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业:何时告别“瞒与骗”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文化就是瞒与骗。我久久地在想:究竟是瞒什么与骗什么呢?又为什么要瞒与骗呢?当然是骗人民,骗老百姓,骗中国人民,也骗世界人民,骗今人,骗古人,更骗后人。瞒什么呢?瞒一切黑暗与亏心的事。

  可不是吗,我们从小就受儒家思想熏陶,就是讲究‘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生者讳,为死者讳,为一切人讳;忌说一切不好的一面,就是对雀鸟,也是讨厌多嘴的无乌鸦而偏爱净说好话的喜雀,认为说了就不吉利了。这不,连阿Q也忌讳光与亮。﹍﹍我们的历史,就是由权势者陇断,由他们定调与编造。我们有许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不少的纪念馆,几乎全都是评功摆好的,全都是光荣与成就,全都是‘世界第一’(有时也不惜迁强附会);到处都有光荣亭,到处都见贞节牌坊;可就是没有如巴老生前盼望的“文革纪念馆”`“反右纪念馆”或几千万同胞沦为饿殍的苦难纪念碑﹍﹍之类的另类纪念物。我们纪念什么多少周年(如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建国六十周年等等),也是尽全力总结成就,而很少容得有半点反思。

  古话中虽有‘良药苦口利于病’之说,但往往是不承认自已有病,这‘讳疾’就‘忌医’,从而由‘恨药’到‘罪药’乃至‘杀药’了,到了疯狂之时甚至会公然拒绝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之类的治疗专制独裁顽疾的良药。

  我们只愿听好的,记好的,把一切不好的都用‘一床锦被遮盖了’,从而对产生它的原因,有关的责任就不必过问,更不用说清算其罪行。这种文化传承根深蒂固,对负面的东西只是一味地避讳之,讲的是:“非礼无勿言,非礼无勿视,非礼无勿听”,这样并没有揭露与批判这“非礼”,更不会有对这“非礼”的反省与忏悔,所以这“非礼”就只好转入地下运行了,在中国除正门外到处都有后门可通,讲的是“争只眼,闭只眼”,只要表面上不说,做什么也可以的(能找个什么美丽的外表掩饰一下更好),这样,一切的“不良”就流行不误了几千年,专制独裁也就存活到今天(更加有个“存在即是合理”一说帮忙)。

  传统文化中缺乏‘反思’,也少有‘反省’与‘忏悔’,更鲜见‘赎罪’之说。持别是对于掌权之人,历史上的什么‘罪已诏’,戏剧中的‘打龙袍’,那都是说来好听的话,是当不得真的,毛泽东当年不就是口头说句“责任在我”轻轻表示一下就了事,何曾认得了真呢。所以,才有这数千来,特别是近百年来,致力于中华前进的仁人志士的鲜血白流,才有历代的“哀之”复“哀之”,就是没有“鉴之”,历史周期率也就这样运行了上千年,‘千年都行秦政治’,直至今日还没有跳出这历史的周期律呢。

  不是吗?现在还崇尚‘假大空’,还是假话流行的时代,人人都是带着面具在生存。这是因为:还常有禁区,陇断新闻,封锁消息,不让大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真像,处处要强调“导向”之事;我们的宪法还有很多的‘有待落实’,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如言论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得不到具体保障;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还只是宣示;对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更是禁区密布,不许说反右,不许记述这上百万的受害者,不许讲文革,不许记住这中华大地的十年大浩劫,不许评议历次政治运动,不许说它们有什么不好,也不许回忆那三千多万饿死的同胞,甚至不许重温夺取政权时那些言之有理的,美丽动人的,曾赚取了千百万人心为之卖命的关于民主、自由、宪政的庄严承诺;对于领导者(个人或集团)的过失则讳莫如深,这就更谈不上追寻历史的是非与清算作恶者的罪行了!这就阻碍了我们的前进,这就距现代化的国家还甚远了。

  我们深知: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生存与走向,受着社会的支配,要靠社会的支很难确立一个真实的社会评价价体系,它所反映的就只能是假像,如泡沫的繁荣,一时的稳定与虚假的和谐啊。

  可是,我们又何时才能告别这瞒与骗的传承?才能唤起人作为人的觉醒?不远了呀,不远了,只要心儿没有老,也许就在明天,也许还有待时日。这就要看在国际大环境下中华大地上的民主与专制的百年斗争的进展情况了,这是瞬息万变的事,但却值得我们去努力,而这揭穿伪装与谎言,让真像曝光,唤醒大众,就是人人可以有所为的事,用它就可以摧毁这专制耐以维持下去的最后的防线。专制是在压力下才会退让的,民主也是在斗争中才得以生成,民主是一步一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民主是自由的保障。只有到了那时,才谈得上真正的中华复兴,才能溶入世界文明。(写于国庆六十周年)

  作者:贺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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