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与分化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内地知识分子要重建自信与尊严,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就必须首先跨越“入世”“入仕”和“入时”三道门槛。当然,这三道门槛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的。知识分子对这三道门槛的选择性跨越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

  知识分子的三道门槛

  (一) “出世做人”与“入世做事”

  朱光潜先生倡导“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后人简称为“出世做人,入世做事”。无论何人,只有妥善处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结合。这就要求我们先做人后做事,人品与学品兼修,秉持“出世之心、入世之情”。

  张岂之教授认为,“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从实用哲学看,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一个人只有关心世人、关注世事,敢于直面社会、直面人生,才能赢得世人的重视与尊重。从世俗的角度看,一个不愿或不善关心别人的人怎会赢得别人的关心、关注呢?

  遗憾的是,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言行不一、道貌岸然者比比皆是。某教授曾撰文大谈知识分子的“学品”建设,可笔者却遗憾地发现,他本人不过是个自私刻薄的小人。某硕导为争取担任某期刊之“特约编委”,曾厚颜无耻地自我吹捧,并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可在该刊停办、失去利用价值后,他又以正人君子自居反唇相讥。事实上,那些在台上高谈阔论、发号施令的,更不乏欺上瞒下、道德败坏的伪君子。笔者已在中国的高校里生活了23个春秋,此等卑鄙龌龊的小人见得多了!

  2005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海南大学演讲时呼吁:政府和社会应像重视自然科学那样重视人文社会学科。而笔者认为,只有直面现实中的重大敏感问题,只有能够解决“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以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必须努力提升自己的“问题”意识,努力提高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御用文人”与“草根学者”

  “学而优则仕”是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官本位”变本加厉的当今时代更成为广大学子的奋斗目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消息,截至10月24日24时,共有13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的资格审查,根据以往经验,预计2010年将有100万人确认参加考试。

  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纪显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就一定要当官,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举例说明,“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对此,民间表述得更通俗更深刻:“不入仕,就不入时、不入流、不入门、不入道,也就不入席。”可以说,official worship(或者official-orientated)已经成为考察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重要指标之一。个中缘由十分简单,无需笔者赘言。

  国际上有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效果明显。国内李广良博士感慨:

  “为什么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其表现与此前迥然不同?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性的转向,不但表现在外在的政治行为上,而且表现在内在的思想学问上;不但表现在人文科学家身上,而且表现在自然科学家身上;不但表现在普通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表现在一流知识分子身上。从话语到行为、从个人到群体、从思想到信仰,如此彻底决绝的转变,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事实上,中国政府为巩固其合法性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入手,强力收编知识分子。新浪网《唐唐的BLOG》中有文章1指出:“虚伪、虚假、无耻、冷漠、恐惧、无望、绝望,渗透和笼罩了这个时代的知识人。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价值颠倒、人性沦丧和人格分裂,一些既得利益者为自己的‘精神分裂’而沾沾自喜。”作者直言,中国“学术腐败盛行,……,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上市圈钱、与民争利……。”

  这篇文章进一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蜕变的深层原因:“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上的无数问题已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问题情结,积重难返,它深刻地影响和渗透进作为个体的人的灵魂,压抑和恐惧笼罩了国人的心灵。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生存处境的尴尬和权力的专横和残暴。”

  既然环绕权力中心便可获得更多直接和间接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那么,愿意或者敢于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就少而又少了。不过,随着“极不平凡”的2008年的逝去,笔者欣喜地发现,来自体制内外知识界“独立”的声音有所增加。他们探索真理,启迪民智;他们探求真相,扶弱济困。他们是战斗在边缘地带的游击智士,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希望所在!

  3. “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

  在2008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届学术交流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表示,“我们的学术论文引用率低,就像粮食烂在仓库里,没有人发现。”在此前后,不少学者分析过中国论文引用率的原因。在传播学领域,笔者认为,论文作者学术视野狭窄、理论与方法落后、课题滞后、脱离现实、闭门造车,是主要原因。

  传播学传入中国已经二、三十多年,但至今还停留在引介阶段。中国高校使用人数较多的传播学教材是郭庆光先生1999年11月出版的。考虑到学术成果的引进周期,估计该教材介绍的国外传播学成果应该在1998年前。国内出版的传播学学术论文,理论水平与实战价值也都亟待提高。

  中国内地学者往往缺少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与能力,自然也就无法有效指导社会实践。而台湾、香港的学者不仅具有较强的媒介使用权(right to access media),而且拥有较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具有在广阔的社会空间内实践其学术成果的环境与能量。当然,最近几年,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中国学者也在明显增加。这让笔者稍感欣慰。

  列宁(Lenin, Vladimir Ilich)的组织理论(Theory of Organization)指出,“先知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们试图促使“大众”进一步觉醒,以推动社会变革。但是,“大众”的觉悟却只能在“亲身经历”中逐步提高。只有加以时日,或借助策略性的触动,“大众”的觉悟才能升华到“先知者”期待的水平。而在这个过程中,“先知者”必须强化和“大众”的联系,并赢得“大众”的认可。

  人类历史表明,任何社会运动都是在精英的策动下完成的,而目前的中国尚缺乏这类能够带领民众完成改革大业的领军人物。这类缺乏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就质量而言,中国的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亟需提升其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感,亟需先进政治理论、传播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Theories of Change)的指导。

  目前的中国还缺乏足够的“力量集结点”。没有高度组织化的、深受大众支持的社会网络,中国的社会变革就很难有效推进。为此,一方面各界精英人士要利用体制内外的各种渠道促使政府降低非政府组织的成立门槛,另一方面要协助现有非政府组织加强能力建设。

  二、中国的四类学者

  按照平行分类法,我把中国内地学者分成四大类,并按其数量众寡介绍如下。第一类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此类学者人数多,成果多,影响大。第二类学者视“学而优则仕”为金科玉律,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以获得政治头衔为荣。此类学者最得官方喜爱。第三类学者以批评中国政府为己任。遗憾的是,其中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媒体的宠儿。第四类学者不仅严词批评中国时政,而且反对全盘西化。这类学者里外不讨好,中国媒体和西方媒体都拒绝为其提供言论平台。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June T. Dreyer注意到,中国的“新传统主义”人士反对全盘西化;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在国外留学,对西方社会并不完全认同。笔者注意到,越是对西方社会有亲身体验的学者就越强调对西方新闻制度的扬弃,而越是对国内现行体制不满的人(其中大多缺乏对西方社会的直接观察)就越迷信西方新闻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把国人与外部信息网络隔绝开来未必就能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反之,将国人充分暴露在西方社会制度和媒介环境中也未必就会危害中国的稳定与发展。

  在中国大汶河污染问题上,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立场与态度迥异。大汶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主体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境内。曾经清澈见底的大汶河已于约20年前遭到严重污染,现在已经臭不可闻。因河两岸的地下水已被污染,村民们只能自掏腰包买水喝。不仅如此,由于河水污染,两岸居民患癌症者剧增。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我国水污染形势严峻,催生数“癌症村”》一文,列举了国内的六个“癌症村”。山东省肥城市的肖家店村便是其中之一。2005年6月22日,CCTV《经济半小时》曾以“揭密山东肥城肖家店死亡名单,污染导致癌症蔓延”为题专题报道。

  从上述笔者的亲身经历可以看出,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不同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从动力学上分析,要动员更多知识分子投身中国社会变革中来,就必须改造中国目前的利益分配机制,促使知识分子为了保障、扩大个人利益而改变立场或策略。事实上,独立媒体和独立学者在这方面拥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完全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足以打破并重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联盟。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现状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现状比上文所述复杂得多。这主要表现在:

  一、知识分子大都是不同立场的混合体,而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立场单一的社会个体。在现实生活下,知识分子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生存计,难免会成为复杂的多面体。即使再伟大的英雄也会有私心杂念,只是有时不为人察觉或者可以不必细究而已。那些为学术而学术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充足保障的前提下存在着。

  二、知识分子大都是摇摆不居的复杂体,而不可能是立场坚定、信仰如一的得道高僧。即便是“纯”知识分子,也会在新的诱惑下产生新的欲望,只是他们在投资收益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支配下,在审视自身的资源、预测必须的成本后,再次选择了维持现状。事实上,他们总是在新的诱惑下不断地进行新一轮评估,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总有一天,当确信必要的冒险可以接受时,他们会选择改变。

  三、知识分子大都是策略大师、太极高手,而不可能把自己的真实面目、真实思想毫无保留地示人。林语堂说,中华民族“善谋自存”。智谋文化直接影响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梁漱溟认为,中华民族不仅“自私自利”,而且具有“坚韧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之特性。笔者发现,那些批评中国时政者往往具有不同的动机:有的是为捍卫真理与信仰,是一种本能的流露;有的却是为了吸引国内外舆论关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营销策略。

  从宏观角度考量,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断分化是适应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那种单纯依赖物质刺激和精神吸引来改造、控制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大规模的、集体性的转向”是中国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力量长期搏弈的结果。只有洞悉知识分子不断变化的内在需求,全面了解社会生态的巨大变化,才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具体表现和实际功能。

  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12月号

  作者:毕研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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