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钓鱼式执法远未了局

  上海钓鱼事件以政府道歉暂告一段落,但此事并没有终结,继续向纵深发展。

  寻求法律救济的一方声称受到威胁。11月12号,上海“钓鱼”风波的核心人物之一张晖的妻子收到一封信,写信者自称是钩头,希望张晖撤销对闵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诉讼。信中涉及张晖家人,如果此事属实,则属赤裸裸的威胁。在政府一方,开始针对黑车的大规模执法。11月9日,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宣布,上海自10月29日起展开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黑车”行动以来,已查处违法案件近千起。

  可见,一方面是法律救济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则是道歉不情不愿,并以大规模的行政执法,彰显其打击黑车的合理性。

  撇开法律问题不谈,就市场而言,对于黑车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看不到黑车背后的市场合理性,我们很快会看到黑车泛滥、政府打击、执法部门再次钓鱼、民众再次抗议的治乱之道。

  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黑车之所以泛滥,有两大原因。

  一是公共交通配套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由于城市扩张过快,轨道交通不敷所用,地铁到站仍需短途交通,但几千人的居住区只有一两条到居民区的公共交通,如上海康城小区,十年只有一条主要公交线,居住者抱怨不绝,因此造成黑车供不应求。

  另一个原因就是出租车车价昂贵。以上海黑车泛滥的南汇浦东、闵行等地区而论,都是新发展、人口扩张极快的城市边缘区域,地铁必须与其他短途交通配套,才能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政府固然安排了出租营运点,但新近涨价后出租车起步费要12元,黑车车费起码便宜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天然的价格优势。出租车司机也是受害者,他们既要向出租车公司上交份钱,又要对付上涨的油价,油价上涨导致出租车涨价,使客流量明显减少,对这些规规矩矩的营运者是致命打击。

  与公交车相比,黑车价格稍贵,但可以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出租车虽然能够提供点对点的服务,但与黑车相比在价格上处于劣势——正因为具有如此之高的性价比,使黑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对于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还有户籍要求,这使得外地来沪者无法成为合法的出租车司机,减少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也是黑车泛滥的一大原因。为什么对黑车的钓鱼执法专门瞄准外地牌照的车,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政府给一些行业设置了门槛,或曰“关系国计民生”,或曰“关系国家经济安全”,而现在给出租车行业也设置了门槛,笔者愚钝,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出租车行业会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也像资源领域一样,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想来想去,惟一的理由是,出租车公司过于贪婪,体制过于僵化,食利阶层过多,连司机的微薄利润也不肯放过。

  解决黑车有办法,治本之道就是放开出租车公司的门槛,允许个人司机注册之后合法运营,这是香港等地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如此一来,出租车的营运成本大幅降低,与黑车成本相差无几,也就有了市场的立足之地。政府退出出租车行业的利润分配之外,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问题,才能刨去出租车违法营运之根,也才能真正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

  按照现在的行政举措,是以非市场的手段逼出违法之鱼,而后通过大规模整治抓几条鱼,又制造出诞生更多的违法之鱼的环境,甚至到极端处,以钓鱼式执法“逼良为娼”,突破了社会良知与道德的底线。

  退一步说,即便黑车司机被整治得服服帖帖,由于这些黑车司机生计无着,上海又没有那么多制造工厂解决就业问题。可以断论,黑车没落之日,就是其他违法经营泛滥之时。原因很简单,人总要生存、吃饭啊。所以,我们看到钓鱼、黑车、黑车、钓鱼,没有穷期。就像城管整治小摊贩一样,惟一的好处就是解决了城管的就业问题。

  法律法规的矛盾让很多人困惑,黑车所代表的市场内部的合理性,却被所谓的法规有意的忽视了。如果说合意性是以民生为根本,那么,黑车代表了市场与民生的深层次诉求:他们想获得公平的市场,想获得生存的空间。对于这样的诉求,我们绝不能以地方法规为遮蔽物,刻意漠视民众的需求甚至打压民众的需求。钓鱼式执法的存在,证明这种打压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法规可以与法治内在的精神极端冲突,法律可以在法律的名义下被践踏。

  说得远一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核心是民生。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反复讲了衣、食、住、行是求生存和从事再生产的物资保障,强调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简单的道理,千百年不变。面对市场,别忘民生艰辛。只有黑车有渠道变成“白车”,才能彻底杜绝黑车。

  注:曾与黑车司机聊过,外地小伙子,买了一辆低价车载客。最近打算卖车,因为成本太高,拉不来活,养不起车。另一个原因是打算蜇伏一段时间。大概是打击如此猛烈,让他难以消受。

  2009-11-15 南方都市报

  作者: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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