最惨痛的一次失败。在蒙古政权统治中原的这个历史时期,汉民族居于四个民族等级的后两位,其悲惨之命运可想而知。

  其后的朱氏家族曾为汉民族争取到了二百多年的喘息时间,但随着满民族的入关,汉民族不得不又开始面对异族更长时间的统治。这期间我们还忽然发现天下已经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东临汪洋、西至沙海的天下了。此时的天下多了英吉利、美利坚、德意志,还有那个从未被汉民族放在眼中的日本。自1840年起至十九世纪末的十数次屈辱的战争,使汉民族更沦为下等民族中的下等民族。

  这样的一个命运史,怎么可以称为伟大呢?实实在在地说,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很不愿正视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的,因此我们有时故意模糊民族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如以“中华民族”来代替具体的民族称谓。于是乎,汉民族在历史上的失败似乎就无所谓失败了!而仅仅由于汉民族这个种群还未消亡,且从人数上更为壮大了,于是我们便会去把历史上所有的失败全部粉饰成巨大的成功,真是岂有此理!(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地是,我并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民族问题毕竟是一种历史及现实的存在。一个不重视本民族利益的民族或许是慷慨的,但绝不会有尊严!)

  由于地理环境上的相对封闭性,由于统一的中国可以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特殊时期,对于周边民族和国家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棗比如汉武时期、唐太宗时期等,所以我们在潜意识中自然而然的认为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所以我们易自满、易自大、易固步自封。

  与此对照地是,我注意到最近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看法,认为西欧之所以能产生现代政治制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正在于其很早以来以至于今日存在众多国力对等而联系又非常密切的国家。而我国发展之缓慢,则正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交通能力相对允许的地理范围内,缺乏真正具有对等国力而又与我有密切联系的多个国家。纵观历史,我们非常容易地就可以看到,对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君主来说,其最高理想无非就是获得整个中国的统治权,而一旦实现了这一理想,便可以去吟唱“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

  然而,当今天的的交通和通讯都已很发达的时候,当地球变得越来越象一个大村落的时候,我们的这种“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观念是否已有所转变了呢?坦率地说,我看这一观念在我们有些人的心目中仍未改变。它表现在我们仍不能正确地理解西方文化,因而顽固地拒绝它;同时我们又总能在无论什么时候、于无论什么问题上寻找到西方文化的缺陷并对应地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处,这一点颇有神经不正常的味道。

  不知听谁说起或者是在哪本书中看到的,人们对俄罗斯文化有这样一种认识,即淡淡的忧郁!历史悠久的俄罗斯民歌隐含着一种淡淡的忧郁,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作品亦如此;西方宗教其实也是有着十分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的,如启示录所反映的末世论思想;而日本人的百年侵略扩张,只是出于一种对其自身国度处于四海汪洋之中的恐惧,是想追求一块稳定的大陆。而我们中国人、我们汉民族却少有如此忧郁和悲观的思想,虽然我们也有一个进退皆忧的范仲淹,但我们更多地是对“忧天之杞人”的嘲笑,是“地大物博”之类的自得。有人指出,我们汉民族在每次异族入侵后便会有一次伟大的辉煌,但他的理解是异族的剽悍性格对汉民族的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改造。而我则以为那是由于异族的入侵可以唤发起我们汉民族文化中十分衰弱的忧郁情绪,激起我们的竞争心和责任心,可以使我们轻易抛弃“莫谈国事”的信条,高举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重要地是,这样一种情绪的发生又是与世界上一个人数最庞大的民族相结合,所以,在每次异族入侵之后我们的民族便会有一次伟大的辉煌。那么,就请我们在今后及更长的时间里多一点忧郁的情绪,少一点自得的感觉。而将这样一种情绪溶进我们的思维中,便是要少一点浮躁的心态,多一些冷静的思考!

  写作于1997年元月(完)

原载:网易电子刊物《我思故我在》1999-7-28 总第 10 期

  作者:郭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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