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春:鲁迅与胡适

  我喜欢胡适的平易从容,但我更喜欢鲁迅的孤独勇毅。

  胡适要的是民主,这没错,他喜欢解决问题胜于提倡主义,这也很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孤立隔壁王小二”一样,都是些口号。口号是什么?口号就是主义的表面化、庸俗化最后演成阿Q的精神胜利化。用杜威或者詹姆斯徒弟的理解:它不实用。

  这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怎么来的呢?从唯物与唯心的对立来,从一元或者多元的争辩来,从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信仰危机来?但是实用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都应该从经验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当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时候,满目疮痍的中国让他发现了“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于是他用民主与科学作为武器来“捉鬼”,企盼五鬼灭亡之期,就是中国复兴之日。

  詹姆斯在《多元的宇宙》里说过:“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术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两者之间意味深长的差别来说,经验主义是指用部分解释整体的这种习惯,而理性主义是指用整体来解释部分的这种习惯。”前者比较审慎,而后者比较专断。但是詹姆斯还告诉我们“在像哲学这样的一种学科里,不和人性的原野联系起来,而且只按行规的传统来思考,确实是致命的。”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种哲学表示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性格,因而宇宙的一切定义只是诸多人类性格对于宇宙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反应。”所以,“唯物论的哲学和唯灵论(即唯心)的哲学是两个敌对的类型。这两个类型引起下列结果:唯物论这样解释世界以致把人的灵魂当作是留在世界上的外来过客,而唯灵论(比唯心涵义更广)则坚持与本质亲切而有人性的东西必定围绕残忍的兽性,而且是兽性的基础。”(商务印书馆《多元的世界》作者威廉詹姆斯 译者吴棠)

  所以,詹姆斯所谓带着实用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可以用他要点的第一条简单概括为:一个经验,不论是知觉的或者是概念的,要成为真的,必须与实在相符。(商务印书馆《实用主义》作者威廉詹姆斯 译者陈羽纶 孙瑞禾)

  而这就是我能想到的胡适实用主义的来源,他所有其他的思想(民主,科学等等)都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唯有这一点“经验必须与实在相符”才是他们思想的特质,或者说,整个实用主义的特质。

  这个特质就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时至今日,这五鬼可在,可曾被胡适这个富于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钟馗捉去?

  他们还在,不管是他不负责任的中国大陆,或者他也有点影响的台湾,或者就拿他深受启发的美国,这些鬼尽管没有以前那么猖狂了,但是有些鬼还在,比如说疾病,最早源自非洲的艾滋病就是1981年通过美国的血友病人向世界辐射开来的,当然在民主社会的贫富差距要比专制国家小得多,像贫穷在美国基本上不成问题,疾病呢?也不能因为艾滋这个特例而否定他整个医疗体系的功绩,愚昧程度当然更是不在话下,比起我们的几亿文盲,或者读过书的半文盲,或者自命很能读书不能独立思考的高级文盲,他们要优越得多。当然对科学的过度迷信也是愚昧的一种高级形式。贪污呢?这个根本就无须考虑,除了预算不能公开的国家,贪污只存在一些零星的孤例,好比文献学的孤证,不能对整体学说发出侵蚀肌体的腐化,不足为病。剩下来的只有扰乱了,如果你把黑人的街舞当作一种扰乱,又或者上课的不守纪律但能独立思考当作一种扰乱,那么他们还未能尽善尽美,不过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如果我们希望他们都是一潭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但是在我看来,胡适还有一些不足,这个最大的不足还需要鲁迅为他补足。

  什么呢?重团体而轻个人。

  站在这个角度,鲁迅比他深刻得多。如果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可以导致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与偏执,但是温和而理性的个人主义不但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民主的源泉。

  相对于团体,个人主义更是“第一性”的。一个盛行温和的个人主义,一个把理智的(我是指独立思考)个人主义摆在中庸位置的国家,一定会最终走向民主。但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除了集权以外,还有民主的可能,更有平庸化的可能与趋势。比如美国,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我们说他多样性,意思是他们崇尚个人,我们说他统一,就是他们用法律这根准绳把这种多样性的个人合理的、规范的、有效的纳入到集体健康的统一中。

  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走得更远。物质的充足与身体的健康是幸福人生的前提,但不是全部。因为要想让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与富有创造精神,就必须要走得更远。

  为什么一个社会非要充满活力与富有创造精神呢?物质充足与身体健康不正是生活的目的吗?

  不然,如果没有活力与创造精神,一个社会就会走向停滞,精神就会萎堕,如果没有活力与创造精神,人生就不会有根本的幸福,一切就会慢慢地被厌倦吞噬,这个问题上至总统下至清道夫都要面对,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怎样要一个社会富于活力与创造精神呢?成为一个异议,并拿出一个理由。

  所以,让我们先来考察鲁迅的思想。

  除了他的几封书信,还有几本学说著作,也许还有些古体诗,基本上算是领略过他的《全集》吧,其实我认为要懂鲁迅,对他的全部文学作品(我指《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与论战文章(我指他所有的杂文)读过就行了,就是错,也不会偏颇得很厉害。同时我还要说,精深的辨析与繁密的考订(如当今某些“吃鲁迅饭”的)当然是走进你心灵深处的审慎办法,但如果要了解他的精神实质,而不是非要成为新一代的经院学者与御用专家,读完我所说的那些,应该可以说话了。

  那么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根据在哪里?

  我觉得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他的“个人主义”,而这个主义的形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麻木不仁的背景。这是属于社会历史层面。二,他家庭的变故烙刻下的永恒创伤。这是属于个人心理的层面。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祖父卷入了科举丑闻,导致他的家道败落,这对他的家族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就是他父亲的病,让他饱尝了世态炎凉,老实说江浙虽是读书之乡,但国民性除了一些特殊时刻从来未见大气,所以当一个小孩子突然目睹家道从兴盛到没落的变故时,敏感的心将受到怎样的打击。后来鲁迅放弃传统读书世家的优越而去学“开矿”,去“学医”,实际上是选择一种介于传统读书人清高与市井师爷鄙俗之间的中间路线。但这个路线也可说因祸得福,因为他所有的关于科学与哲学方面所谓“新思想”,都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一方面他从易卜生的戏剧、叔本华尼采的书上,从嵇康等特立独行的人的命运里看到群体与专制对个人的限制甚至伤害,但另一方面,到日本留学接受的新思想又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在绝对的个人孤独之外,还看到一个民族走向强大的必要与充足条件。因此,他陷入了不自知的矛盾,一方面他崇尚个人,极为推崇尼采,鼓吹对陈旧文化的挑战“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对近代文明的抨击(“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及其对未来生活之展望(“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眹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他赞赏尼采“张大个人之人格”,“尊个性扬精神”,(转引于台湾学者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增订新版序”三联版 所引鲁迅文字见其《文化偏至论》),一方面他又对达尔文的阐释者赫胥黎的“物竟天择”、二道贩子暜列汉洛夫的“馬列主義”抱有极大的期待。前者是纯从个人自强着眼,后两者则关乎整个民族的昌盛。因为他深深知道,尽管他对民族的劣根性从来持贬抑的态度(这正是他批判传统的动因),对群体意识从来抱着一种审视与怀疑态度。但是他也深深知道,没有整个民族的复兴。再伟大的个人主义也难以在一个衰颓的国土立足。所以,他呼唤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从他的《呐喊》与《彷徨》等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批判吃人礼教,他批判封建科举,但是即使这样他内心深处还是对群体意识抱着深深的怀疑。像《孤独者》、《药》等小说篇目以及他的散文诗《野草》我们就可细心地发现,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全部文学作品就是他的自述。他在进行没有创造的创造,他从来不善于虚构什么(包括《故事新编》也是旧瓶盛新酒),但他创造了一种重新看待生活的认识。而这,就是从事创造。他融入群体的欲望总会与他强烈的安特莱夫情结发生拉锯般的隐微冲突。他的《朝花夕拾》表层看是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也是他的孤独感的一种回溯式投射。

  但是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对于这一点要么水平不够,要么视而不见。像孙玉石对《野草》的研究据说有了一些突破,但是我从孙郁舒芜包括钱理群这些专家那里从来看不到对之大张旗鼓的强调与讨论。偏偏美国学者孙隆基的那两篇《“世纪末”的鲁迅》以及《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见广西师大2004年5月第1版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却与我多年的朦胧臆想不谋而合,他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系统地梳理了鲁迅一生的思想轨迹,并用许多相当有说服力的论据作为证明。比如说“1936年冯雪峰为《鲁迅短篇小说集》捷克译本写序,涉及鲁迅所受的外国影响,冯基于政治考量强调写实主义对鲁迅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左派奉为大师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看过初稿后把他们两个名字涂掉,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德烈夫(安特莱夫)有些影响。‘“

  为什么他们总是回避鲁迅的个人主义倾向呢?包括他的文学作品里的象征意识,谁都知道是基于政治考量,因为个人主义是专制最大的敌人,一个人是民主分子,但未必是个人主义,但一个人抱着绝对独立的个人立场,他就比“一团和气”的民主走得更远,他超越了民主而走向独创,走向精神的自主,那么他就拥有比一团和气更具超凡意义的价值。

  举个简单例子,从文学上我们就可看到,凡是倾向于绝对个人立场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像波德莱尔、爱伦坡、安特莱夫、萨德、卡萨诺瓦等等就是很鲜明的例子,哲学上则有斯宾诺莎、尼采、叔本华等人,

  何以故?我的见解是凡是比较个人的人,都是孤独的,一方面因为高瞻远瞩而孤独,一方面孤独而更为眼光宏阔与众不同,这就超越了平庸的社会之平庸,

  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永远是专制的敌人民主的同志,但同时民主不能够避免庸俗与市侩,但绝对独立的个人主义就能够避免(只要它推而广之),而且由此形成的和而不同的群体将更具有创造性,因为一个有可能产生喽啰的制度就需要个人的独立与自主去针砭。历史上许多高瞻远瞩的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见《政治学》)与尼采《见其全部著作)都是拥护贵族政体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站在普世立场民主当然是好选择,但如站在创造精神一边,民主未必比推而广之的个人主义(我知道有点二律背反,我知道)占优。老实说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东西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专利。当然,我并非漠视大众要来一个“精神贵族”,其实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有些理想色彩过浓。但什么好的思想不带一些理想色彩呢?(雨果说过,你说诗人是在云端里,可闪电不也是在云端里。)除了功利思想所有的思想都是需要把它悬为一个“鹄的”,来高山仰止不坠青云之志的。

  现在我可以大略总结了。胡适的民主我们要追求,但鲁迅的个人情调我们也要葆有。说实话两者也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在凡是涉及到大多数的公众利益的时候,个人服从群体,要民主;但是在有关私人而并不损害他人的选择中,在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中,我们简直要绝对的个人,特立独行到不给庸俗鄙陋一丁点的机会。

  所以,我们既要胡适,也更需要鲁迅。我知道要想真正地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一点,还有一些具体操作上的困难,比如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兵役制度与个体放任的协调,就是一个难题。但难题不等于就是死结。需要我们开动脑筋来群策群力。

  一个伟人说得好,对于一个具有开创性思想的人物,他有权提出问题而不负责解答。我没有那么自大,因为我只说自己的话,而且也许还不太时髦,也就是落伍得很,有没人愿意听,我是抱着放任自流的态度的。尽管另一方面我也抱着很殷切的期待。

  (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没有详尽展开,有些材料也没有过多的征引。但我的意思应该说的很清楚了,这一点希望有识之士予以原宥与包容。)

  作者:黄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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